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去世後，台灣政學兩界許多人的目光集中到台大校長那把粗腿椅子上，各色學者、政客，視台大校長職位如一塊肥肉，施展平時練就的老鼠與黃鼠狼般蓋世武功上躥下跳，四處鑽營，欲把這塊肥肉吞入自己慾壑難填且已散發著霉爛氣味的酒囊飯袋中。就在鼠輩們絞盡腦汁爭奪與相互傾軋之際，居於台北官邸深宮的蔣介石眯縫著眼睛不動聲色，靜觀群醜表演，最後把視線移離台灣孤島，在更大的範圍內尋找真正的大腕前來維持局面。思慮再三，把目光投射到遠在美國的胡適身上。
1949年1月21日，即傅斯年離開南京飛台的第三天，胡適打消了把夫人江冬秀送往安徽老家暫避的念頭，親自將其送往上海和俞大綵一起登上開往台灣的輪船，以便在台島暫避。當夜，胡適返回南京，本欲和蔣介石見面，想不到蔣已攜夫人宋美齡於當天下午4點離開南京，直飛杭州轉奉化老家隱居去了。
正當胡適蹲在屋子裡為自己何去何從愁思鬱悶之時，突然收到了總統府秘書長吳忠信送來的函件及「總統府資政」聘書，胡當場表示自己不做這個空頭「資政」，願以北京大學校長或個人名義，為政府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1月24日晨，胡寄函吳忠信：
依據「大學組織法」，國立大學的校長都不得兼任為俸給的職務。現在我還是國立北京大學校長，因時局關係，此時尚不能辭職。故請先生千萬代我辭去總統府的名義與俸津。聘書也請先生代為收回，並乞先生勿發表此事，以免報界無謂的猜測與流言。
適明晚與梅校長同車去上海小住，特來告辭，恐不能相見，故帶此信留呈先生，懇求先生念我愚誠，代我打消此事，不勝感謝！
此時胡適赴美的決心已下，自然不樂意在這個敏感時期戴上這頂不能為自己幫忙，很可能添亂的緊箍咒式的空帽。1月30日，胡適拿到了美國護照簽證，赴美已成定局。2月13日，國民政府教育部代理部長陳雪屏來電，謂行政院副院長吳鐵城希望胡適出面做駐美大使，胡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第二天一早，胡複電稱：
弟深信個人說話較自由，於國家或更有益，故決不願改變。
2月15日，胡適在上海銀行分行與避住此處的老同學、時任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約談半小時，就時局發表看法。竺可楨在當天的日記中說：「八點至霞飛路……晤適之，……適之對於中共與中央和談之成功甚悲觀，但謂北京之解放未始非福。渠不久將赴美國，或將赴台灣一轉。」正是胡適已清醒地意識到和平已不可為，李宗仁的談判方案是瞎子摸象式的胡扯蛋，才下定決心接受蔣介石旨意赴美，為救國民黨政府之危亡，作一次私人外交的最後努力。
3月22日，胡適飛抵台灣，與夫人江冬秀短暫團聚，第二天拜訪此前赴台的王世傑、傅斯年等人。3月27日，由傅斯年等陪同到中山堂作《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演講，29日返回上海。經過幾天緊張準備，4月6日，胡適心懷對前途暗淡的憂愁，自上海乘「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赴美國「看看」。這是胡適一生中第六次出國，想不到這一「看」就是九年。
4月21日，胡適乘坐的輪船抵舊金山，還未進港檢，海關人員就帶來一批新聞記者，挾著報紙呼呼隆隆地前來訪問並要求談話。面對蜂擁而至的新聞記者，胡適一時不知說什麼好。對於這一特殊而尷尬的場景，幾年後，胡氏仍記憶猶深：「我已經有十多天沒有看到報紙了，連忙接過報紙時，我首先看的消息，是國內和平決裂，共軍已經渡江。在這種情形下，要與外國的新聞記者談話，是多麼困難。」面對中共百萬大軍橫渡長江，國民黨政權即將徹底崩盤的局面，胡適表示：「不管局勢如何艱難，我願意用我道義力量來支持蔣介石先生的政府。」又說：「我的道義的支持也許不值得什麼，但我說的話是誠心的。因為，我們若不支持這個政府，還有政府可以支持？如果這個政府垮了，我們到哪兒去！」
4月27日，胡適抵達紐約，仍寓東八十一街一零四號。此前的1942年至1945年三年間，他從駐美大使位子上卸任後即居住此處。
稍作安頓，胡適即登台亮相，開始了投石問路式的私人外交活動，而首次會晤的美國官員是國務院的老朋友洪北克（Hornbaek）。洪一向熱心支持國民黨政府，胡適一連兩天與其會談並共進午餐，企圖從這位老朋友處投石問路，試探華府的態度。令胡氏頗為失望的是，見風使舵的美國佬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不但袖手旁觀，甚至早已做好幫中共方面猛踩國民黨一腳，或乾脆落井下石，把國民黨砸於泥水中變為蝦蟹魚鱉混合而成的蝦醬的打算了。5月28日，胡適接到了蔣介石密信，明確指示：
此時所缺乏而急需要於美者，不在物質，而在其精神與道義之聲援。故現時對美外交之重點，應特別注意於其不承認中共政權為第一要務。至於實際援助，則尚在其次也。對於進行方法，行政與立法兩途，不妨同時並進，但仍以行政為正途，且應以此為主務。望先生協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為盼。
從這封密信的口氣與內容可以看出，胡適赴美絕不是蔣介石當初說的「出去看看」那麼簡單，胡適心中當然清楚，自己是負有重大使命前往美利堅這塊土地的，無論是為了國民政府還是蔣介石本人，他都要盡自己的心力作最後一搏。信中的少川大使，指顧維鈞，此時正在美國全力尋求援蔣辦法。而就在蔣介石給胡寫這封密信的第二天，上海解放。國民黨政權崩潰如此之速，令遠在萬里之外的胡、顧二人與他們的美國朋友都感到吃驚。
隨著國內局勢迅速變化，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再無翻盤的可能。胡適深感大勢已去，在國際友人間已抬不起頭，精神苦悶至極，遂不願再出頭露面丟人現眼。6月12日，在廣州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長閻錫山倉促發表胡適為外交部長。胡氏聞訊，堅辭不就，仍表示以個人名義自由活動。7月26日，胡適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在美國所謂民間外交的各種努力都歸於無效，美國佬見風使舵、欲徹底拋棄國民黨政權的面目越來越明顯，胡氏書生脾氣爆發，索性一咬牙，通知國民政府駐美國大使館，取消自己與美國政界人士的一切約見，以表示對美國「拋棄」國民政府的抗議。
8月16日，胡適在寫給趙元任的信中，敘述了自己「精神上十分苦悶」的緣由，並表示「不願意久居外國」，「更不願留在國外做教書生活」。此時國民黨正在大舉潰退，客觀的環境與政治關係又使胡適不得不強撐著留下來，以戰敗政府臣子的身份繼續在美國等待可能翻盤的機會。
1950年5月14日，在艱難困苦與尷尬中苦撐了一年多的胡適，接到普林斯頓大學聘請，出任該校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簽約為期兩年，自7月1日正式履職。此時，國民黨政權已在台灣另起爐灶，美國的態度尚不明朗，胡適於鬱悶憋屈中不得不考慮找份工作謀生，同時也呼吸幾口新鮮空氣，於是有了普林斯頓大學的聘請。按校方對外的宣傳，普林斯頓葛思德東方圖書館所藏中國文獻甚為可觀，多達十萬冊，有相當一部分面色蠟黃的中國職員工作其間，但與北京圖書館的規模與藏書數量判若霄壤。即是如此，要謀到一份館長的差使也頗為不易。據幾十年後在該大學就讀的華裔博士周質平從當年存留的圖書館檔案查 考，像胡適這樣一個曾領中國近代學術風騷數十年的宗師碩儒，在應聘之時，也要像普通職員甚至臨時工一樣填寫工作申請表，一樣要接受異族主人的考核，一樣要面對罷官停職的殘酷命運。如此際遇，從另一個側面也可看出這位胡老師在顛沛流離的困厄中，不降格，不辱身，不消沉，始終保持獨立人格的學者風範與志向。當然，胡適選擇這份職業，除了經濟上的考慮，還有想利用該館所藏文獻繼續做點學術研究的考慮。在他出任國民政府駐美大使期間，曾與該圖書館高層人士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並利用內部許多珍貴藏書作過《水經注》考證等。令胡適稍感慰藉的是，除謀到了一份職業，他的那位小腳太太江冬秀已於6月9日由香港轉赴紐約，這對飽經戰亂的老夫婦又在異國他鄉得以團聚。只是江冬秀不懂英語，無法與外邊人員打交道，胡適於工作之餘，不得不親自料理日常生活。當時客居紐約的華人朋友，經常看到胡氏抱個黃紙口袋到市場買菜買米，凄凄惶惶，如一條被切斷尾巴的喪家之犬，內心抑鬱愁悶的情緒一覽無餘。在長達九年的漫長歲月里，胡適一直住在紐約東八十一街一零四號那座舊式公寓，唯一一份比較體面而有固定收入的工作，就是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圖書館館長一職。
1951年年初，胡適突然接到蔣介石讓其出任台灣大學校長的電報，胡氏考慮再三，婉拒了蔣的好意，其理由在胡適1951年1月6日寫給俞大綵的信中有所披露：「台大的事，政府頗有意要我做孟真的繼任者。為亡友，為台大，我確曾考慮過，但我沒有孟真的才能。他那樣才大心細，尚不免以身殉校，我最不能辦事，又最厭惡應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