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鄧拓懷揣極度的悲愴和絕望心境，窩在家中悲感交集地給北京市委領導寫信，並為自己心愛的妻子留下簡短遺書之時。遠在千里之外的《浙江日報》印刷廠排字工人，正在燈光暗淡的車間緊張而神秘地趕排一篇事關重大的政論文章。車間門口陰暗處，幾位戴紅袖標的執勤者瞪著明晃晃賊亮的眼睛，手持鐵棍來回走動，整個工廠內外籠罩著一種肅殺恐怖氣氛。當鄧拓僵硬的屍體被家人發現時，《浙江日報》的黑體大字型大小標題文章《揭露吳晗的反革命真面目——吳晗家鄉義烏縣吳店公社調查材料》已出現在街頭報欄和各機關的辦公桌上了。
這篇重大政論文章一開始即先聲奪人：「吳晗這個『三家村』黑店的急先鋒，究竟是個什麼貨色？最近，我們到他的家鄉——義烏縣吳店公社苦竹塘大隊和附近的民主、解放、和平、勝利等大隊，傅村、義亭等公社，進行了一次調查。當地貧下中農揭露的大量事實，和我們搜集到的一批罪證，戳破了吳晗多年來苦心編造的種種謊話，充分暴露了吳晗的反革命真面目。」
接下來，文章分四個主題十三個專題，對吳晗的「反革命面目」一一揭露。
第一個主題主要揭露吳晗「偽造進步家史，隱瞞兩代反革命罪惡，掩蓋地主家庭反動本質，進行政治投機」。
調查人員依據的材料，是吳晗本人於1950年2月在《中國青年》第32期發表的《我克服了「超階級」的觀點》一文，其文主要向青年人講述自己當初對共產黨從不太了解到了解，直到認識到共產黨是「中國的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挽救中國」的革命道理，同時提到了在西柏坡與毛澤東就自己創作的《朱元璋傳》進行了一個晚上的談話，認為：「（談話）給了我極深刻的階級教育，挖出了我思想中的毒瘤，建立了我為人民服務的觀點。」吳晗表示：「我要大聲喊出：感謝毛主席！感謝共產黨！」
揭露文章又說：1961年和1962年，資產階級、地主階級向黨猖狂進攻達到了高潮，牛鬼蛇神，認為他們的春天到了，紛紛出籠。就在1961年，吳晗感到「心花怒放」、「春色滿園關不住」，出版了他的《春天集》。在這本集子裡面，吳氏把1950年寫的《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原封不動地推薦給讀者。他自我吹噓說：遠在二十年代末期，自己就對農民革命「寄予無限的關切和嚮往」，「一九三零年以來，我無條件地接受了歷史唯物論，企圖應用這新觀點、新方法來研究中國歷史，這二十年寫了四五十篇專門論文」。他還介紹了自己怎樣從一個窮學生到成為專家、學者、教授的經過。到了1962年，吳晗又通過記者，向青年詳細地介紹了自己在三十年代，下「苦功夫」、「鑽到浩瀚的明史資料中去」、「勤讀、勤抄、勤寫」、「克服擋在他面前的一切困難」，終於「成為專家學者」的經驗。文章說，我們雖然沒有親聆教誨，但是從記者所記載的，吳晗同志「興緻勃勃」、「越談越興奮」，以致記者們都「為這種驚人的毅力，辛勤的勞動深深感動了」的情況，可以想像得到吳晗同志當時躊躇滿志、「心花怒放」的心情。在這次談話中，吳晗對青年寄以「殷切地盼望」和「希望」，要青年們以他的三十年代作為樣板，向三十年代的他學習、看齊。
從揭露吳晗的文章可以看出，在敘述一系列理想與超階級觀點，外加高喊政治口號山呼萬歲的同時，春風得意的吳晗沒有忘記「痛說革命家史」和「憶苦思甜」。正是自己畫蛇添足的一番表白與撇清，才令對立面抓住了辮子一個滾翻扭倒在地，扔入污濁的池塘，成了人人喊打的「泥猴」，直至被壓於五指山下不得翻身。吳氏在《我克服了「超階級」的觀點》中這樣「添爪」道：
我出生於1909年。祖父是佃農，兄弟倆勤苦成家，他養了五個兒子，靠著人力多，節衣縮食，到晚年居然可以溫飽了。父親是小兒子，有福氣進蒙童館，一面念書，一面幫著家裡做爆竹。祖父死後分家，分到三畝田，而且是窪田，經常被水淹……分家後父親考入縣學，那時叫作秀才，名為縣學生，其實是不上學的，算有了功名，就有人來請教蒙童館了，一年有二十串錢。加上三畝田的租，兩夫婦勉強可以過日子。我就是他們的長子……父親畢業後一直作公務員，大概一個月有幾十元銀元薪水，一家省吃儉用，把省下的錢寄回家買田地，到我上中學的時候，大概已經有靠近三十畝左右水田了，還蓋了一所瓦房，每年可以收五六千斤穀子的租子。我小學剛畢業，父親就失業了，愛發牢騷，成天喝酒。他寫得一筆好字，卻不會下田地。雇長工種了幾年田， 不會經理，划不來，又佃給人種，靠租子過日子。這時候又添了兩個女兒，一家六口，日子已經不寬裕了……由浙江省委派往義烏的調查人員經過實際走訪調查認為：吳晗這部「進步」「光榮」家史，是「妄圖矇騙群眾，掩蓋他的反革命面目」。從吳晗父親編定的《椒山吳氏宗譜》，給吳的祖父懋環作的《府君行述》中查考得知：「吳晗的祖父吳懋環，並不是什麼『佃農』，而是一個『登仕郎』——封建王朝的九品官，一個『奮勇當先』屠殺和鎮壓太平天國農民革命軍的劊子手，一個『權貿子母』的高利貸者。」同時，調查人員在《行述》中偵知，吳晗的父親「以邑癢生畢業於浙江高等巡警學堂，歷任象山石浦、岱山、鳳峽、玉山各鎮警佐。」「可見，吳晗的父親吳瑸鈺，並不是什麼『公務員』，而是一個反動警察官，一個反動統治階級的忠實爪牙，勞動人民的兇狠敵人。」
在這一線索的基礎上，調查人員再接再厲，通過進一步明察暗訪，得知：「據苦竹塘大隊貧下中農揭露：吳瑸鈺由於反動統治集團內部『狗咬狗』的原因，丟掉了警察官的『烏紗帽』，回鄉以後，又成了地方上的惡勢力，為非作歹，稱霸一方。村裡大小事情，要由他說了算。窮人家碰到紅白喜事，非要請他吃酒不可。肉燒得不好，他還要篤著『斯的克』（手杖）罵人。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和地主富農，常來他家拜訪。多的時候，一天就有八九頂轎子抬進他家的大門。當地反動警察所的警察，好比他家的看門狗，只要吳瑸鈺一個條子，什麼事都馬上照辦。群眾說：吳瑸鈺是當地一個出名的惡棍。」
由吳瑸鈺的罪過又牽涉到吳晗所說自己那位「同情」革命、「讚揚」革命部隊的「好人」母親蔣三英。調查人員根據當地貧下中農揭露，這蔣三英不但不是什麼「好人」，反而可惡得很，是個口碑極壞的地主婆。揭露文章說：「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四年，我金蕭支隊第八大隊根據黨中央的指示，在根據地進行『二五』減租。當時，吳家佃戶吳璧輝（共產黨員）帶頭要地主婆蔣三英減租，地主婆惡狠狠地說：『你要減租，我就收田！』吳璧輝向溪口民主政府控告，地主婆又先後兩次乘轎去溪口，瘋狂頑抗，拒不減租。後來，因民主政府作出判決，才被迫減了租。又據傅芝英等革命幹部家屬揭露：地主婆蔣三英還經常咒罵金蕭支隊第八大隊是『土匪』，是『蛆蟲』，咒罵八大隊的幹部家屬是『土匪娘』、『土匪婆』。一九四五年，第八大隊主力北撤，地主婆蔣三英氣焰更加囂張，咒罵第八大隊說：『老天爺有眼睛，這批蛆蟲飛走了。」』另據在吳家當過僱工的貧農陳金餓、龔銀妹和鮑華英等人揭露：「吳晗家中，火腿多，陳糧多，他母親天天喝酒，父親嗜吃『紅丸』，一家人過的是『朱門酒肉臭』的奢侈生活。吳晗本人，也從小厭惡勞動，蔥麥不分；到金華讀書，是乘轎而去，騎馬而歸；喝酒、賭博，過的是浪蕩公子的生活。在調查過程中，我們給當地貧下中農讀了吳晗編造的『吃餿飯』等謊話，當地貧下中農氣憤地說：『地主老爺，警官太太，酒肉都吃不光，哪裡還會吃什麼餿飯，真是胡說八道！』」又說：「貧農龔銀妹母女兩人，因生活所迫，到吳家當女佣人。女兒陳金娥，在吳家，起三更，落半夜，做了六年牛馬，沒有拿到一分錢的工資。陳金娥因受不了這種非人的虐待，逃回家去。地主婆蔣三英便趕到陳家，硬逼金娥回吳家。金娥不從，蔣三英竟剝走了陳金娥的棉衣和單褲。正是因為這樣，當地貧下中農對吳家地主深惡痛絕。他們說：『吳家的每一寸土地，每一塊磚、每一片瓦，都滲透著我們勞動人民的血和淚。要不是他們在土改前死掉，非鬥爭他們不可。」
最後，調查人員總結道：「吳晗苦心編造的『進步』家史，真相大白！原來，他不是什麼『佃農』的孫子，『公務員』的兒子，而是屠殺和鎮壓太平軍的劊子手的孫子，反動警察官的兒子。他自己也不是什麼『窮人』、『窮學生』，而是一個喝勞動人民血汗長大的地地道道的地主大少爺。吳晗的家史，不是什麼『進步』家史，而是一部反革命的罪惡史！地主階級的剝削史！」又說：「吳晗為什麼不遲不早地選擇中華人民共和國剛成立不久的一九五零年耍弄花招偽造進步家史、掩蓋地主家庭的反動本質呢？對此，吳晗在《我克服了『超階級』觀點》一文中，有一段自白。他說：『由於幼年時家境的困難，我自然地對農村中生活富裕的大地主不滿意，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