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郭沫若為首的中國科學院高層，沒法勸說陳寅恪北返，范文瀾找到陳寅恪早年的弟子、時為清華大學教授的周一良寫信給陳氏代自己表示致意，但陳沒有任何反應。後來陳寅恪寄給周一良幾首詩，並囑轉致陳的好友，也是周的恩師鄧文如（之誠）教授。其中有一首作於1951年的《文章》，詩曰：
八股文章試貼詩，宗朱頌聖有成規。
白頭宮女哈哈笑，眉樣如今又入時。
另一錄稿最後二句為：「白頭學究心私喜，眉樣當年又入時。」
陳詩第一句，喻當時知識分子做文章，像古代士子必頌孔子、朱熹等聖人之言一樣，紛紛撰寫官樣化的文章。第二句「宗朱」之「朱」，喻新政權或中共領導人，知識分子所撰寫的文章，離不開馬、恩、列、斯、毛的語錄。「白頭宮女」或「白頭學究」當是陳氏自況。最後一句或指歌功頌德「新八股」又成為一種時髦遍及學界。因了這一喻意，鄧之誠看後，對周一良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這是陳先生的謗詩啊！」後來此詩在社會上傳開，中山大學歷史系副主任、陳寅恪的弟子金應熙於1957年稱此詩是「譏諷馬克思主義」，而北京高層得聞此詩更是震怒，從而引發了1958年對陳寅恪的猛烈批判。這是後話。
且說正在中國科學院領導者們為如何勸陳寅恪北返絞盡腦汁又總是不得要領時，正在北京馬列學院學習的汪篯得此消息，感到藉此表現一下對黨忠誠的機會來臨，遂主動請纓，欲充當南下勸說的「使者」。這個請求讓左右為難的郭沫若等人大為驚喜，當即表示准予此行。於是，在馬克思主義史學領域嶄露頭角、風頭正健的「明星」汪篯，作為「特命全權大使」，懷揣郭沫若與李四光親筆書寫的兩封沉甸甸的手諭，帶著滿腔的熱情和志在必得的信念，於1953年11月中旬踏上了南下的旅程。對於此次南行，汪篯信心十足，曾對勸其小心謹慎的周一良放言：「我這個老學生去請他來，一定請得動。」周一良聽罷，頗不以為然，勸汪「不要太樂觀」，結果未出所料。
汪篯於11月21日抵達廣州後，仍像五年前在清華園一樣，毫不見外地直接住進了陳寅恪家中。此時，隨著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原是教會學校的嶺南大學已與中山大學合併，確切地說是被中山大學吞掉。當年引薦陳寅恪的嶺南大學校長陳序經被降為普通教授，中大的人員進駐嶺南大學校園並成為主政者，陳寅恪一家搬入嶺大校園的康樂園一號二層小樓上層居住，汪篯到來即住康樂園一號樓陳家。
只是此時的中山大學已不是清華園，陳寅恪和汪篯無論是思想還是對社會的看法和觀念，都與五年前大不相同了。年輕氣盛、不明就裡的汪篯在陳宅住下後，沒有意識到無論是從輩分、地位都不足以與陳寅恪展開正式對話的資格，在如此重大問題上冒冒失失地前來充當所謂的「使者」，這是何等的不自量力與糊塗。而更致命的是，據說，汪篯在與陳氏的交談中，以中央組織人事部門的架勢，用剛剛在馬列學院武裝起來的革命者頭腦，以「黨員的口吻」、「教育開導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向陳寅恪進行嚴肅的談話。此舉令陳氏勃然大怒，竟脫口說出了「你不是我的學生，給我滾出去！」的激憤之語。遭此當頭棒喝，汪篯才驀然意識到大事不好，於驚愕惶恐中頭腦稍微清醒。但師徒既已反目，挽回似無可能，汪氏只好灰頭土臉地搬出陳宅到中大招待所暫住。
後來的幾天，儘管汪篯又做過許多亡羊補牢式的努力，但陳寅恪總不釋然。當然，陳氏的激憤其實並不針對汪篯本人，而是對郭沫若或更大的社會政治集團背景和氛圍，冒失的汪篯只是做了個出氣筒而已。在汪篯竭力挽救、斡旋下，12月1日上午，陳寅恪與汪篯做了一次正式長談，算是汪氏離開廣州對北京方面的正式答覆。汪篯對這個「答覆」做了詳細記錄。陳寅恪說：「我的思想，我的主張完全見於我所寫的王國維紀念碑中……我認為研究學術，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獨立的精神。所以我說『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俗諦』在當時即指三民主義而言。必須脫掉『俗諦之桎梏』，真理才能發揮，受『俗諦之桎梏』，沒有自由思想，沒有獨立精神，即不能發揚真理，即不能研究學術。」又說：「我決不反對現在政權，在宣統三年時就在瑞士讀過《資本論》原文。但我認為不能先存馬列主義的見解，再研究學術。我要請的人，要帶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獨立精神。不是這樣，即不是我的學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現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學生了，所有周一良也好，王永興也好，從我之說即是我的學生，否則即不是。將來我要帶徒弟，也是如此。」接下來，陳寅恪向北京方面的郭沫若等人提出了兩條要求：
第一條：「允許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馬列主義，並不學習政治」。特彆強調「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
第二條：「請毛公或劉公給一允許證明書，以作擋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當局，劉少奇是黨的最高負責人。我認為最高當局也應和我有同樣看法，應從我之說。否則，就談不到學術研究。」
最後，陳寅恪把矛頭轉向郭沫若本人，並對汪篯談到了自己的思想早已刻在了清華園王國維紀念碑中。陳說：
你要把我的意見不多也不少地帶到科學院。碑文你帶去給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王國維詩。碑是否還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請郭沫若做，也許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專家，是「四堂」之一，也許更懂得王國維的學說。那麼我就做韓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作詩，他就做李商隱也很好。我的碑文已流傳出去，不會湮沒。
以上談話，顯然透出陳寅恪對郭沫若等搞的那一套「馬列主義新史學」和范文瀾等所謂「新史學大師」們的新理論以及所謂「史學」極大不滿，也是陳寅恪在極度的心理壓抑和精神苦悶中，一次被意外扭開關閉的龍頭後的總爆發，內中透出極大的憤慨與悲鳴。當心中的憂憤之氣發泄之後，陳氏又贈與汪篯幾首詩，其中最關鍵和重要的一首是《答北客》：
多謝相知築菟裘，可憐無蟹有監州。
柳家既負元和腳，不採蘋花即自由。
追隨陳寅恪有年的汪篯，對詩中的用典和喻意當比其他人更能心領神會。菟裘，地名，在今山東泗水縣境。典出《左傳》隱公十一年：「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後指退隱養老的居處。陳詩喻指中古史研究所所長的職位。監州，宋代官名，典出歐陽修《歸田錄》卷二。此處指北京的政治空氣令人窒息，學術異化，淪為當權者利用的政治鬥爭工具。「柳家既負元和腳」，柳家，即柳宗元，此典與柳宗元有關。陳寅恪以古代的柳宗元自喻，並謂在學術上自有所恃，並有個人的精神風格和思想方法。柳宗元有《酬曹內侍御過象縣見寄》詩：「春風無限瀟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陳詩反其道而行之，指不赴北京任職，仍可在學術上相對保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是陳寅恪發自心靈深處的強音，也是對北京關閉大門的宣言。
汪篯手捧此詩，知道自己的一切努力就此終結，只好長嘆一聲，帶著惶恐、沮喪與深深的遺憾踏上歸途。故都北京再也見不到陳寅恪那孤獨傲然的身影，陳、汪師生緣分已盡，就此永訣。
汪篯自中山大學返回北京三年後的1957年，全國性「反右」運動開始，至1958年，整個大陸戴帽右派分子的數量達到了55萬餘眾。躲在中山大學校園整日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生怕惹火燒身的陳寅恪也未能倖免，雖僥倖未被劃為自絕於黨和人民的右派，戴上紙糊的呈寶塔狀的「桂冠」，但仍劃入「中右」受到監控。這個特殊待遇，據說是周恩來與廣東省高官陶鑄等人暗中關照的結果。
1958年3月，隨著「大躍進」狂飆突起，全國高校又掀起批判「白專道路」、「拔白旗」等在《辭海》里找不到的各種名號的運動。隨著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的《新人口論》引起中共高層震怒，北大校內本著「人多熱氣高」的天才式預見加綱領性指示，立即掀起了批馬誅馬的群毆浪潮。孤軍奮戰的馬寅初以「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的強硬態勢展開了與對立面的論戰甚至混戰，結果自是馬寅初被宵小們一頓刀槍加亂棍撥弄於馬下，以失敗告終。因了這場活生生的戲劇，一時舉國震動，天下士子名流膽寒。就在全國各階層各色人等對馬寅初興師問罪，欲投放油鍋烹煮分食而後快之時，南北學術界似乎仍沒忘記隱居嶺南的陳寅恪那巨大投影的存在——儘管他的肉身已瘦弱不堪，走路都已深感困難。而在幾年前差遣汪篯南下邀請陳寅恪被無情遭拒大栽臉面的郭沫若，與歷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長范文瀾等人，趁機向陳氏發難，藉此展開對其圍攻和敲山震虎式的攻伐戰略。范文瀾公開放言道：「胡適，經過我們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