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要不要自殺以及什麼階段應該自殺，保羅、賽爾波和拉許歐克已經討論過許多次。
三人的病情處於不同階段，賽爾波的身體機能還算得上正常，保羅和拉許歐克已經在不同醫院轉診過許多次。他們一致同意，目前的日子都還算過得去。但一想到下一步，三人都感到一陣心寒。
這就是現況。
一接到自己染病的通知，大家通常都覺得：完了，死定了！
假如度過了最初的發病危機，或是身體機能尚稱正常，生活就能繼續下去。這時大家可能會想：我還活得好好的，不錯嘛。但只要被通知必須開始用藥，那就真的玩完了——終於到了這麼一天，醫生們異口同聲地表示，您的身體機能正在逐步下滑，必須再度面對這個殘酷的選擇：應該現在就自盡，還是要再拖一下，觀望一下？
不知不覺間，大家會把做出關鍵決定的時間點一再往後延。一開始會想：等到接到診斷書，確定感染艾滋病以後再自盡。
然後，想法會一變再變：不，等到我被推進隔離病房，就自我了斷，結束這一切！
針對「有尊嚴的生活」，其定義也是經常飄忽不確定。隨著情況惡化，苦痛難當，面對肉體的折磨、外界的羞辱，大家對生活的要求也會變得越來越低。不只是個例，而是一大群人都有這種傾向，簡直令人感到不可思議。這樣的生活真的還有尊嚴嗎？
對許多男同性戀者來說，外表這種膚淺的東西可是至關重要。當他們變得骨瘦如柴，臉上長出卡波西氏肉瘤，看起來一臉病容，這時已經沒什麼好活的了。當疾病的跡象再也無從隱瞞，當恥辱已經清清楚楚長在臉上……
然而，不管怎麼說，仍然有許多人還在堅持。他們開始將生命拆解成小小的片段。
如果我還能撐到夏天……
如果我能撐到下一個生日……
不，我先想辦法撐過這星期，下星期再觀察看看……
這種心理就像圍城的情節一樣，大家等待的，無非就是最後的解放，等待援軍的到來。大家朝思暮想的，無非就是新解藥的發明。
針對新解藥的各種說法，也始終混沌不明。
《今日新聞》在1984年3月提出警告：未來一年內，一種全新的艾滋病毒會在瑞典造成大流行。《勞工報》則殘忍地極盡嘲諷之能事，像吹奏小號一般，發出這樣的標題：艾滋病，就是我們這個年代對娘炮的天譴。解藥？抱歉，沒有解藥。
然而，短短數周后，1984年4月24日，《快捷報》就刊出下列標題的報道——艾滋病大揭秘：兩年內發現新疫苗。
怎麼想都不可能在兩年內就研發出疫苗，但是這種標題給人希望，活下去的希望。
「已經發現HTLV-III型病毒。」
「既然會出現這種病毒，人體就應該會自然產生某種抗體。」
一家德國私人診所派代表來到斯德哥爾摩，為HIV呈陽性反應患者舉辦講座。現場座無虛席。德國人用圖表和投影片向大家解釋，宣稱他們可以通過改變病患的血液性質，減輕病情，甚至治癒患者。
所有患者都樂意相信這一招真的會奏效。總算有辦法能夠減輕、治癒這種惡疾，將病毒連根拔除了。
設想一下：一個面對無止境的苦難、無依無助的人，每一聲保證能夠帶來救贖的呼喊，他都會留神傾聽。
我們能怪他嗎？
哪怕只是水面上的一小根稻草，都要拚命抓住！
就像這項「顯影劑計畫」一樣。
只要把柯達相機公司生產的顯影劑塗在身上，身體就會啟動某種過敏反應，進一步激活人體部分免疫系統。
之後，大家聊到這件事，都忍不住哈哈大笑：瞧瞧那些娘炮，聽到這種風聲頓時變得歇斯底里，爭相購買柯達的相片顯影劑。
有位男士，他是由HIV陽性男性患者所組成的全國性社團「陽性集團」的會員。有那麼一次，他就在會議中起身發言，抗議道：由於他在皮膚上塗顯影劑，導致皮膚過敏、發炎，害他都不能再上健身房了！
陽性集團的集會地點位於沃爾馬街地勢最高處。每年，該集團都會在那裡辦幾次派對，每場派對都一票難求。
派對本身倒沒有什麼讓人覺得新鮮刺激的，不過嘛，能夠參加這種派對，找找樂子，尋得理想的一夜情對象，還是挺愜意的。
假如你提起自己的疾病狀態，恐怕就沒人要你了。就是因為這樣，這種社交場合才好玩，才有存在意義——能夠卸下偽裝，「袒裎相見」，是多麼美好的事！
就像保羅常講的，派對上什麼三教九流的人都有：「都是些爛醉如泥的同性戀艾滋病老頭，大家坐在那裡哀號：『哎呀，這裡怎麼都沒有年輕人！』」
一如往常，拉許歐克和賽爾波高聲嘲笑著保羅。
他的病情已經惡化過幾次，情況實在不樂觀。不過他好像擁有無限精力，只要病況稍微好轉，只要他又能夠站起來，他就搖身變回那位大家熟悉的小娘娘腔，恣肆賣弄，取悅著所有人。
但這一次，他因為高燒不退，已經在南區醫院連躺了六星期之久，沒人相信他還能挺過這一遭。結果呢？他現在還不是好好地站在這兒，高聲嘲笑其他染患艾滋病的男同性戀。
「嘖，你說我這樣還不夠酷嗎？」他邊說邊朝天翻了個白眼，又點燃一根香煙。
「看到沒？就算這場病真的讓我病到跪下來，我這大半輩子還不是這樣挺過來了？而且我還是完全自願的。想搞垮我？門都沒有！呸！」
1983年，人類對這種疾病了解還不多。當時《無產階級報》曾寫道：「如果只有同性戀者會染上艾滋病這種致命惡疾，那麼，我們樂觀其成。」
在政治光譜另一端，基督教會所主辦的《今日報》則寫道：「除了那些因為生產、正常夫妻之間因輸血而不慎感染到艾滋病的患者，基本上，所有染上HIV病毒的人，行為都是偏差的、有罪的。」
在這座城市裡，絕大多數人繼續過著自己的生活，彷彿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他們甚至不知道這些事正在發生：年輕男性一病不起，日漸消瘦、凋零，終至死去。
是的，這不亞於和平時期的一場戰爭……
當生命已經走到了最後階段，他們通通不敵死神召喚，被押解在地上，任由伸長的繩子量測他們的死期。
就用一條繩子，決定哪些人死期將至。
就用一條繩子，量出哪些人可以繼續苟活下去。
每個人的生命，就用這種方式決定。沒有人能事先知道自己的命運。
他們被押解在地上，任由繩索伸長，再伸長……
那些染上艾滋病的患者該怎麼辦？許多人的存款用罄，沒能修完在學校里的課程，連原先住的公寓都沒了。
既然博士論文在有生之年永遠寫不完，又何必動筆呢？
生命中最後幾年讀了一堆書，最後還不是被病魔無情地一筆抹滅掉。唉，何必呢？
何必追求永遠無法達到巔峰的職業生涯呢？
反正可能活不過冬天，何必省什麼錢呢？
人生苦短，及時行樂啊！
體驗人生，到處旅遊，狂歡，無止境的派對，享受再享受——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裡，必須將一輩子該享受、該體驗的一一完成，了無遺憾。
是的，在真正發病以前。在漫長的苦難、折磨真正開始以前。
這是大家唯一了解的事實：沒有人能夠逃得掉的。
不然就是借酒澆愁。只要病魔還沒真正伸出魔爪，喝得爛醉，通通不過分。
可是，還有許多人壓根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傳染了，怎麼辦？
反正沒有解藥，沒有慰藉，只有無止境的威脅和強制隔離措施，既然如此，何必還要繼續嘗試呢？
相信一個完全不值得信賴的社會，有必要嗎？
相對地，也許有些人會有一種感覺：惡犬們正齜牙咧嘴，準備撲向他們。
撲向那些身為帶原者、罪有應得、不被了解的男同性戀者。
參加遊行的同性戀都有被害妄想症嗎？也許有，也許沒有。
也許每個人都有充分理由展現出被害妄想症，也許他們都有理由往最壞處想。
反正就假設自己已經是帶原者了，這樣最簡單。
有好幾年的時間，情況就是這樣：大家都認定同性戀者一定就是艾滋病患。既然不敢接受檢測，想必已經染病了。
性平會推出一本關於安全性行為的小手冊，標題為「神聖的性」。他們努力把同性戀情侶之間身體的接觸與親密行為，寫成一件美好、令人血脈僨張的事。
保羅讀著手冊，差點沒哭出來。
「該死，他們以為我是小女生還是什麼的？『彼此愛撫、磨蹭』，講得好像很危險一樣！」
到底要安全到什麼程度，才算是「安全的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