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詭譎之處還在於，就在史紹賓拋出《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的當天下午四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在播出中央中央決定改組北京市委消息之後，接著播發了新華社另—條電訊：
中共新改組的北京市委決定：（一）派以張承先為首的工作組到北京大學對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進行領導；（二）撤銷中共北京大學黨委書記陸平、副書記彭佩雲的一切職務，並對北京大學黨委進行改組；（三）在北京大學黨委改組期間，由工作組代行黨委的職權。
第二天，《人民日報》發表了《毛澤東思想的新勝利》社論，痛斥「三家村」反黨集團，連帶地提出北京大學也是前北京市委控制的一個「最頑固的堡壘」。
此前的5月25日，北京大學哲學系聶元梓等七人貼出了《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幹了些什麼？》的大字報。6月1日，毛澤東命令向全國廣播聶元梓等人書寫、火藥味嗆人的號稱「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這張大字報指責陸平、彭佩雲實行「十足的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號召全國人民「堅定地、徹底地、乾淨地、全面地消滅一切牛鬼蛇神」。在大字報內容播出的當天晚上，中共中央派出由江青、康生等人實際掌控的工作組進入北京大學，取代了原來的領導班子，陸平、彭佩雲作為「黑幫分子」被革職查辦。
6月4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現在，北京大學已經出現了一個轟轟烈烈的革命形勢。聶元梓等七同志的大字報，打響了第一炮。這張大字報在電台上一廣播，在報紙上一發表，全校人心激動，一片歡騰。無產階級革命派揚眉吐氣，左派隊伍迅速擴大。千萬張大字報，像排炮一樣，打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的頭上。」
就在千萬張排炮一樣的大字報在北京大學「反動分子」頭上狂轟亂炸之時，有幾張不幸落到了歷史系教授汪篯的頭上。因了這幾張大字報，汪篯命赴黃泉，成為北京大學「文革」中第一個罹難者。
汪篯早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史學系，後考入昆明北大文科研究所，拜在陳寅恪門下讀研究生。1940年6月，陳寅恪受牛津大學之聘離昆去香港轉赴英國講學，汪氏又受鄭天挺指導，後隨史語所遷往李庄板栗坳，與張政烺、任繼愈、逯欽立、楊志玖以及傅斯年的侄子傅樂煥等人一起在李庄居住生活達六年之久。在讀書和做研究期間，享受傅斯年專門批發的每月30元津貼補助。據當年與汪氏同在李庄生活的同學周法高回憶：「汪篯和下一屆的研究生王永興都是在陳寅恪先生指導之下念中國中古史的，汪篯的碩士論文是《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母系的研究》。」關於汪在昆明、李庄時期的學習、生活狀況，周法高的評價是：「汪篯人很聰明，可是讀書沒什麼恆心和耐心，有時好多天不看書，有時好多天挑燈夜讀。這種起居無節、作息不時的習慣，不大適宜做沉重的學術研究。《論語》說：『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顧炎武的詩句說：『道遠不須愁日暮。』胡適先生晚年時常提到這句詩，意思是說：不必愁年紀的老大，路程的遙遠，只要有智慧有毅力有恆心就可以一直向前完成大業。汪篯是屬於智慧型的，而缺少恆心，我在後來也很少看到他的著作發表。不過由於他的聰明、博學和口才，仍然在北方大學裡作教授，也許很叫座。在某些中國史大學教科書前面，有時看到他列名於集體編撰者之中。1954年，中國科學院曾經決定請陳寅恪先生由廣州嶺南大學到北平任歷史研究所第二所的所長，就是派汪篯去的，後來陳先生沒有就聘。」
周法高所言大體不差，就汪的才分而言尚屬人中少有的才子，只是缺了一個「恆」字，這個說法得到了資料的支持。1942年2月6日，鄭天挺曾為汪篯留校事致函傅斯年徵求意見：
汪篯人甚聰明，根底亦好。但生活不甚有規律，用功時或至通宵不寐，不用功時或竟數日不讀書，以故論文尚未做好。弟個人頗覺其將來可有希望，前言之湯公（用彤），欲俟其畢業後留之北大，不知兄意云何？
讓鄭天挺失望的是，汪篯隨史語所自李庄返南京後，沒有留在史語所工作，也未能進入北大，而是遠赴吉林長白師範學校教書。是否傅斯年也與周法高有同樣感受或有其他複雜的原因而沒有把汪氏留下，不得而知。有據可考的是，汪篯對北方嚴寒感到極不適應，並不斷致函鄭天挺訴苦求援，希望導師能「拉學生一把」，讓自己重返北大。1947年4月9日，汪在給鄭天挺的信中寫道：「自來吉林，十旬瞬屆。……關外奇寒，去冬特甚，經常在零下三十度左右，尤甚時竟至零下三十八度。……堅冰在須，亦屬常見之景象矣。……雖燃壁爐，仍未能免［於奇寒侵襲］也。」繼而說教學工作之忙亂與生活之無趣，「益感心力交疲，精神全竭，以是亦大少研讀進益之餘暇。長此以往，心致孤陋寡聞，不能復振，寧不可哀？！故企盼吾師遇有機緣時，予以提攜為感。」最後特彆強調「名義、待遇，在所不計」。
正在鄭天挺為汪篯重返北大想方設法時，汪實在耐不住長白師院的生活而捲起鋪蓋欲自行離開。當他得知陳寅恪已回北平清華大學任教後，在未受到任何機構聘用的情形下，以他固有的性格和特殊的讀書、處事方式，隻身來到陳寅恪家中要做陳的助手。陳寅恪一看這位昔日弟子如此莽撞與天真熱誠，出於同情和愛惜，便把汪氏留了下來，與從北大借調的弟子王永興共同協助陳氏著述。半年後，經陳寅恪與鄭天挺、傅斯年、胡適溝通，為照顧陳氏面子，也為了卻鄭天挺等人的一塊心病，北京大學決定聘用汪篯為副教授，並以此名義繼續做陳的助手。於是，汪篯在陳寅恪南飛之前這段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成為拿著北大薪水為清華導師服務的特殊人員。這兩年多的時日，汪篯吃住都在恩師家中，與陳寅恪朝夕相伴。而他的人生經歷也與導師相似，年近四十歲才成就婚事，在北京安了個簡單的家。
歷史賦予這對師生的最後兩年中，汪篯顯然比在昆明和李庄時期用功、用心了許多，並得到了陳氏治史方法的真傳。這個時期的汪篯不僅協助陳寅恪著述與修改、校正書稿，且能提出自己的見解，並為陳氏所接受和採納。儘管在以後的幾年，汪氏像他的同學周法高所言，沒有發表太多的研究論文，但在中國史學界隋唐史研究領域的學術地位，受到越來越多的同行矚目與尊重也是事實。這一事實用傳記作家陸健東的說法，唯一「合理的解釋是，汪篯公開發表的為數不多的論文，大部分都有獨創性」。據說後來汪氏也開始靜心治學，準備成就一番大事業了，可惜時不我待，「文革」不期而至。有人說，假如汪篯不是在生命的中途自殺身亡，其學問之造詣與成就並非在台灣孤島上自視甚高的周法高輩所能望其項背的。惜哉天不假年，汪氏英年早逝，遂為後繼乏人的中國史學界又添一悲劇。
1948年底，當陳寅恪與胡適倉皇離開北平南下之時，年輕的汪篯沒有排在傅斯年擬就的「搶救學人計畫」名單中而留了下來。當然，即使名單中有汪氏的大名，此時思想已急劇變化的他也會與恩師分道揚鑣，毅然決然地去走他的陽關大道的。留在北京大學的汪篯很快成為中共所信任的人物和新時代的寵兒，並於195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作為北大教師隊伍中一顆騰空而起的耀眼明星，被保送到北京馬列學院（中央黨校前身）帶職學習，很快成為一位真誠的馬克思主義追隨者與前程不可限量的中共後備領導人才。
1953年10月，以中共延安時期有名的大才子陳伯達為主任的歷史研究委員會作出幾項重要決策：儘快在中國科學院再增設兩個歷史研究所；創辦一份代表新時代歷史研究最高水平的刊物《歷史研究》，目的是要確立馬列主義在史學研究中的領導地位，以便更好地對人民群眾進行教育，讓中共實際控制的大陸地區人民儘快走上馬列主義這軌道上來。這個方案上報後，得到了高層人物的嘉許，著名才子陳伯達高興得三天三夜不能合眼。兩個月後，郭沫若在《歷史研究》創刊號上撰文聲稱：「學習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以迎接即將到來的文化建設的新高潮云云。由於中共上層如毛澤東、周恩來等人的密切關注並不時下達一點詔諭，陳伯達、郭沫若輩未敢忽視偏居於西南一隅、遠在幾千里之外的陳寅恪的存在。鑒於陳氏在學術界的赫赫聲名與不可撼動的學術大師地位，陳、郭等在擬定的歷史研究所所長名單中，頗為識趣地作了如下安排：郭沫若、陳寅恪、范文瀾，分別出任第一所（上古史研究所）、二所（中古研究所）、三所（近代史研究所）等三個所的所長。
這個名單很快得到了最高當局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認可，但就陳寅恪的性格和一貫提倡的「獨立之精神」，能否痛快地北返並出任所長一職，一時成為操作者們沒有把握、頗感頭痛的難題。
當年陳寅恪離開北平南飛時，據他自述，多半是因為自己怕北方的寒冷，更適合南方氣候，抑或怕共產黨來了，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