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新的國內外形勢，特別是以美國為老大的西方陣營對中國大陸政治經濟封鎖與夾擊越來越嚴重的險境，在觀望中等得不耐煩的中共高層，決心向胡適重炮轟擊，一舉將其轟翻在地，同時將殘留在大陸知識分子頭腦中的「流毒」全部清洗乾淨以穩住新生的政權。於是，更大規模的批胡運動再次引爆，其表面的導火索，則緣於一件奇特的由兩個「小人物」引發的「《紅樓夢》事件」。
1954年9、10月間，有兩個分別叫李希凡和藍翎的「小人物」合作發表了一篇文章，指責原北大中文系教授、紅學家，時為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古典文學研究室研究員的俞平伯，看不到《紅樓夢》偉大的反封建傾向，等等。毛澤東看到這篇文章後感到正合自己的胃口，立即指令夫人江青去《人民日報》安排轉載。想不到《人民日報》的掌門人不明就裡，竟膽大包天、稀里糊塗地給予拒絕。隨後，李、藍二人再次發力，指控俞平伯的思想根源是胡適的主觀主義和唯心主義，應該徹底批判云云。此文再度引起毛澤東重視，認為要想在政治上向蘇聯「一邊倒」，徹底清除中國人對美帝國主義的崇拜心理，就必須徹底根絕胡適作為「反動政權的忠實走狗」在思想界形成的影響。於是，毛澤東突破紅學本身的是非，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壺（胡）地把矛頭轉向清除五四以來胡適思想餘毒的批判，由此促成了在整個大陸各階層宏大的批壺（胡）、倒壺（胡）、砸壺（胡）、摔壺（胡）等一連串的除壺（胡）運動。
此次批胡運動表面上由郭沫若、周揚兩位著名「文化班頭」與「奴隸總管」（魯迅語）挂帥，但很快教育文化界人士就得知真正的授意者是毛澤東，從而更加恐慌不安。中國科學院和中國作家協會為此專門成立了一個委員會，由郭沫若任主任，針對胡適的哲學思想、政治思想、文藝思想、歷史觀等，發起了全面的、集中的、尖銳的、野蠻的炮火轟擊。郭沫若一馬當先，採取開會發言、與記者談話，或親自撰文等形式對胡適口誅筆伐。這年11月8日，《光明日報》發表郭沫若與本報記者談話，謂：「由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錯誤觀點所引起的討論，是當前文化學術界的一個重大事件……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與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的鬥爭；這是一場嚴重的思想鬥爭。……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論學術觀點在中國學術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識分子當中還有著很大的潛勢力。我們在政治上已經宣布胡適為戰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適還是學術界的『孔子』。這個『孔子』我們還沒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說我們很少去碰過他。」12月9日，《人民日報》以《三點建議》為題，再度發表了郭沫若於前一日在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主席團、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擴大聯席會議上的發言，謂胡適是「買辦資產階級第一號的代言人，他由學術界，教育界而政界，他和蔣介石兩人一文一武，難兄難弟，倒是有點像雙峰對峙，雙水分流」，要求大家通過對胡適與俞平伯研究《紅樓夢》的批判，「深刻檢查，隨時警醒」。
郭沫若的轟擊通過香港等左派報刊陸續傳到美國為胡適所知，胡對郭的做法開始尚摸不著頭緒並有些惱怒，後來仔細想想也就明白和釋然了。對於郭氏的為人，胡曾對他的助手胡頌平說過這樣一段話：「郭沫若這個人反覆善變，我是一向不佩服的。大概在十八九年之間，我從北平回到上海，徐志摩請我吃飯，還請郭沫若作陪。吃飯的中間，徐志摩說：『沫若，你的那篇文章（是談古代思想問題，題目忘了），胡先生很賞識。』郭沫若聽到我賞識他的一篇文章，他跑到上座來，抱住我，在我的臉上吻了一下。我恭維了他一句，他就跳起來了。」當年郭沫若滿懷喜悅之情拿著夾肉的筷子跳起來了，而如今卻非常嚴厲地批判起胡適來。胡適享受的待遇不再是演戲和作秀一樣的被熱切狂吻，而是遭到冰冷的咬噬與當頭棒喝。對於郭沫若的反覆和善變，胡適有過若干次親身領教。1947年2月，郭沫若撰文《替胡適改詩》，將胡適在抗戰使美時贈陳光甫詩中的一句「做了過河卒子，只能拚命向前」的「拼」字改作「奉」字，以此諷刺胡適奉了蔣介石之命，做了國民黨的過河卒子。胡適看到這首改詩的文章後自是耿耿於懷，但也僅限於「懷」，尚沒有憑藉自身的影響和權力進行反擊和報復。學術界人士看到的是，這年5月，胡適仍慨然主張把郭沫若列入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候選人名單中，且在後來評委會審查中為郭大聲疾呼，終使其過關斬將沒有落選。1948年2月，郭沫若再作長文《駁胡適（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一個月後，81名院士選出，郭沫若榜上有名。同年5月，郭沫若在香港《華商報》發表《「三無主義」疏證》一文，竟大罵胡適「無恥！無恥！第三個還是無恥！」在此之前和之後，無論胡適為其作如何親近與大度的表示，因為政治的需要和關乎自己的利害得失，郭沫若不會對胡表示感激之情，更不會不識時務地報以好臉色。他以嚴厲批判的方式表示對昔日朋友的無情，似乎這樣才能突出自己革命立場的堅定，並有可能得到中央當局的信任。而如今，面對跑到美國的胡適以及最高領袖批胡的指示，郭沫若的態度自是更加理直氣壯與豪氣萬丈。
繼郭氏之後，號稱正宗的「馬列主義史學健將」的范文瀾，自然不能落後。在中國科學院召開的批胡大會上，已是62歲高齡的老范頭髮言道：「日寇要『征服中國民族的心』，當然非借重『領導文化教育運動』的當今孔子胡適不可，胡適的身價當然可以漲價萬倍。也許是日本帝國主義比美帝國主義聰明，看透這個奴才的不中用。不管兩個帝國主義誰愚蠢誰聰明，反正胡適是一個裝扮成當今孔子待價而沽的漢奸賣國賊。」
在炮聲隆隆、彈片橫飛的討伐運動中，迫於巨大的社會政治壓力，殘存於大陸的「胡適派文人」，以及學術教育文化界大小人物紛紛表態，誓同胡適徹底決裂，並把手中的鋼筆或圓珠筆當做投槍、匕首，向遠在大洋那邊的胡適紛紛投擲而去。
同年12月，被魯迅譏諷為「李天才」的北師大中文系教授李長之，在《胡適的思想面貌和國故整理》長篇檄文中，用他那與眾不同的「天才」筆法，先聲奪人，上來就是一個大問號：「胡適是什麼樣的人？」緊接著回答：「胡適是一個頑固的反革命分子。他自己說過『我們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在羅列了一系列胡適如何混賬的「證據」之後，李長之著重指斥胡適「到處販賣個人主義」，「他把個人提高到如此的地位，認為日本之所以一躍而為『強國』，『只因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等幾十個人的努力』。因此，他有『傳記熱』。由重視個人而藐視群眾，敵視群眾，由不避『反革命』之名而走上反革命之實，這就是胡適的發展道路」。最後，李長之以他一貫的虛張聲勢、藉以嚇人的行文手法做振臂高呼狀：「是的，『短兵相接』了。我們要迎接這個戰鬥！迎接這個包括自己思想在內的戰鬥任務！」
戰火已經燃起，短兵相接了！作為與胡適最親近的門生故舊也該投入戰場，撕破臉皮真刀真槍地直接展開肉搏，給「當今孔子」胡老師放放血了。向來受到胡氏寵愛的入室弟子羅爾綱率先站出來發難，說：「1950年，我又從家鄉回到我的單位。那時陶孟和先生已經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他來南京，對我說胡思杜寫有一篇《我的父親》同胡適劃分界線，寫得很好，叫我看看。那時初解放，我在家鄉未經學習，還不懂得什麼叫劃分界線。而胡適的問題卻正在沉重地壓在心頭。我聽了孟和先生的話，立即去圖書室借了《人民日報》來看。看後啟發我認識到胡思杜與胡適還可以劃清敵我界線，我做學生的，更可以與老師劃清敵我界線了！從此解決了心頭的難題，豁然開朗了。20年前，我是胡思杜的老師，今天胡思杜是我的老師了！」
出生於廣西貴縣的羅爾綱是胡適眾所周知的得意門生，1930年於胡適任校長的上海中國公學畢業後，到胡家做徒弟。時胡適已辭卻中國公學校長職務，移家北平，出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編譯委員。羅在「適之師家的工作，是輔助祖望、思杜兩弟讀書，和抄錄太老師鐵花（諱傳）先生（1841—1895）遺集」。此項工作完成後，為考證《醒世姻緣》一書的作者西周生即是蒲松齡，羅爾綱又協助胡適進行校勘《聊齋全集》各種版本的工作，至1931年秋完成後回到貴縣老家。1934年，羅爾綱重返胡府，這回胡適沒有給他固定工作，只教他自己看書做研究，每天到北平圖書館看書，偶爾讓羅幫一點抄抄寫寫的小忙。也正是在這個時期，羅氏開始涉獵晚清軍制與太平天國史的學術研究，胡適耳提面命，苦心孤詣地栽培。羅爾綱進出胡府前後兩次約五年時間，學問大長，並發表論文，出版專著，受到業內行家的矚目。1934年10月，羅進入胡適為院長兼所長的北京大學文學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任助理研究員，主要整理金石拓本。抗戰軍興，羅爾綱先回家鄉貴縣，後經胡適與陶孟和商量，輾轉來到昆明，繼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