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孟和的死，除了他的家人、親屬、門生故舊陷入悲痛，有一個與陶氏似乎並無多少瓜葛的女性，在致唁電錶示哀悼的同時，內心分外傷感凄涼。這位女性便是南京博物院院長曾昭燏。
按輩分，曾昭燏與陶孟和屬於兩代知識分子，無論是在昆明初識還是在李庄為鄰，只是偶爾有業務上的往來，並沒有建立起親近的私人關係。但到了抗戰結束還都南京，隨著國內政治形勢狂飆突進式的進展，二人對時局的看法和政治上的關係也發生了質變，開始作為一個溝里的盟友發表言論並雙雙引起中共的注意和重用。
抗戰勝利複員之際，曾昭燏先後參加「戰時文物損失清理委員會」和「戰區文物保存委員會」等組織工作，由於此前李濟辭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受領中國代表團赴日本追查「北京人」頭蓋骨化石等任務，李推薦的梁思成又表示舍南京而赴北平到清華工作，中博籌備處主任一職便由曾昭燏代理，1947年5月由教育部次長杭立武兼任，曾昭燏擔任專門設計委員、總幹事，主持日常工作。這一時期，曾昭燏最為熱心的是中央博物院建設事宜。
抗戰爆發後，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人員匆忙撤出南京，擬定的博物院三個館的工程建築只完成了人文館，而最重要的大殿等主體工程只完成了大半，且在日據期間又遭部分毀壞，急需擴充、整修、完善，使其成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國立中央博物院。對於這段經歷，曾昭燏回憶說：
1946年11月，偽國大的召開，等於替和談關了門，但我沒有注意這些事情，因為有新的工作佔據了我。博物院負責人李濟因他父親的病而留重慶，南京方面的事全由我管，我便趁此機會，找到傅斯年、翁文灝兩人，向偽教育部要了一大筆錢（偽國幣廿三億多）來修建博物院的陳列室，在一個多月之內，找建築師作好了計畫。要到了款子，招了標，與營造廠訂立了合同……1947年1月，在曾昭燏具體操持下，中央博物院主體大殿修建工程開始，至年底按計畫竣工，這座當年由著名建築師徐敬直設計，梁思成修訂並最終定案的仿遼建築的博物院，至此才算初具規模。此項工作使曾昭燏在政學兩界人士和同事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大幅度提升。其間，曾昭燏充分展示了她的聰明才智和處理行政事務的能力。繼大殿之後，一個造型優美堅固的陳列室又很快建成並陳列藏品向民眾開放。在官場混亂、貪污腐化遍及宇內的墮落風氣下，這座建築透明得體的運轉機制和不凡的業績，猶如一潭死水掀起微瀾，令人精神一振，朱家驊、翁文灝、胡適、傅斯年等政學兩界的大腕倍加讚許。1947年10月19日，胡適在日記中記載：「曾昭燏女士邀在中央博物院吃蟹，飯後與俞大維談。看博物院新建築，甚讚歎其在大困難之中成此偉大建築。」除了與曾氏友善的學界中人，即是國民黨內部純粹的官僚政客也不得不點頭為這偉大的建築與曾昭燏的主政能力表示由衷敬佩。
因了這一緣故，後來一度擔任過南京博物院院長的梁白泉猜測，曾昭燏之所以在1949年堅決地留在大陸，「很可能是因為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大殿和陳列廳凝結著她的汗水和情感，也可能是她以為如日中天的考古事業還是在大陸」。這個推測的前半句自不待言，那滲透著自己心血的陳列室與博物院大殿，就像自己親生的嬰兒，當然是傾注情感與戀戀不捨的。而後半句則與當年夏鼐對郭寶鈞所說的那句「我們還有前途」頗為相近。若從曾昭燏的生命軌跡與思想轉變情形深入探究，又非如此簡單，內中暗含的隱秘曲折自是複雜得多，此點從曾昭燏留存的日記和向組織部門提交的「自傳」暗含的密碼系統可以窺探出一點門道。
1951年10月3日，在大舉清理階級隊伍的風潮中，按上級組織部門要求，曾昭燏以戴罪之心、模仿湘鄉荷葉鎮曾氏家族所藏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兵敗被俘所寫的《李秀成供詞》，寫出了數萬字的供狀式《自傳》，謀篇布局為十一個部分，目錄如下：
一、我的家庭和它的經濟狀況二、我的社會關係三、我的童年四、我的中學時代五、我在大學讀書和中學教書的時代六、我在國外讀書的時代七、我回國後在抗戰中的七年八、抗戰勝利後三年零八個月的我九、我與美國人的關係十、解放後我的認識十一、總結《自傳》按程序逐級上交，並經中央高層組織內查外調核實一番，作為「秘密」案卷封存於冰冷陰暗的鐵櫃中，除曾氏自己和少數幾個參與調查者，外人對案卷內容自是無法窺知。後來有關部門對曾昭燏含冤去世平反昭雪時，曾氏的同事與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知識分子為其撰文紀念時，對她的人生經歷，特別是在江山易色、政權鼎革之際的所思所想，以及政治思想轉變的內因外力等仍是茫然無知，只能憑藉日常生活中所見所聞的，來替這位考古文博界傑出的女性說幾句公道話，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一尷尬局面延續了幾十年，直到2009年才得以打破。是年春，南京博物院在「紀念故院長曾昭燏百年誕辰」專題籌劃中，由精明強幹的龔良院長親自出面，特別提請上級有關「組織」打開了陳封的卷宗，複製出了列入「秘密」級的曾昭燏《自傳》的大部分，以作曾氏生平研究的參考材料。就像20世紀五六十年代《李秀成供詞》被重新發現和定位一樣，透過曾氏《自傳》那一頁頁泛黃的紙片，許多懸而未決、爭論不休的隱秘得以揭開。
從曾昭燏《自傳》可以看到，湘鄉曾氏家族子弟一直秉承曾國藩「耕讀持家」的家訓，以及「居官不過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長久之計」的教誨，而子弟們也確實按照這位曾文正公指引的「大道」走了下去。只是這條路走得也不平坦，從龔自珍、曾國藩兩代人意識到老大中華「頹世」難挽和「洋患」逼人，直到歷史進入急劇變革又動蕩不安的國民時代，這條「大道」漸漸淤塞成「小道」，最後竟變成了一條死胡同。悠忽間，社會進入了一個「革命」的大時代，在這個大時代鼎盛的1927年，魯迅寫下了這樣的話：「今年在南方，聽得大家叫『革命』，正如去年在北方，聽得大家叫『討赤』的一樣盛大。……一是在一方的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一是紙面上寫著許多『打，打』，『殺，殺』，或『血，血』的。」就在這鮮血噴濺，哀哭嘯叫的「大時代」中，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幸或不幸地被裹挾於政治旋渦，並隨著旋渦的消長而升降沉浮，於生死間遊盪或者翻滾兒。誠如魯迅在這一年冬天所說：「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時在湖南的大儒葉德輝被農民協會砍了頭，在北京的王國維驚恐跳湖，皆緣於這一既可以得生又可以得死的「大時代」。
就在這股打打殺殺加「血，血」的「革命」聲浪中，曾昭燏所在長沙藝芳學校校長曾寶蓀仍固執己見，不贊成學生參加政治活動。對此，曾昭燏在《自傳》中有過這樣一段回憶：「一九二五年初秋，到二六年初夏的這十個月，是很平凡的過去的，五卅運動的餘波，省港罷工的大運動，對於這個保守的女子中學，沒有發生什麼大的影響，但北伐軍的炮聲，終於把這深閨綉門的美夢驚醒了，革命軍攻入湖南的時候，我們不知道它是什麼性質，只知道趙恆惕走了唐生智來，唐生智走了葉聞鑫來。葉揮隊還把歡迎唐生智的軍隊的學生打傷了，我們派人去慰問。」又說：「北伐軍佔領長沙後，全長沙市學生界的示威遊行，提燈遊行，講讀、貼標語，我們學校一概不參加，這在革命群眾的心目中，當然認為是反動的，許多人來同我們的學生會來談，我們不理睬，報紙上起始對我們責難，我們起初不理，後來分辯，責難得急了，招架不來，我們校長表面上辭了職，由教員學生組織了維持會來負學校的責任，我也是維持會的一個負責人。」
作為負責人的曾昭燏帶領一班學生向當時任湖南省教育廳廳長董維鍵請願，請求維持學校正常教學。時任湖南省農民協會秘書長及主席的柳直荀（南按：毛澤東在《蝶戀花·答李叔一》「我失驕楊君失柳」之「柳」）妻子李淑一之妹與曾昭燏同學，遂一同率人找到柳直荀交涉，希望柳能拉藝芳一把。但柳氏不以為然，且態度蠻橫強硬地指斥「藝芳女子中學是個反動的學校，不應存在」。經了柳直荀這一番表態，藝芳學校面臨分崩離析的危險，儘管曾昭燏等奔走呼號，還是於1927年4月8日被毀，學生被迫解散。對於這一經過，曾昭燏回憶說：「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八日，住在我們學校隔壁毛主席所創辦的船山學社裡面的農民協會的梭鏢隊，持著教育廳的命令，來解散我們的學校，我們認為這是不公平的事，抗拒著不接受命令，大家搶著把學校的東西往附近的同學家裡搬，衛護著校長出了大門，然後大家集合在教室里，唱歌，用墨水在牆上寫『藝芳精神不死』的標語。然後大家呼口號，整隊出門。」在梭鏢橫飛，哀號奔逃的大混亂中，曾昭燏率一班學生掩護主要教職人員離校，校政主持者曾寶蓀與曾約農逃往漢口避難。曾昭燏與藝芳學校校舍總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