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是我的領域，我借它謀生。我靠著它鑄就我的職業口碑。我像一個殯儀師一般以激情和精確來對待它——面對死者家屬時，我面露悲戚，深表同情；獨自一人時，我就化身為技藝嫻熟的工匠，與死亡漠然相對。我總以為跟死亡打交道的秘訣就是跟它保持一臂之距。這就是法則。別讓它的氣息噴洒在你的臉上。
但是我的法則沒能保護我。兩個警探前來找我，告訴我肖恩出事了，一片冰冷的麻木迅速將我吞噬。那感覺像置身水族箱中，在水裡不停挪動著——來來回回，循環往複——隔著玻璃望向外面的世界。我坐在他們汽車的后座上，每當車子駛過街燈，一閃而過的光映亮後視鏡，我便在鏡子里看到自己的眼睛。我認得那種失焦茫然的眼神，這些年來我採訪了那麼多新喪偶的寡婦，她們的眼神就是這樣。
我只認識兩名警探中的一個，他叫哈羅德·韋克斯勒。我是幾個月前和肖恩在那家名叫「走幾杯」的酒吧里小酌時認識他的。韋克斯勒和肖恩同在丹佛警察局負責人身侵害案件。我記得肖恩管他叫韋克斯。警察互相稱呼都用昵稱。韋克斯勒被叫作韋克斯，而肖恩的昵稱是麥克。這帶著某種部落情誼性質。有些昵稱的含義可不那麼值得稱道，但警察們並不抱怨。我熟識的一位科羅拉多斯普林斯市的警察名叫斯科托，但其他警察大多叫他斯科羅特，有些人甚至乾脆直接喚他「陰囊」 。不過我猜你得跟他關係鐵得跟哥們兒一樣才能這麼叫，否則可沒有好果子吃。
韋克斯勒壯得跟頭小公牛似的，強健有力，就是有點矮。因為常年抽煙、喝威士忌，他的嗓子已經壞了，像被煙熏過。我見到他的那幾次，他那張稜角分明的臉總是紅紅的。我記得他喝加冰的占邊威士忌。我向來對警察喝什麼酒感興趣，這透露了他們的很多信息。當他們像韋克斯勒那樣喝威士忌時，我總在想：也許是因為他們已經看到了太多，也看到了太多次那些東西，而大多數人一次都不會見到。那天晚上肖恩喝的是美樂啤酒，不過他畢竟年輕，雖說他是人身侵害調查組的頭號人物，但他至少比韋克斯勒年輕十歲。也許再過十年，他就會像韋克斯勒一樣，將加冰的威士忌視為治癒良方，一飲而盡。但我永遠也無法得知他會不會這樣了。
駛出丹佛的一路上，大半時間我都沉浸在走幾杯酒吧的那個晚上。那天晚上並沒有發生什麼重要的事情，只是我跟我的哥哥在一家警察常去的酒吧里喝了些酒。那就是我們倆最後的美好時光了，不久之後就發生了特麗薩·洛夫頓一案。走幾杯酒吧的美好回憶讓我彷彿再次置身於水族箱。
但現實還是會透過玻璃擊中我的心臟，這時，一種挫敗感和悲慟就會緊緊攫住我。在三十四年的人生中，我第一次體會到這種撕裂靈魂的痛楚。姐姐薩拉去世時，我都不曾這樣。我那時太小了，還不能體會她的死亡帶來的悲傷，甚至不能理解一個生命中途夭折的痛苦。我現在感到悲慟，是因為我竟絲毫不知肖恩曾如此接近崩潰的邊緣。當我認識的其他警察喝著加冰威士忌時，他喝的還是淡啤酒啊。
當然，我也意識到這種悲慟是多麼自怨自艾。但事實是，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都沒怎麼傾聽彼此的心聲。我們早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每次一想到這個事實，新一輪的悲慟就會再次將我攫緊。
我的哥哥曾給我講過極限理論。他說每一個負責兇殺案的警察都存在極限，問題是達到極限之前，誰也不知道極限在哪兒。他說的就是見過的屍體。他認為一個警察可以承受的見過的屍體數量就是那麼多。每個人的極限數目有所不同，有些人很快就到了極限，而有的人處理了二十樁兇殺案，還離極限遠得很，但極限總是存在的，總有那麼個數目。一旦達到，你就知道，這是你的極限了。你會調往檔案科，你會上交你的警徽，你會做出點什麼事情來，因為你無法再多看哪怕一具屍體了。如果你還去看，如果你超出了極限，嘖，那你就麻煩大了。你最後恐怕要給自己來上一槍。這就是肖恩告訴我的。
我意識到另一名警探雷·聖路易斯剛才對我說了些什麼。
他正從座位上轉身看我。他的體格比韋克斯勒的要大得多。雖然車內光線暗淡，我依然能看清他痘坑點點的臉上的粗糙肌理。我並不認識他，但從其他警察那兒聽說過他，我知道他們管他叫大狗。在《落基山新聞》報社的大廳第一次見到正等著我的他和韋克斯勒時，我就覺得他們完美地再現了馬特和傑夫 這對組合。他倆就像正從午夜電影里走出來的馬特和傑夫一樣，穿著長長的黑色大衣，還戴著禮帽。整個場景就應該是黑白的。
「聽我說，傑克，我們得把這個壞消息告訴她。這事我們來干，我們只是希望你能在場，算是幫我們一把。要是情形不大好，恐怕你得留下來跟她待一會兒。你知道，也許她需要有個人陪著，行嗎？」
「好的。」
「那就好，傑克。」
我們正往肖恩的家駛去，不是丹佛那間他跟四個警察合住的公寓——那只是為了方便他在城市居民登記冊上登記為丹佛市居民。他的家在博爾德城，而他的妻子賴莉將會來應門。我知道，其實不需要誰來告訴她這個噩耗。只要打開門，看到我們三個站在那兒，而肖恩不在，她就會明白我們要告訴她的事情。任何一個警察的妻子都會明白。她們一輩子都在為這一天擔驚受怕，為這一天做著心理準備。每一次聽到敲門聲，她們開門時都會猜想是不是死神的信使杵在那裡。而這一次，是真的了。
「你知道，她看到我們就會明白的。」我對他們說。
「很有可能，」韋克斯勒說，「她們總是能明白。」
我意識到他們指望賴莉一開門就猜到真相，這會讓他們的工作輕鬆點。
我垂下了頭，下巴幾乎抵到前胸，手指伸到眼鏡下面揉捏鼻樑。我意識到我已經成為自己撰寫的那些故事中的一個角色——我在那些故事裡展示著悲傷的場景和失去親人的細節，我是那麼竭盡全力地去發掘，只為了讓一篇在報紙上佔三十英寸版面的報道顯得翔實而豐富。而現在，我變成了這個故事的素材之一。
這時我想起曾經給失去丈夫的女人和痛失愛子的父母打過去的那些電話，一股羞愧感湧上心頭。我還給自殺的人的兄弟打過電話。是的，那些電話我都打了。我覺得沒有哪一種死亡是我未曾寫過的，這些無不讓我覺得自己是個刺探他人痛苦的入侵者。
「您感覺如何？」記者慣用的這個句式總是擔當採訪的第一個提問。如果不便這麼直截了當，就會把它精心偽裝成表達同情和理解的措辭——事實上我並不抱有那份同情和理解。我因這份冷漠得到過一個教訓：一道細長的白色疤痕從我的左側臉頰直直延伸到鬍鬚邊緣。這是一個女人的訂婚鑽戒劃傷的，她的未婚夫在布雷肯里奇附近的一場雪崩事故中遇難。我用那句古老的開場白提問，她反手一個耳光抽在我的臉上。那時我還是個剛入行的新手，還覺得自己挺委屈。現在，我將這道疤痕視為一枚勳章。
「請靠邊停車，」我說，「我要吐了。」
韋克斯勒一個急剎車，將車駛進高速公路的應急停車道。車子在黑暗的冰面上有點打滑，但他很快控制住了。還沒等車停穩，我就拚命地推門，可門把手完全不起作用。我這才意識到這是一輛警用車，大多數時候，后座坐的都是嫌疑人或者囚犯，後車門裝著由前座控制的安全鎖。
「開門！」我努力從喉嚨里擠出這句。
車子終於停穩了，同時韋克斯勒解除了安全鎖。我打開車門，探身出去，吐在半融化的泥濘雪地上。我劇烈地嘔吐了三次，腸子都快吐出來了。整整半分鐘，我一動不動，等待著下一輪嘔吐感，但是已經結束了。我的身體被清空了。我想到這輛車的后座是供嫌疑人或囚犯乘用的。我猜自己大概是把兩項都佔全了：沒有盡到兄弟責任的嫌疑人和陷入自傲之籠的囚犯。至於判決，毫無疑問，將是終身監禁。
腸胃清空，就好像經歷了一番肉體上的驅魔儀式，剛才的那些念頭也隨著身體的輕快悄然而逝。我小心地下了車，走到柏油路邊。汽車一輛輛駛過，一簇簇尾氣在二月的飛雪和車燈的映照中折射成一道道流動的彩虹。我們的車似乎停在某個牧場的邊上，但我不知道究竟是哪兒。之前我並沒有留意已經朝博爾德城開了多久。我摘下手套和眼鏡，塞進大衣口袋裡，隨即彎腰扒開地面被污染的積雪，直到底下潔凈的白雪顯露出來。我掬起兩捧冰冷潔凈的雪，緊緊地捂在臉上揉搓，直到皮膚感到陣陣刺痛。
「你還好吧？」
聖路易斯從我身後趕上來，問了一個愚蠢的問題。這跟那句「您感覺如何？」有什麼區別？我沒理會他。
「我們走吧。」我說。
我們回到車上，韋克斯勒一言不發，將車子駛回高速幹道。我看到了一塊去布魯姆菲爾德的出口指示牌，這才知道已經開了一半路程。我在博爾德城長大，博爾德城與丹佛之間的三十英里路程，我跑過上千次，但此時這段路看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