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症已經牢牢攫住了他們。
1982年2月，《今日新聞》第一次針對同性戀者充滿神秘色彩的新癌症進行了報道。該報聲稱，那些染病的丹麥年輕男性免疫系統有缺陷，原因在於「從事性行為時的衛生習慣不良，男同性戀者更易遭到惡性病毒感染」。
也許，跟其他人相比，男同性戀者並沒有特別骯髒。
但他們還是怕得要死。
他們害怕接受陌生醫生的診斷，不只被要求檢查陰莖，還有口腔、直腸，最後不得不承認——對，就是承認，像犯人對警方認罪那樣——承認他們就是同性戀者。
他們有各式各樣的理由感到害怕。
同性戀者受到的待遇極差，遭人輕蔑，也得不到好的醫療看護，有時甚至得不到看護。
整個社會也感受到，這全新的、前所未見的傳染病是非比尋常的嚴重威脅。
不只是同性戀者，所有人都有可能感染。要是沒能及時控制病源並徹底隔離起來，疫情將一觸即發。
假如只有死娘炮、愛用針筒的癮君子或娼妓被傳染，那倒還無所謂。只要無辜的大眾安全無虞，就沒有什麼好顧慮的。但是，《快捷報》在1985年5月21日的標題，可謂一針見血。
《下一個就是你！》
你，就是你，還在看報紙。
你只是個平凡的瑞典人，沒有怪異的性癖好，沒有嗑藥，更不是非洲人。你可能只是偶爾上一下窯子，找找妓女，然後就……中鏢了。
這些正常而平凡的瑞典人當中也流傳著傳染源！但大家卻彷彿視而不見，等到病入膏肓，則為時晚矣。
1985年11月26日，《哥特堡郵報》刊登一篇報道，指出一對夫婦（丈夫是警員，太太是護士）非常害怕會在工作時感染HTLV-Ⅲ型病毒。它的標題寫著：「我們一被感染，就只能拋家棄子。」
直到1985年秋天，大眾其實已經慢慢了解到病毒傳染的主要途徑，但報道卻隻字未提。這對夫妻的恐懼其實毫無醫學根據可言。記者試圖將此疾病描繪成對居住在郊區別墅，樸實、無辜的瑞典中產階級家庭最可怕的威脅，還不忘添油加醋，來點煽情的描述：別墅中，小臘腸狗還高興地蹦蹦跳跳，咖啡壺還在爐上冒著熱氣，小尤漢還在爸爸腿上爬上爬下，直到……直到「黑死病」爆發。
要怎樣才能發現？要怎樣才能保護自己？
歷史學家卡琳·尤漢遜（Karin Johannisson）在《醫學眼》一書中，講述人類歷史上對疾病各種不同的成見與定見。即使對追蹤生物性病原的科技與知識日新月異，這些定見仍然牢不可破。
最常見的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乃是「疾病本身就是一種懲罰」。《舊約》多次提到，上帝決意懲罰不遵守戒律的人民，針對個人或整個民族降下各種瘟疫與麻風病。他還一度讓以色列全境陷入瘟疫，只為懲罰大衛王本人的一意孤行。
大眾應該要唾棄並遠離那不潔、有罪的病人，否則，上帝立刻會遷怒到所有人身上……
疾病、罪孽與不潔的關聯相當緊密。罪孽直接導致疾病，進而使人不潔。要想回到潔凈之身，唯有康復一途。想要康復，就必須獲得饒恕；想獲得饒恕，就必須洗心革面，改過向善。
或像那位來自哥特堡的本特·畢格森牧師在《晚報新聞》訪談中所說的：「如果艾滋病是針對同性戀者，使他們生病，讓他們覺醒、回頭，那艾滋病不失為一項福音。……
「罹患艾滋病的同性戀者，如果能夠徹底覺悟，了解到身為同性戀者是最大的罪過，那麼我們可以這麼說，艾滋病完成了一項使命，它傳達了上帝的信息。」
拉斯穆斯在班特畢業公演上義憤填膺、高聲朗讀的正是這段文字。
即使在宗教影響力日漸式微的今天，「疾病就是天譴」的成見仍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持續出現。得病，代表自作孽，不可活！
疾病，就是個人生活的寫照。
因此，病人應該被視為罪有應得，所有苦痛都是自作自受。或者如卡琳·尤漢遜所寫的：「疾病總是被賦予道德含義，象徵著失敗、衰退，甚至背棄。」
最後還可以被視為大自然撥亂反正、穩定秩序的手段。
上述所有觀點，完全適用於20世紀80年代艾滋病爆發時的輿論。
《瑞典日報》一篇社論的作者憂慮不安地問，基督徒行聖餐禮時，會不會被傳染啊？
報紙標題擬得相當曖昧，而且意有所指——「無辜的基督徒，也可能會感染艾滋病」。
除了《瑞典日報》外，其他媒體也不遺餘力，非將病患分為「有罪的」與「無辜的」兩大類不可。
其實，他們一直在這樣做。
一名孩童接受輸血時感染艾滋病，其中一家晚報指稱：「現在，不該發生的事發生了：艾滋病又奪走了一條無辜的小生命！」
由基督教會主辦的《每日時報》更是搶先一步，將整件事蓋棺論定，而且斬釘截鐵，絕不讓步：「撇開因為輸血、生產，或合法夫妻關係所導致的艾滋病病例，我們其實可以發現，每一個艾滋病患的行為舉止，都是罪孽深重、不可饒恕的。」
要怎樣才能保護自己？要怎樣才能把瘟疫範圍限制在那些人身上？
就是那些罪孽深重的人身上。
否則，下一個就是你了。
《快捷報》在描述病因時，選擇刊出一對擁吻中異性戀年輕夫妻的照片，場景相當浪漫，綺麗而引人遐思。照片旁的附註是：「額頭上輕輕一吻，不會有傷害的。」然後該報選擇用一個禿頭、盯著色情海報的老頭的背影象徵同性戀者，附註是：「輕率的匿名同志性行為，將導致罹病風險大增。」
還有其他正本清源的辦法嗎？一定要想辦法阻止那些同志無法進行所謂的「同志性行為」才行！
非常不幸地，不得不採取與法律保障個人自由相抵觸的緊急措施——強制檢驗、列表管制、監控、隔離——但這一切都是為了社會大眾的福祉著想。
包括韓寧·謝斯壯與雷夫·希爾博斯基等法學泰斗都知道，這種呼聲嚴重抵觸大眾對司法的見解。但他們還是順水推舟，將強制檢驗合法化，並制定嚴刑峻法。
「此處雖有明顯的利益抵觸，」雷夫·希爾博斯基不痛不癢地說，「我們不得不選擇相對錯誤較少的措施並予以執行。」
他的同事韓寧·謝斯壯則表示：「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放棄對這個人的保護，以保護全體社會大眾免受他所帶原的絕症傳染。」
那些進行所謂「同志性行為」的同性戀，他們居然沒有染病！而且他們還是帶原者！太可怕了！要是這些帶原的鼠輩還能自由自在，到處亂跑，要不了多久，整個社會就會被疾病瓦解了。
不，不能信賴他們。
報紙雜誌上，一篇辯論文章的作者故意用反詰法質問：「我們為什麼需要將這五千個帶原者全部隔離起來？」隨後又自答：「因為我們不能保證，這些人都能潔身自愛，不亂搞不安全的性行為，不再傳染給別人……同性戀者對性行為的依賴恐怕比異性戀者還要難控制！很難相信這些人的性行為是以『感情』為基礎。想想看，每個同性戀者每年都有成打的性伴侶，所以我們不能假設他們會安分守己……」
染病的人，居然還要分為「有罪的」與「無辜的」兩類。
有人被傳染，有人負責傳染給別人。
《晚報新聞》專訪市中心諾曼區警局的警員漢斯·史特倫德，該警局目前正全力掃蕩轄區內的同志性愛夜店。專訪標題一語道破——「傳播艾滋病的人，就是兇手」。
總之，那些被傳染的同性戀者不算受害者。
他們是兇手。
不要對兇手太仁慈，不必對他們溫柔。我們要保護自己不受傷害，這是天經地義、與生俱來的權利。
讓我們再度引用史學家卡琳·尤漢遜的說法：「首先，所有疾病史都證明，所有病因詮釋與相同的『代罪羔羊』症候群，都為放逐、強制隔離與管制等措施提供了道德依據。」
現在的情況正是如此。
徹底分裂的社會。
包括政治人物、公務員、醫生與警方在內的眾多政府機構人員，都要求對傳染源採取嚴厲的檢驗措施——先站穩腳跟，把帶原者通通揪出來，藉此保護社會上眾多無辜的小市民，將病菌徹底殲滅。1986年，醫生莉塔·提柏林與托畢揚·雷汀在《瑞典日報》辯論文章中提出建議，設置艾滋病社區，強制隔離病人，任他們自生自滅，就像中世紀處理黑死病患的辦法一樣。
約拿·伯格倫德是隆德市急診醫院病毒學家與主治醫師，他認為應該對全瑞典人口進行強制檢驗，將帶原者列表管制。他甚至沉重而嚴肅地建議，在病人身上刺上刺青，使他們無所遁形，就像希特勒統治下德國境內的猶太人，不分男女老少都得在胸前配上大衛星標誌，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