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梁思永去世一年差一天的時候，與其同庚的林徽因於北京醫院病逝，時為1955年4月1日。
抗戰勝利，國民政府各機構準備複員，在李庄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實際主持的中國營造學社，由於經費來源斷絕，面臨著兩種抉擇：一是率領本部人馬投奔複員後的清華大學這個學界重量級山頭，於清華園設系建院，打拚出屬於自己的一塊地盤，以便立穩腳跟，創造輝煌；二是將本部人馬徹底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合併（南按：為了飯碗問題，梁思成等人的編製配額已在中博名下），由梁思成出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統領全局，創造另一方天地。經過一陣反覆思考斟酌，最後梁、林還是選擇了投奔清華大學。關於此事，李濟後來在致費慰梅的信中曾有所提及。李說：「二次大戰結束後，我決定辭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一職，當時我推薦思成來擔任，他沒有接受。杭立武繼我之後出任此職。」
就當時的條件和個人感情而言，梁、林自然更傾向於清華，因為複員後的中博籌備處在國民政府首都南京，清華則在北平。南京與梁、林夫婦沒有多少瓜葛，而北平則是二人的前輩和整個家族在此棲息坐卧的地方，這裡鐫刻著梁、林兩個家族的歷史印痕，也留下了梁思成、林徽因各自的青春和夢想。北平有令人難以忘懷的「太太的客廳」，以及在客廳中培植起來的相濡以沫的鐵杆朋友，如張奚若、錢端升、老金、陳岱孫、周培源等。而這一切溫馨而美好的記憶，是首都南京所不曾有、以後也很難再有的。正如林徽因於戰後的昆明致費慰梅信中所言：「我們是在遠離故土，在一個因形勢所迫而不得不住下來的地方相聚的。渴望回到我們曾度過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的地方，就如同唐朝人思念長安、宋朝人思念汴京一樣。」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心理情結，梁思成早在抗戰勝利前的3月9日，就致信梅貽琦，建議清華大學增設建築學系，戰後再成立建築學院。梅貽琦接受了這一建議，並擬聘梁為建築學系主任。按梅的設想，戰後的清華不只是增設建築學系，還要增設考古人類學系、語言人類學系等多個系院，並欲將傅斯年從清華挖走的幾員大將如陳寅恪、趙元任、李濟，再加上清華出身的李方桂等重量級學術大師，全部招募到自己旗下，重展當年清華研究院的雄風威勢，這一輝煌的構想從1946年3月1日，清華文學院院長馮友蘭自昆明聯大寫給李濟的信中可以看出。信中說：「茲謹將清華聘書寄上，乞將應聘書擲下為感。兄所任功課總以考古及人類學為限……清華習慣系主任職責最重。語言人類學系主任一職，將俟方桂、元任及兄諸公到後再為商定。」令梅、馮二人大為遺憾的是，這一計畫最終未能實現，李方桂、趙元任一直留在美國未能回歸，李濟留在了南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只有雙目失明的陳寅恪一人輾轉回到了他記憶中的清華故園。
同離鄉背井的所有知識分子一樣，抗戰勝利令林徽因驚喜異常，但由於八年離亂，長期流亡異鄉，且又一直遭受病痛與貧困的折磨，此時的林徽因雖正值盛年卻是形貌憔悴蒼老，宛如風中殘燭，最後的光焰即將熄滅。1945年初秋，林氏在李庄致信重慶的費慰梅談到自己的病情：
「使我煩心的是比以前有些惡化，尤其是膀胱部位的劇痛，可能已經很嚴重。」
就在此種病痛折磨中，林徽因依然沒有放棄她在學術上的追求和思考，趕在複員之前堅持寫完了醞釀已久的學術論文《現代住宅的參考》，在《中國營造學社彙刊》第七卷、第2期發表。同時作為這一期《彙刊》的主編，林徽因在撰寫的「編輯後語」中指出：「戰後複員時期，房屋將為民生問題中重要問題之一。」這一極具前瞻性眼光的學術觀點，很快得到了應驗。
1945年11月初，在枯水期來臨之際，林徽因在梁思成陪同下，乘江輪來到重慶，住進上清寺聚興村中央研究院招待所，準備檢查身體和接受醫療。這是林徽因流亡李庄五年多來首次出行，自此便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令她終生難忘的江邊古鎮。
林徽因來到重慶，受到傅斯年等人的熱情關照，在好友費慰梅幫助下，梁思成請來了在重慶中國善後救濟總署服務的著名美國胸外科醫生里奧·艾婁塞爾（Leo Eloesser）為其做了檢查。艾婁塞爾斷定：林徽因的兩片肺和一個腎都已感染，在幾年內，最多五年，就會走到生命的盡頭。
就在這個期間，外界傳出林徽因病故的消息。淪陷期間蟄居上海的作家李健吾得知這一凶訊，在《文匯報》發表了《咀華記余·無題》一文，表達了對林徽因與另外三位女性作家的思念。文中說：「在現代中國婦女裡面，有四個人曾經以她們的作品令我心折。我不想把他們看作流行的『女作家』，因為侮辱她們，等於傷害我的敬意。好像四種風，從四個方向吹來，他們從不同的社會角落出來，傳統不同，環境個別，因而反應和影響也就不能屬於一致，有時候也許完全相反。一位從舊禮教中出來的丁玲，綺麗的命運挽著她的熱情永遠在向前跑；一位是溫文爾雅的凌叔華，像傳教士一樣寶愛她的女兒。像傳教士一樣說故事給女兒聽；一位是時時刻刻被才情出賣的林徽因，好像一切有歷史性的多才多藝的佳人，薄命把她的熱情打入冷官；最後一位最可憐，好像一個嫩芽，在希望長成一棵大樹，但是蟲咬了根，一直就在掙扎之中過活，我說的是已經證實死了的蕭紅。」又說：「但是，我前面舉出的四位作家，死的死（據說林徽因和蕭紅一樣，死於肺癆），活的活……林徽因的聰明和高傲隔絕了她和一般人的距離。」
就在這篇文章發表不久，李健吾確切地得知了林徽因尚活在人間的消息，驚喜之餘又寫了一篇題為《林徽因》的文章，表達他的感佩敬意之情。文中說：「足足有一個春天，我逢人就打聽林徽因女士的消息。人家說她害肺病，死在重慶一家小旅館，境況似乎很壞。我甚至於問到陌生人。人家笑我糊塗。最後，天彷彿有意安慰我這個遠人，朋友忽然來信，說到她的近況，原來她生病是真的，去世卻是誤傳了。一顆沉重的愛心算落下了一半。」
當李健吾發表此文時，已轉入戰後美國駐華使館新聞處工作的費正清夫婦，表示邀請林徽因到美國長住和治病，林卻以「我要和我的祖國一起受苦」為由婉言拒絕了。
1946年2月15日，林徽因乘飛機赴昆明休養，與她日夜思念的清華老朋友張奚若、錢端升、老金等人相會於張奚若家中，其「他鄉遇故知」的喜悅心情，正如林徽因在致費慰梅的信中所言「在這個多事之秋的突然相聚，又使大家滿懷感激和興奮。直到此時我才明白，當那些缺少旅行工具的唐宋時代詩人們在遭貶謫的路上，突然在什麼小客棧或小船中或某處由和尚款待的廟裡和朋友不期而遇時的那種歡樂，他們又會怎樣地在長談中推心置腹！」又說：「我們的時代也許和他們不同，可這次相聚卻很相似。我們都老了，都有過貧病交加的經歷，忍受漫長的戰爭和音信的隔絕，現在又面對著偉大的民族奮起和艱難的未來……我們的身體受到嚴重損傷，但我們的信念如故。」儘管此時的林徽因疾病纏身，但在這飄灑著詩意的字裡行間，仍透出一股倔犟得近似強悍的激情和精神。像當年林徽因一家離開北平踏上流亡之路一樣，林徽因對中國在戰爭中的前景以及整個民族的未來，始終抱有堅強、必勝的信念，她給費慰梅的信正是這種信念和心理的真實寫照。
林徽因在昆明的朋友處繼續休養，梁思成則因料理複員事宜提前回到了李庄，為他的英文本《圖像中國建築史》作最後一部分的撰寫。這部見證了作者流亡苦難和民族抗戰史的著作，終於趕在複員前全部完成。梁思成在「前言」中滿含深情地寫道：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同事和舊日的同窗林徽因。二十多年來，她在我們共同的事業中不懈地貢獻著力量。從在大學建築系求學的時代起，我們就互相為對方「干苦力活」。以後，在大部分的實際調查中，她又與我做伴，有過許多重要的發現，並對眾多的建築物進行過實測和草繪。近年來，她雖然罹重病，卻仍葆其天賦的機敏與堅毅。在戰爭時期的艱難日子裡，營造學社的學術精神和士氣得以維持，主要應歸功於她。沒有她的合作與啟迪，無論是本書的撰寫，還是我對中國建築的任何一項研究工作，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這個「前言」，是一個丈夫對妻子的讚譽，更是一位獨立的學者對另一位學者、同事的摯誠感念。
這年7月初，林徽因、粱思成分別自昆明與李庄會聚重慶，並拜訪在此辦理複員事宜的梅貽琦，對複員後的工作計畫進行了詳談。7月31日，在焦急地等了近一個月後，梁、林夫婦與金岳霖等清華教授，自重慶乘西南聯大包租的專機飛抵北平，踏上了離別九年的故園。
回到北平的梁氏夫婦與老金等人暫住在宣武門內國會街西南聯大複員教職員工接待處。此次重返北平，難免有一種「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概。遙想九年前的北平，差不多就在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