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吳晗來說，彷彿一眨眼間，時間就到了1966年6月3日。這一天，《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長達一萬六千餘言的文章——《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一九三零年至一九三二年吳晗和胡適的來往信件》，文章的作者就是手搖尚方寶劍，見血封喉，令史學界大小知識分子聞風喪膽、哭爹喊娘唯恐不及的超級紅色巨獸——史紹賓。
按史紹賓的說法：「全國解放前夕，胡適匆匆逃出大陸，丟下了一批檔案，其中有吳晗和他的來往信件。這批檔案，後來保存在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由該所有關負責人直接掌握。」又說：「從去年十一月對吳晗的《海瑞罷官》展開批判以來，大家一直期待著，近代史研究所負責的同志能充分發揮本所同志的專長，利用本所的優越條件，特別是他們所掌握的胡適檔案，積極投入這場鬥爭，揭露吳晗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真實面目。令人奇怪的是，幾個月來，全國範圍內對吳晗的批判進行得這樣激烈、這樣廣泛，許多拿鐵鎚、拿鋤頭、拿槍桿的工農兵群眾都拿起了筆桿，參加了戰鬥。而眾所矚目的近代史研究所，在該所個別當權者的領導下，卻冷冷清清，不見動靜。」
鑒於近代史研究所領導者裝聾作啞的態度，早已對這批材料垂涎三尺，於摩拳擦掌中等得不耐煩的史紹賓們悄然來到近代史研究所，想從中撈取部分乾貨，以便製成打擊吳晗的炮彈。想不到竟吃了閉門羹，對方拒絕交出任何材料。正在史紹賓們於資料室胡亂轉悠之時，突然看到了一個上書「胡適檔案目錄」的資料櫃，打開一看，胡適與吳晗來往信件的案卷目錄寫得一清二楚，但對方卻以只有目錄，信件「拿到城外去了」和「保密」為由，仍拒絕其觀看。如此往複折騰了十幾天，史紹賓只摘抄了兩封信並於《人民日報》1966年4月13日以《胡適與吳晗》為題發表並進行了批判，其他更為高級的乾貨仍未得手。
正在史紹賓們大為惱火又無可奈何之時，由近代史所主辦的《歷史研究》於這年第三期披露了吳晗與胡適的十三封通信並進行了評註。史紹賓們見一次竟有如此多的信件披露，而此前自己一番辛苦奔波卻只得了一點殘羹剩飯，像叫花子一樣被打發出門，惱羞成怒。於是，在已成為「文革」新貴的尹達具體指揮調度下，「史紹賓寫作組」很快將這批信件重新編加按語，作為集捆式重磅炸彈於《人民日報》一齊發射而出。
為發泄當初上門遭拒的激憤之情，在「鐵證」亮出的「前言」中，史紹賓先是將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長、《歷史研究》主編黎澍罵了個狗血噴頭。質問黎澍「為什麼一個多月以前許多單位向你們借閱這批資料的時候，你們百般刁難？為什麼在『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急先鋒吳晗的反革命的歷史已經真相大白的時候，你們才匆匆忙忙公布這批資料？」答案是「為形勢所迫，是為了掩蓋你們自己包庇吳晗罪行的資產階級立場，給你們自己臉上抹粉……還有一個可恥的目的，那就是向一些積極批判吳晗的革命者暗放冷箭……攻擊被你們稱為『想在二十四小時里就一鳴驚人的人』」。而「你們的矛頭究竟是指向誰？我們看來，只能是指向今天那些積极參加社會主義文化大革命的同志」。
與「前言」同聲相應的是，當日的《人民日報》發表了標題為《奪取資產階級霸佔的史學陣地》的社論。社論言辭犀利，殺氣瀰漫，在引用了毛澤東的「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光輝理論之後，含沙射影地對近代史研究所以及領導者之一黎澍痛斥道：「霸佔一些史學陣地的資產階級『權威』，在某些部門裡實行了對無產階級專政。他們利用職權，大放毒草，壓制無產階級左派的反擊。他們對革命的史學工作者，採取各種卑鄙的手段，加以打擊。他們像奸商一樣壟斷資料，甚至在『三家村』反黨集團的急先鋒吳晗已經被揭穿之後，還隱瞞關於吳晗的史料，包庇這個反共老手。他們簡直是史學界里十惡不赦的『東霸天』、『西霸天』。」
社論在結尾處，嚴厲警告以黎澍為代表的「惡霸」與「老爺」們：「對於你們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史學陣地，我們就是要去佔領。在你們看來叫『侵略』，在我們看來叫『奪權』……在你們實行資產階級專政的地盤上，重新建立起無產階級專政。」
正因了史紹賓與代表中央口徑和政治態度「社論」的喊打，《歷史研究》被迫停刊，主編黎澍從此被打入另冊，接受批判與勞動改造，開始了為期八年的苦難歷程。
此前的若干年，吳晗應一些報刊約稿，陸續寫了一些自傳中夾雜了鼓吹社會主義好得不得了的短文，後來結成《春天集》出版發行。在講述自己早年求學歷史時，吳晗說道：二十年代末期，我「到上海進中國公學大學部，念了兩年」。「在中國公學的最後一學期，寫了一篇論文《西漢的經濟狀況》……這篇論文是在胡適之的中國文化班上寫的，他很賞識。這學期結束，胡適之被迫離校，在那時候他是反對蔣介石的。他一走，我想在中國公學再念下去也無聊……就糊裡糊塗跑到北平。」「一九三一年夏天考進清華大學歷史系二年級。還是由胡適之介紹，系主任蔣廷黻給我一個工讀生的機會；每天工作二小時，每月得十五元的報酬。」
1959年，吳晗在《我愛北京》一文中，又講述了自己留校任教的往事：「那時候大學中間有句名言：『畢業即失業！』大體上，每個人在畢業前一年半年就得費盡心思，計較上哪裡去。」「畢業後，因為我專治中國歷史，專治明史，當時各大學的歷史系還沒有開明史課程的，我就被留在學校，講明史。」——這些回憶，在當時看來不過是一些吹牛皮兼抬轎子的應景文章，沒有人把它當回事，但後來就變得大為不同和十分重要了，重要得竟要了吳氏的卿卿性命。
以尹達為掌門人的史紹賓，此次在《人民日報》亮出的「鐵證」，時間跨度為1930年至1932年，大體圍繞吳晗由上海到北平，並由胡適推薦到清華大學讀書的一段生活，其中一大部分牽涉到了吳晗當年吹牛的回憶文章。「鐵證」白紙黑字地將當年的實情真相一一列舉開來，令讀者不容置疑。如：
吳晗致胡適（一九三零年三月十九日）適之先生：
去年我做了一篇《中國古籍上之南洋諸國研究地名索引》，是預備做南洋諸國研究的初步工作材料，是把二十四史、稗史、唐人宋人筆記小說等等有關於南洋的圖書彙集的分析起來，做成功一個索引。今年開學的時候，我又找到幾部書，預備把它重新編製一下。
上星期在整理《佛國記》的時候，忽然引起我研究法顯的興味，內中有幾點：
1。《佛國記》稱中天竺為中國（自稱則為秦人漢人）。
假能找到達摩瞿締與高德沙門之生卒葬期，則法顯回時之年月問題當不難解決了。 因為先生現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所以我把我的疑問提出來，寫信給先生，並且希在可能範圍以內給予我下列幾點幫助……明知先生現在很忙，不過除了先生以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希望先生能化（花）幾分鐘的工夫給我一個回信。
學生 吳春晗（吳晗原名）上 三月十九日［史紹賓］按：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三四年，胡適為什麼對佛教史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自己說得很清楚：「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裡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企圖乞靈於菩提達摩之流的幽靈，來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傳播，為帝國主義和蔣介石效勞。吳晗知道胡適「正在研究佛教史料」，急急忙忙投其所好，以作進身之階。
胡適向當時的「少年朋友們」兜售實用主義的「一點科學精神，一點科學態度，一點科學方法」（《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吳晗就向他獻上諛詞：「除了先生以外，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比先生更能用科學的方法來解決和指導路徑的人。」這就是說，吳晗是心甘情願地請求胡適牽著他的鼻子走，走上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路徑」。
吳晗致胡適（一九三零年六月二十九日）適之先生：
《胡適文存》二集卷四P。174《跋紅樓夢考證》有這麼一條：
「（3）曹雪芹的兒子先死了，雪芹感傷成病，不久也死了。據此，雪芹死後，似乎沒有後人。」
前幾個月我做《西王母與昆崙山》的時候，翻了很多書，當中有一部清梁恭辰《北東園雜錄》（道光癸1843A。D。），內中有一條提及此事，當時把它鈔下來，預備你來中公的時候來問你，可是終於沒有機會。今天翻讀《胡適文存》的時候，又看見了這一條。連忙去找從前鈔的來對照，又忘記夾在什麼地方去了。現在把梁書提及的大意述之如下……學生 吳春晗 六，二九。又，我下半年要轉學到北平燕大去讀歷史系去，想請先生寫一封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