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羅拉多的寒冬里，他們開著反鏟挖土機，掘開地層的冰凍線，掏出大塊大塊的凍土，以開鑿一個墓穴。我的哥哥被葬在博爾德城的綠山紀念公墓里，距離我們小時候住的宅子不到一英里。我們在孩提時代，每次去肖托誇公園參加夏令營遠足時，都會駛過這片公墓。
匆匆路過這裡時，我們從未留意過那些石碑，一次都沒有，也從未想過這墓園的方寸之間就會是我們的最後歸宿。而現在，它成了肖恩的最後歸宿。
高大的綠山聳立在墓園中，就像一座巨大的祭壇，將聚在肖恩墳塋旁的這一小簇人襯得更加渺小。賴莉當然在場，還有她的父親與母親，以及我的父親與母親。出席葬禮的還有韋克斯勒、聖路易斯和另外十來個警察，還有一些無論肖恩、我或者賴莉都不曾保持聯繫的高中時期的朋友，最後，還有我。
這不是官方為警員舉辦的那種慷慨激昂、濃墨重彩的葬禮，那種規格只屬於那些因公殉職的警察。雖然可以爭辯說肖恩同樣死於工作，但警察局並不這麼認為。所以肖恩沒有得到風光大葬，而局裡的大多數警察也沒有來參加葬禮。在以「細藍線」 自居的警察行當里，很多人覺得自殺是具有傳染性的。
我是抬棺人之一，跟我的父親一起抬前杠。我之前從來沒有見過的兩位警察擔起了中杠，後來我才知道他們也隸屬於肖恩所在的人身侵害調查組。韋克斯勒和聖路易斯負責抬後杠。聖路易斯身材過於高大，韋克斯勒又未免太過小巧。唉，就跟馬特和傑夫一模一樣。於是我們扶靈抬棺的這一路，靈柩的後半部分總是斜斜的，我估計這畫面會令人感到有些怪異。我們頗為費力地抬著靈柩，我卻有些神思恍惚，總覺得肖恩的身體似乎正在棺材裡搖來晃去。
肖恩下葬的那一天，我並沒有跟父母說太多話，雖然我跟他們、賴莉和賴莉的父母同乘一輛高級轎車。我們已經很多年沒有過有實質內容的交談了，就連肖恩的死亡也不能打破我們之間的隔膜。二十年前，我姐姐薩拉死後，他們對我的態度就發生了變化。他們似乎懷疑：我，作為那次事故的生還者，是故意做出那些事導致姐姐死亡的。呵，就是因為我活了下來。而且我非常確定，從那以後，我做出的每一個選擇都令他們無比失望。我覺得那一次又一次微小的失望，會隨著時間的流逝日積月累，就像銀行賬戶里的存款利率一樣，日息微薄得懶得結算，到最後卻發現足夠人們舒舒服服地靠著利息享受退休生活。我們就是陌生人，我只在那幾個避不過的節日里才去跟他們見上一面，因而那天我們之間實在沒什麼話可說。除了賴莉偶爾發出像受傷小動物一般的哀泣，偌大的車廂就像肖恩的棺材一樣，安靜得可怕。
葬禮結束後，我請了兩周假，加上報社允許的一周喪假，一個人開車去了落基山區。在我眼裡，落基山脈永遠那麼氣勢恢宏，這裡是能讓我的傷痛最快癒合的心安之處。
我沿著七十號州際公路一路西行，穿過拉夫蘭隘口，越過山嶺，駛向大章克申市。我開得很慢，這一段路足足開了三天。有的時候，我停下來滑滑雪；有的時候，我只是將車停在避車道上，默默想著事情。駛過大章克申市後，我轉道向南，拐去特柳賴德，第二天就到了。我的切諾基一路上都保持著全時四驅模式。我在西爾弗頓住了下來，因為這裡的住宿費更便宜。我每天都滑雪，就這麼過了一個星期。到了晚上，我要麼在旅店客房裡整宿喝聖鹿利口酒，要麼就在某個滑雪小屋裡靠著壁爐繼續喝。我想方設法地耗盡身體機能，希望能讓頭腦也隨之放空，但總是不成功。肖恩，肖恩，我腦子裡全是肖恩。遊離於空間之外，超脫時間之際——他最後留下的這句話就像一個謎語，我怎麼都無法丟開不想。
出於某種原因，我哥哥從事的這份崇高事業辜負了他，甚至要了他的命。這個簡單的結論給我帶來的悲慟一直都無法消退。我一次次飛速滑下山坡，寒風仍能穿透我的太陽鏡，把我的眼睛刺得淚流不止。
我不再質疑官方結論了，但並不是韋克斯勒或者聖路易斯說服了我，是我自己說服了自己。我的決心在時間與現實面前日益被侵蝕。某種程度上，每過一天，我會更相信甚至更能接受肖恩自殺了這個可怕的事實。而我停止質疑的另一個原因是賴莉。在那個可怕的晚上的第二天，她告訴了我一件就連韋克斯勒和聖路易斯都不知道的事：肖恩一直在看心理醫生，每周一次。雖然警察局也向警員提供這類心理諮詢，但肖恩選擇用自己的秘密渠道，因為他不希望局裡出現流言，影響他的地位。
我意識到，肖恩開始看心理醫生，正是我去找他說我想報道洛夫頓一案的時候。我猜那時候他大概是想把我從這案子的旋渦里推出去，以免我陷入跟他一樣的苦痛。我願意這麼想，告訴自己這就是他所想的。在山裡的那些天，我就緊攫著這個念頭自我安慰。
有天晚上，灌了許多酒之後，我站在旅店房間的鏡子前，思忖著應該刮掉鬍子，再把頭髮剪短，這樣我就跟肖恩生前幾乎一樣了。我們是同卵雙胞胎，有著一樣的淡褐色眸子、一樣的淺棕色頭髮、一樣的纖長體格——但是很多人不會意識到這些。因為一直以來，我倆都不遺餘力地打造與彼此截然不同的形象。肖恩戴隱形眼鏡，舉杠鈴練出一身的肌肉。我則戴普通眼鏡，大學時就蓄起了鬍子，離開高中籃球隊後再也沒碰過杠鈴。我臉上還有那道疤痕，就是布雷肯里奇事件中的那個未婚妻給我留下的，那是我的戰鬥勳章。
肖恩高中畢業後就去服了兵役，退役後當了警察，這一路一直留著短寸頭。後來他上了科羅拉多州立大學的在職課程，成功拿到了學位。在警察局裡，有文憑才能升上去。我畢業後則在紐約和巴黎瞎混了幾年，後來才走上念全日制大學的路子。我的夢想是當個作家，最後卻成了記者。我暗暗告訴自己，這只是權宜之計。我已經這樣告訴自己十年了，也許還要一直自我鼓勵下去。
就在那個晚上，在旅店房間里，我久久凝視著鏡中的自己，但最後我既沒有刮掉鬍子，也沒有剪短頭髮。我不住地想著躺在冰冷地下的肖恩，愁腸百結。我決定了，到我死的時候一定要火葬，我不要在地下受苦。
最令我牽腸掛肚的就是那句遺言。警方的說法是這樣的：我的哥哥離開斯坦利酒店，驅車穿過埃斯蒂斯公園小鎮，來到貝爾湖。他停下了警車，卻沒有熄滅引擎，而是讓發動機繼續突突地轉了一會兒。他沒有關暖風，等熱氣凝在擋風玻璃上，蒙上一層霧氣後，他起身用戴著手套的手指在玻璃上寫下了那句話。他是反著寫的，所以在車外就可以直接讀出來。這就是他留給這個世界——還有他的父母、妻子和雙胞胎兄弟——的遺言：
遊離於空間之外，超脫時間之際。
我無法理解。什麼時間？什麼空間？他得出了某種令他絕望的結論，卻從不跟我們探討一下。他既沒有伸手向我求助，也沒有去找我們的父母，或者賴莉。是不是我們應當率先向他伸出雙手，即便在我們不知曉他隱秘的創傷之前？我獨行的這一路上，得出了結論：這是不可能的。他本就應該先向我們求助，他理當先做出嘗試，因為他沒有這麼做，他剝奪了我們援救他的機會，令我們陷入痛苦與內疚的深淵無法自拔。我意識到我的悲慟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怨恨。我怨恨他，怨恨我的雙胞胎哥哥，因為他居然這樣對我。
但是對亡者懷恨在心太難了。我沒辦法一直生肖恩的氣，而唯一能稍稍消減怒火的方法就是質疑警方的說辭。於是，我就陷入這種循環：否定，接受，憤怒；否定，接受，憤怒。一次又一次，周而復始。
在特柳賴德的最後一天，我給韋克斯勒打了個電話。我聽得出來，他並不樂意接到我的電話。
「你們找到那個提供消息的線人了嗎？跟肖恩在斯坦利見面的那個？」
「沒有，傑克，沒那個運氣。我向你保證過，一旦這事有進展就一定會告訴你。」
「我記著呢，我只是還有些疑問。難道你就沒有嗎？」
「放手吧，傑克。讓過去的就這麼過去吧，這樣我們大家都會好過些。」
「特別調查組呢，他們怎麼說？還是他們已經就這麼放過去了？案子結了？」
「差不多吧。這星期我還沒跟他們談過。」
「那你為什麼也還在查那個線人？」
「我有我的疑問，跟你一樣，就是有些地方還沒弄清楚。」
「你對肖恩的看法改變了？」
「不，我只是習慣把所有事情處理得井井有條。我想知道他跟那個線人談了什麼，或者說他們是不是真的碰頭了。你知道，洛夫頓一案還在偵辦中。我倒是想把這個釘子案給破了，為了肖恩。」
我注意到他不再稱呼肖恩為麥克。肖恩，已經不再是警察圈子的一員。
接下來的星期一，我回到報社，重新開始工作。走進新聞編輯部時，我感到有好幾道目光落在我身上，不過這沒什麼不尋常的。每次走進來時，總有那麼幾個人會打量我，我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