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歡米蘭·昆德拉的作品，最早讀到的是他的名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作為一位中國讀者，閱讀米蘭·昆德拉只能按其作品譯成漢語的先後順序，而不是作品問世的順序。正因為如此，這部作品給我帶來的最初震撼是出乎預料的。應當說他是一個反覆咀嚼過人生的作家。他對於人世的不平、虛偽、邪惡、醜陋有著一種獨到的觀察、體驗和理解，他對人世間的背叛、出賣、欺詐、傾軋、墮落、強權、壓迫都有著令人膽戰心驚的描寫。當他的祖國在一夜之間成了無名的世界，他所喜愛的托馬斯醫生失去了處方權，而成為一個窗戶擦洗工時，他唯一奉行的「非如此不可」的原則，就是不肯背叛的良知。托馬斯醫生為此付出了代價（甚至是生命的代價），他受到上司的誘迫，秘密警察的盤查，激進者的懷疑，以致陷於一種難以排遣的苦悶。他與異性展開馬拉松式的肉體的搏鬥，但這一切均不能使他獲得解脫，猶如杜布切克在電台講話中那些可怕的停頓和喘息一樣。他最終在苦悶中離開布拉格，去鄉間與那些將豬崽作為寵物的農夫們相處在一起，只是這樣的時光也是短暫的，最終他在一場意外的車禍中死於非命，帶著他的天真、輕信和缺乏經驗去了。他實在是承受不了生命中比沉重還要令人難以置信的輕。
米蘭·昆德拉說，小說已不是作者的自由，是對人類生活——生活在已成為羅網的世界裡——的調查。作品中的人物不像生活中的人，不是由女人生出來的，他們誕生於一個情境，一個句子，一個隱喻。簡單說來那隱喻包含著一種基本的人類可能性，在作者看來它還沒有被人發現或沒被人扼要地談及。他說他小說中的人物是他自己沒有意識到的種種可能性。正因為如此，他對他們都一樣地喜愛，也一樣地被他們驚嚇。他們每個人都已越過了他自己固定的界限。對界限的跨越（他的「我」只存在於界限之內）最能吸引他，因為在界限那邊就開始了小說所要求的神秘。但是，一個作者只能寫他自己，難道不是真的嗎？他這樣詰問自己。這同樣是他作為一個小說家的心跡。
是的，他和托馬斯醫生同樣對一夜之間失去家園感到苦悶，於是，他與托馬斯醫生同樣具有的天真，使他產生了一種更具天真的幻想。他企望來自世界另一端的正義。當特麗沙帶著關於在俄國坦克前親吻著行人以示抗議的姑娘的照片，走進瑞士的新聞圖片雜誌社，以期讓世人看到捷克人仍戴著不幸的光環，贏得好心的瑞士人為之感動。圖片社編輯請她坐，看過照片又誇獎一番，然後解釋，事件的特定時間已經過去了，它們已不可能有發表的機會。米蘭·昆德拉驚呼：並非這些照片不夠美！特麗沙也反駁道，這一切在布拉格並沒有過去！那是你們不能相信的，這兒沒人關心這一切。這是她沒能吼出的心聲。這既是特麗沙的失望，亦是米蘭·昆德拉的失望。
現在看來，只是人家有人家的生活，人家有人家所要關心的事物。諸如裸體主義者的海灘傑作，諸如仙人球或是玫瑰花什麼的。甚至建議特麗沙最好首先噹噹模特兒，碰碰運氣，成為一流時髦攝影家。對特麗沙所表現出來的「一種激情的憎恨」，只能被認為她是「生錯了時代」。面對這近乎冷酷無情的漠然，似乎失望或譴責都顯得蒼白無力。因為你原本不該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在這裡，我又感覺到米蘭·昆德拉的天真——與他的主人公們同樣的天真（更令特麗沙內心備受折磨的是，她在事件之初發表在西方媒體上的那些照片，已成為秘密警察手中最好的佐證，許多人因此而遭不幸）。對於天真，在我家鄉用一句話加以寬宥：你這吃了生乳的凡人子嗣！是的，人自打娘胎里生下所吃的第一口母乳就是生的，所以人與生俱來便有其難以克服的天真的天性！
倒是在某一個瞬間，在薩賓娜的腦海里對美國參議員朋友閃現過一個幻影：這位參議員正站在布拉格廣場的一個檢閱台上。他臉上的微笑，就是那些當權者在高高的檢閱台上，對下面帶著同樣的笑容的遊行的公民發出的笑。當德國的一個政治組織為她舉辦一次畫展時，冠以「她的畫作是爭取幸福的鬥爭」，她憤怒地提出了抗議，宣稱她的敵人是媚俗。從那以後，她開始在自己的小傳中故弄玄虛，到美國後，她甚至設法隱瞞自己是個捷克人的事實。唯一的目的，就是不顧一切地試圖逃離人們要強加在她生活中的媚俗。然而看來，在一種境遇下的憤俗，很容易導致在另一種境遇下的媚俗。真是「永劫回歸」。生活的邏輯常常讓智者無所適從。難怪人們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讀著米蘭·昆德拉被譯到漢語世界的幾部作品，領略這位大師的睿智和其作品的藝術魅力的同時，一個作家作品的獨立風格與形式和手法雷同之間的界限在我眼前愈發變得模糊起來。幾乎他所有的作品都是以第一人稱切入或化出的方式加以敘述，且時時加入大段大段的具有哲學意味（有時是大眾哲學色彩）的論述，不免給閱讀的愉悅帶來一種壓抑和沉悶的氣氛。我想倘若經典作家的作品是在截然不同中顯現藝術特性的話，那麼現代藝術似乎是在雷同中尋求毫釐的差異，正如托馬斯醫生一度孜孜以求地要探尋那百萬分之一的不同一樣。稍不經意，也許你就無法觸及一部作品行將展示於你的深奧內涵，也由此往往令作家感到失落和陷於難遇知音的悲憤。我不知道這究竟是藝術的浪尖還是波谷。而且當冷戰、後冷戰均已時過境遷的今天，在他作品中洋溢著的冷戰、後冷戰時代的一種特殊的思維邏輯，讓人清晰地感觸到作品隱含的某種硬傷，而這種硬傷將隨著時代的推移愈發凸顯。莫非這就是作家難逃的時代和歷史的局限？
19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