陳夢家死後，北京大學教授、詩歌評論家謝冕說道：「每一個詩的季節里都有它的時尚和流俗，做一個既能傳達那時代的脈搏，而又能卓然自立地發出自己的聲音的詩人是困難的。慣性力圖裹脅所有的詩人用一種方式和共同的姿態發言，這對天才便意味著傷害；而天才一旦試圖反抗那秩序，悲劇幾乎毫無例外地便要發生。」謝冕說這話的時候，心中想著陳夢家，具體所指卻是與陳夢家經歷、命運相似且友善的另外一個詩人的悲劇。這個詩人的名字叫——穆旦。
穆旦，原名查良錚，出身浙江海寧查氏家族，生於天津。海寧查氏原籍安徽婺源，系出春秋查子，以地為氏。元至正十七年（1357年），查瑜因避兵亂遷居海寧袁花鎮創業持家，漸逐發達。至明代已創立顯業，為江南名門望族，家道中興幾百年不衰。自第三世，分南、北、小等三支，明中期至清以來屬著名「文宦之家」。明代查約、查秉彝、查繼佐，清代查慎行、查嗣僳、查升、查揆等著名文人學者，皆出於該家族。清康熙皇帝南巡時，在其宗祠外門聯上御賜「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以示褒獎。及近現代著名人士查人偉、查猛濟、查濟民、查良釗、查良鑑、查良銳、查良銘、查良鍾、查良錚、查良鏞等均為其族人。就學術界小圈子而言，查良釗的人格、學問受到普遍尊重，這與他早年畢業於芝加哥大學與哥倫比亞大學併兼任全美中國學生會執行幹事長，1921年11月曾率領在美學生與國內民眾團體和海外華僑相呼應，支援參加「華盛頓會議」的中國代表團而名聲大振有關。亦與其回國後歷任河南大學校長、西南聯大訓導長、抗戰勝利後任昆明師範學院院長，國共翻盤後出任台灣大學教授、訓導長兼台大僑生輔導委員會主任委員長達二十年等一系列學政兩界的職位有關。但這一切並不是主要的，重要的還在於查氏本人既懂教育又重視教育，且在自己的職位上，特別是西南聯大後期亂象叢生的艱難歲月里，處事穩重，無私無畏的精神與人格力量讓世人敬佩。查良釗的精神和事功，稱得上是西南聯大常委們所依仗，在維持學校紀律和教學研究八年中長盛不衰的中流砥柱。
但就世俗社會的名氣而言，海內外華人知道更多的當然是後來名滿天下的武俠小說作家金庸（查良鏞）。穆旦與查良釗、金庸皆為同族的叔伯兄弟，按家族輩分排行，皆為「良」字輩，名字都帶金字旁。後來查良錚與查良鏞一個成了著名詩人，一個成了名滿天下的小說家，又都起了個頗有講究的筆名。查良錚拆「查」字為木旦——穆旦；查良鏞，拆「鏞」為金庸。金庸的母親是徐志摩的堂妹，徐與這對同族的查氏兄弟屬於沾親帶故的小同鄉。金庸在1975年出版的《書劍恩仇錄》後記中寫道：「我是浙江海寧人。……海寧在清朝時屬於杭州府，是個濱海小縣，只以海潮出名。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國維、蔣百里、徐志摩等，他們的性格中都有一些憂鬱色調和悲劇意味，也都帶著幾分不合時宜的執拗。……但海寧不出武人，即使是軍事家蔣百里，也只會講武，不會動武。」金庸其說，大體不差，無論是王、蔣、徐乃至穆旦的人生，皆充滿了悲劇意味。就人生的瀟洒超脫而言，可能只有金大俠在亂世中左右逢源，為海寧的「俠之大者」，無論是性格與人生際遇都沒有前幾位耆宿名流那樣憂鬱與悲涼。
1935年7月，18歲的穆旦自天津南開中學高中部考入清華大學外國語言文學系，進校不久開始詩歌創作，並有《更夫》、《玫瑰的故事》、《流浪人》、《古牆》等陸續發表於《清華周刊》、北平《文學》等刊物，署名「慕旦」。此時的穆旦在校園和北方詩壇漸漸有了一些名氣，如他的同窗好友王佐良在回憶《穆旦是怎樣形成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我們是同班。從南方去的我注意到這位瘦瘦的北方青年——其實他的祖籍是浙江海寧——在寫詩，雪萊式的浪漫派的詩，有著強烈的抒情氣質，但也發泄著對現實的不滿。」而「作為四十年代中國現代派詩的『探險者』，與五六十年代英、俄浪漫派詩翻譯的集大成者，兩種藝術風格集於一身，其緣由從署名『慕旦』的校園詩中已見端倪」。短短的兩年清華園生活，對穆旦詩歌創作確是起到了一個破冰導航的作用。
1937年抗戰爆發，穆旦於這年10月隨清華師生長途跋涉到長沙臨時大學暫設于衡山的文學院繼續就讀。除葉公超、吳宓等中國老師予以指導，英籍講師威廉·燕卜蓀（WilliamEmpson）的「當代英詩」課亦在此時開始講授，燕卜蓀（南按：其人自名燕謀格）的教學方法與內容，對雲集於外文系的一批青年才俊如查良錚、周珏良、王佐良、趙瑞蕻、李賦寧、許國璋等人；是一個真切感受外國詩人作品與性情的極好機會。只是開課不久，師生又要向昆明遷徙。穆旦打點行裝走出蕭條冷寂的衡山，跟隨聞一多、曾昭掄等師生組成的「湘黔滇步行團」，開始了「世界教育史上艱辛而具有偉大意義的長征」。在橫貫湘、黔、滇三省，跋涉三千里到達雲南昆明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的沿途，風華正茂的穆旦懷揣一本小型英漢詞典，一邊行軍一邊背單詞及例句，到晚上，背熟了，便別出心裁地仿照據說是一位外國詩人的樣子，把背過的一頁頁撕去丟掉，為行走過的土地留下一份富有詩意的浪漫紀念。而當到達目的地昆明的時候，那本詞典也就所剩無幾了。
三千里的行軍是艱苦和單調的，除了背誦英語單詞，穆旦沒有忘記對周圍事物與風土人情的體察。祖國土地的遼闊，高山峽谷的神奇壯美，以及人民生活的苦難與堅強不屈的精神，都在他的心靈深處打下了烙印並激發出創作的靈性，許多優秀詩篇在血脈賁張、激情閃爍的某個上午或某個夜晚，隨著筆端傾瀉而出。只是，詩人的情感與詩的內容、風格，較之清華園時代已有了轉變，正如王佐良所言：「我發現良錚的詩風變了。他是從長沙步行到昆明的，看到了中國內地的真相，這就比我們另外一些走海道的同學更有現實感。他的詩里有了一點泥土氣，語言也硬朗起來。」如根據遷徙路上所見一幕幕場景和風土人情寫就的著名詩篇《出發》中，穆旦這樣寫道：
在軍山鋪，孩子們坐在陰暗的高門檻上曬著太陽，從來不想起他們的命運……在太子廟，枯瘦的黃牛翻起泥土和糞香，背上飛過雙蝴蝶躲進了開花的菜田……在石門橋，在桃源，在鄭家驛，在毛家溪……我們宿營地里住著廣大的中國的人民，在一個節日里，他們流著汗掙扎，繁殖！
我們有不同的夢，濃霧似地覆蓋在沅江上，而每日每夜，沅江是一條明亮的道路，不盡的滔滔的感情，伸在土地里紮根！
喲，痛苦的黎明！讓我們起來，讓我們走過濃密的桐樹，馬尾松，豐富的丘陵地帶，歡呼著又沉默著，奔跑在江水的兩旁。
西南聯大文學院暫設蒙自期間，穆旦成為創辦「南湖詩社」的骨幹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其間，受朱自清、聞一多、吳宓、葉公超、馮至、卞之琳，特別是英籍的威廉·燕卜蓀等一大批著名教授、詩人指導和影響，穆旦開始大量閱讀艾略特、奧登等外國詩人的作品，系統地接觸英國現代詩歌和詩歌理論，找到了「當代的敏感」與眼下的現實相結合的道路，詩歌創作質量發生了飛躍式提升。對於這段經歷和詩歌藝術上的變化，謝冕曾作過這樣一段評論：「若把『五四』時期的北京大學喻為『中國新詩的搖籃』，則此時的西南聯大同樣可以比喻為振興並發展中國現代詩的新墾地。一批青年學生，在中外名師的指導下，再一次迸發了建設中國新詩的熱情。穆旦是其中最積極、最活躍、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據有關材料介紹，他也就是在這裡對葉芝、艾略特、奧登甚至對狄蘭·托馬斯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在大師的影響下，由於包括穆旦在內的一批青年詩人的投入，中國新詩史掀開了值得紀念的新頁。」謝冕不愧是中國一流的現代詩歌理論家，他能在燦爛的中國詩歌星河中，找到穆旦這顆星的位置並將其誕生的背景與緣由一同托出，給予一個歷史的恰當定位，並作了「穆旦這樣在不長的一生中留下可紀念的甚至值得自豪的足跡的詩人不會很多」的預言，實在是滔滔世俗社會與紛亂的詩歌評論界罕有其匹的真知灼見。1940年，穆旦由西南聯大外文系畢業後留校任助教。其間他的族兄查良釗正出任西南聯大師範學院教授兼聯大訓導長，後人每提及查良錚，往往與長他21歲的查良釗混淆。其實在聯大時查良錚僅是一名學生和年輕的青年助教而已，在大師如林的教授隊伍中沒有地位，至少遠沒有他的族兄查良釗引人矚目，如果翻一翻那個時期的梅貽琦日記，查良釗的名字不斷出現並有若干細節記錄在案。此時查良錚只是以穆旦為筆名所寫的詩歌在校園學生和部分愛好詩歌的青年中間聞名。在隨後的幾年裡，作為受西方詩歌理論影響頗深的詩人穆旦，於香港的《大公報》文藝副刊和昆明的《文聚》等報刊，又連續發表了《合唱》《防空洞里的抒情詩》《從空虛到充實》《讚美》《詩八首》等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從而引起世人更廣泛的關注。這一時期，中國抗戰已進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