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季，陳夢家因在「大鳴大放」中「大放厥詞」，「向党進行了惡毒的進攻」，並對「新中國的一切事物，極盡歪曲、誣衊、謾罵之能事」、「對文字改革惡毒攻擊」，並且公開發表《慎重一點「改革」漢字》的類似三聚氰胺一樣的劇毒殺傷劑，反對廢除具有中華民族優秀傳統的正體字實行另類簡化的邪體字，且放言邪不壓正，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是你們這群不學無術的流氓無產者殺不盡、滅不絕的，等等狂言。當運動一來，就被早已虎視眈眈的當權者輕易而舉地抓住小辮子，立即扭倒在地，打成了「右派分子」。當此之時，陳夢家的《西周銅器斷代》剛剛在考古所主辦的《考古學報》連載不到一半，由於戴上了「右派分子」鋼盔，正在撰寫的文章被「腰斬」，後半部再無下文，成了當年黃侃老夫子調侃胡適的「太監」或「著作監」。陳夢家費盡心血在國外搜集整理、已經編成的北歐、美國和加拿大《中國銅器綜錄》三集，美國部分已經三校被迫中斷出版，另二集則未能編定發稿。
一陣狂風暴雨伴隨政治高層迭次降下的道道限令金牌，陳氏從人生事業的頂峰一下墜入谷底。歷史和現實給予他的，不再是鮮花美酒與歡慶的掌聲，而是來自四面八方的明槍暗箭。中科院領導者趁勢糾集學術界，特別是考古所和人文學科單位的人員，集中炮火對陳氏展開口誅筆伐。據時已轉入中科院歷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的胡厚宣（南按：胡福林，抗戰勝利後由齊魯大學轉復旦大學，後轉歷史所專門弄甲骨文編撰事宜）回憶，陳夢家購了房子，又收集眾多珍貴的明代傢具，還不知輕重地邀請一些同行到家中觀賞，結果更加重了一些人的嫉妒心，有的人甚至恨得牙根痒痒，但他渾然不覺，結果終於釀成了人生一大悲劇［南按：20世紀90年代末，由上海博物館收藏陳夢家生前收集明代傢具26件，這批傢具成為研究明代社會的重要物證。為此，上海博物館支付陳夢家、趙蘿蕤財產繼承人（他們沒有子女）人民幣高達8位數］。
關於此點，胡厚宣所言甚是。早年畢業於燕京大學，後成為著名文物收藏家的王世襄在《懷念夢家》一文中說道：「夢家比我大三歲。1934年我考入燕京大學，他已是攻讀容庚教授古文字學的研究生。他非常用功，而我則是一個玩得天昏地黑、業荒於嬉的頑皮學生。……那時和陳夢家先生，都在搜集明式傢具，有了共同興趣。……我以廉價買到一對鐵力木官帽椅，夢家說：『你簡直是白揀，應該送給我！』端起一把來要走。我說：『白揀也不能送給你。』又搶了回來。夢家買到一具明黃花梨五足圓香幾，我愛極了。我說：『你多少錢買的，加十倍讓給我。』抱起來想奪門而出。夢家說：『加一百倍也不行！』……夢家此時已有鴻篇巨著問世，稿酬收入比我多，可以買我買不起的傢具。例如那對明紫檀直欞架格，在魯班館南口路東的傢具店裡擺了一兩年，我去看過多次，力不能致，終為夢家所得。但我不像他那樣把大量的精力傾注於學術研究中，經常騎輛破車，叩故家門，逛鬼市攤，不惜費工夫，所以能買到夢家未能見到的東西。」
與陳夢家夫婦既是前後同學，又是鄰居加好友的王世襄乃世家子弟，家底不薄，面對一件羨慕已久的明紫檀直欞架格而終未得手，就一般知識分子，特別是從農村進城的知識分子而言，當是連想都不敢想的事，唯一能做的就是干瞪著眼以既羨又妒的心情，或者是兩眼噴著莫名的火焰，前往「夢甲室」觀賞這種名流雅士的快樂生活了。陳夢家之幼稚和不知輕重如此，竟在一幫寒士儒生面前顯財露富，自然是「群眾很生氣，後果很嚴重」。再加上陳夢家不時顯出幾分狂妄不羈，不顧政治風向而發表時論等，所有這一切，在陰謀或「陽謀」家設置的層層溝壑與陷阱中，倒大霉、吃大虧自是一種必然。結果「反右」風浪一起，沉重的黑色「鋼盔」就落到了他的頭上。
另據胡厚宣說，當時上邊明確指示手下人員對陳夢家展開批判，胡氏本人和同所的歷史學家張政烺也接到指令，但胡、張二人覺得陳氏確實有文人的毛病與不良習氣，也有些討厭，但這些毛病和研究工作不相衝突，何況平時發表言論也是出於一種對黨對國家對學術的摯誠，沒有什麼大不了的，遂明確表示不幹這種損人不利己的缺德事。胡、張二人打了退堂鼓，被視為思想落後分子晾在一邊。許多思想先進的革命學者卻挺身而出，沖入陣前。於是，槍炮之聲響了起來。中科院歷史研究所的一位青年李學勤很快弄出《評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一文，對給陳氏帶來巨大聲名與金錢的甲骨學史上里程碑式的巨著，毫不含糊地進行了批駁，謂該書「較少新義」，「最主要的缺點是作者對殷代社會性質及其發展途徑沒有明確的認識，因而書中只羅列了龐雜的現象，不能提高到理論的階段，同時對若干現象也不能有滿意的解釋。這和馬列主義的歷史科學相距是很遠的」云云。同時批評陳夢家又「誤以四方名為『四方帝』，並毫無根據地與東周以後由五行說產生的五方帝比附。這一章節對殷代宗教的本質也沒有理論的敘述……」
李學勤於1951年清華大學肆業後，進入北京圖書館跟隨曾毅公綴合甲骨，後又到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協助陳夢家整理甲骨文資料，雖屬臨時性質，與陳夢家算不上親近的師徒關係，畢竟有一段工作的緣分。陳夢家已倒了霉運，但李學勤無論是資歷還是和陳的關係，在槍聲剛剛響起之時，都不便出手太重、太狠，更不宜進廟瀆神，佛頭著糞，只從令人為之眼紅心熱的根源，或者禍端——《殷墟卜辭綜述》這部大著進行釜底抽薪式的修理，既表示了政治立場，又彰顯其學問之能，可謂一舉兩得，或曰一箭雙鵰。但是，李氏這一做法，上層的頭頭們似乎並不滿意，即在學術界人士看來，李氏的批判文章，似有底氣不足，獨自一人躲在亂糟糟的人群中嘰嘰咕咕發牢騷和自說自話的感覺。這種威力與設想中的效果還有不小的一段距離。高層領導在幾個學術界大內高手的指點下，經過一番分析認為：李學勤無論是資歷、學問還是地位，都還不足以與陳夢家這樣的名流大腕對話，更談不上對陣交鋒，若繼續下去，很有可能給不明真相的群眾一種《史記》多次記載的「弒君弒父」的誤解。同時，這樣的打擊力度，顯然不能一鳴驚人，一槍擊中要害，令狂傲不羈的陳夢家趴在地下動彈不得。要想把已戴上「右派」鋼盔的陳夢家打趴在地，必須採取以大腕對大腕、以名流對名流、以狂傲對狂傲的戰略戰術實施攻擊。倘如是，陳夢家休矣。
中科院領導者們聽從了幾個大內高手的獻計，迅速調兵遣將，組織重量級選手書寫批判文章，向夢家發出大規模攻擊。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潘梓年、劉導生等輩具體組織、指揮下，時在科學教育界赫赫有名的羅常培、翦伯贊、唐蘭、夏鼐等人，連同考古所的一些人紛紛站出來向陳夢家開火。夏鼐在《人民日報》公開撰文指斥道：「右派分子是反社會主義的，是反黨的領導的。他們說黨不能領導科學。他們要取消黨的領導，要黨員領導同志『下台』。『考古學家』陳夢家對訪問他的記者說：『事實上像考古所這樣技術性較強的部門，如果沒有黨員專家，讓非黨員專家來領導也是可以的。……希望經過這次整風，能夠對黨員領導同志作一次調整。有些人地不相宜，有些人兼職過多，有些人是掛名的，都可以考慮調整。」
時在全國科教界頗有影響的《考古通訊》，以編輯部的名義發表了《斥右派分子陳夢家》一文，從多側面、全方位對陳夢家進行了措辭激烈並帶有謾罵性質的口誅筆伐，謂「陳夢家和其他右派分子一樣，首先反對黨的領導。他明目張胆地要科學院的黨下台。他醜化領導全國科學事業的科學院，把它描繪成一個官氣十足的衙門。他把創造科學研究工作條件的一切工作人員說成是些『大大小小的官』，要『讓他們到做官的地方去做官吧，別在科學研究機關』……他狂妄地認為黨中央領導同志的報告是『宣教』，覺得太長了，不願去聽。他把人民廣播電台說成是『宣傳教條主義的地方』，廣播出來的都是『教條腔』。他詆毀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而對當時反黨的右派報紙文匯報卻大加讚賞。……在整風期間，他挑撥副所長夏鼐和尹達同志的關係。他在考古所的一次座談會上逼問夏鼐副所長，『你是否有職無權』。」從夏鼐與《考古通訊》編輯部發表的文章看，除了指斥陳夢家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等罪狀之外，一個重要的內容是揭露陳夢家對科學院和考古所當權者的不滿。陳夢家所說的「兼職過多」，自是指郭沫若與鄭振鐸，而以後者為甚。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率領中國文化代表團一行十六人，取道蘇聯前往阿富汗和阿拉伯聯合共和國友好訪問途中，在蘇聯楚瓦什蘇維埃自治共和國的卡納什地區，飛機失事，全體人員遇難。當時的中共媒體作了如下報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委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文學藝術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