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的一切發生在1982年秋天，一個已經遙不可及、模糊不清的年代，與現在相比，完全是另一個時代，難以理解。
僅僅在三年前，瑞典政府還將同性戀列為疾病，包括尤漢·庫貝里（Johan Cullberg）這樣的心理學權威仍將同性戀形容成一種缺陷。同性戀男子真是幼稚的可憐蟲，身心發展還停滯在肛門期，依賴母親，無法獨立自主，簡直就是個悲劇。
當時，針對這個議題也有不少瑞典文書籍出版，包括沃斯壯與維德斯坦出版社的《同性戀》一書，聲稱立場開明，出於善意，或者「致力於為這項怪異缺陷所造成的眾多問題提供公正、先進的描述」。這些書籍封底的介紹文字表明了其創作的主要目的在於「發掘預防同性戀發展的可行性」。《同性戀》一書還引用了動物學家摩根·霍爾加德（Mogens Höjgaard）關於所謂「動物世界中異常的出軌力量」的說法。
同性戀會被貼上疾病標籤，部分可歸咎於德國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先爭取同性戀者權利的社會運動人士，像卡爾·亨瑞奇·伍瑞克（Karl Heinrich Ulrichs）、卡爾·馬利亞·卡本尼（Karl Maria Kertbeny）與馬格努斯·赫斯菲爾（Magnus Hirschfeld）等人。他們極力推動的論述與活動，最後卻造成同性戀在社會大眾眼裡，從行為上的惡性負擔變成一種生物性缺陷，一種自然界悲劇性的怪異現象。他們的用意本是為了反駁禁止同性戀、對同性戀者處以刑罰的法條，最後卻適得其反。
他們的論點是，就算一個人的天性如何病態，那畢竟是他的天性，怎麼可以因為天性而對一個人判刑呢？（直到今天，同一論點仍以不同的形式呈現。例如，同性戀者既墮落又病態，同時不道德、違反自然——即使被列舉出來的特質往往互不兼容，這種論點仍然屢見不鮮。）
那是一個完全叫人無法理解的年代。我們總認為瑞典是個開明到近乎寬宏大量的國家，而且似乎一直如此。但就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全國最大的早報《今日新聞》還拒絕刊登一份訃聞：死者是男性，他最親近的家屬也是男性。
理由是這份訃聞「不值得刊登」。
一個男人哀悼另一個男人的訃聞是「不值得」刊登的。
因此，年輕不安、想要探索自己身份的同性戀者得像拉斯穆斯一樣：在確定沒人發現時，偷偷摸摸地溜進阿爾維卡圖書館，在標示為「醫學」的書架上找尋自己存在的證據，而這證據又是何其渺小，何其卑賤。
他們蹲坐在書架前，心怦怦狂跳，想多了解自己一點，翻開書看到的卻是「病態」「脫軌」「不正常」「不快樂」「墮落」「邪惡」等字眼，還有「兇殘」「異常」「噁心」「惹人嫌惡」。
最後他們還不得不欣然接受這些形容，至少這能證實自己的存在，證實社會上還有其他類似的人。
在學校的生物課本里，在關於性教育知識章節的結尾處，可以找到關於性傾向異常所造成干擾與影響的註解。
註解里的小字像烈焰般燃燒著，重重彈出書頁，粘在同性戀者臉上。同性戀者只能希望全班沒人同時在讀這一頁，看見他出於羞恥而臉紅，然後了解原來他是同性戀。
同性戀者也自然而然地被與暴露狂、戀童癖、進行人獸交媾的人聯想在一起，或被單純否定為青少年尚處於對自己身體與性向產生好奇並進行摸索的過渡期。
拉斯穆斯就讀陽山高中時，有位音樂老師曾在全班學生面前演奏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然後告訴所有學生，這音樂很可悲，因為作曲家是同性戀者，最後還因此自殺身亡。他甚至是被要求自殺的。
這是僅有的一次，拉斯穆斯在學校生活中聽到「同性戀」這個字眼在生物課本的註解以外被提起。他因此知道，他的生命是可悲的，他被預期應該自殺、結束生命。
往後，拉斯穆斯會記得，被要求自殺的念頭是多麼可恥。
拿著手槍走來走去，手心冒汗，了解到自己必須將槍口放進嘴巴，然後扣下扳機。
其他人在隔壁房間等著聽那聲為他生命畫上休止符的槍響，證明當他不能活下去時，至少能像個男人般死去。
拉斯穆斯看到自己被關在禁閉的房間里，獨自來回踱著步。啜泣著，嗚咽著，顫抖著，想要活下去——但又知道自己必須，必須將槍口放進嘴巴，然後扣下扳機。而他真正想做的，其實是活下去。
無論付出什麼代價，他都想活下去！
儘管他被告知自己該死。
假如拉斯穆斯在記憶中仔細搜索，便會想起瑞典文學老師蘇恩·林德瓦爾也曾朗讀過奧斯卡·王爾德的一首詩。他告訴全班，王爾德寫下這首詩時人正在監獄裡，原因是——
然後，他沉默了，彷彿腦部缺氧，說不出話。彷彿突然意識到自己幾乎要對青年學子所講出的字眼而及時打住。
他停在那兒，臉紅著，嘴巴微張著，眼神逡巡著……然後把話題轉開。
那陣沉默。那陣窒息。
詩人卡琳·博耶的家人在她死後燒毀了所有可能證明她是同性戀的手稿。塞爾瑪·拉格洛芙 寫給閨中密友蘇菲·艾爾康的情書在接下來的十年內還會繼續被列為機密文件。
直到20世紀80年代，報紙雜誌上提及同性戀的文章仍為數甚少。這些文章的作者都不約而同地以「那些同性戀」來稱呼他們，藉此撇清關係，表示自己與讀者是同一國的，和同性戀完全無關。對同性戀者進行訪談時，考慮到大眾的觀感，採訪者會給他一個化名，藉此證實他就像王爾德的情人——阿佛列德·道格拉斯爵士所寫的詩一樣：一段不敢大方報出姓名的愛情。
受訪的同性戀者也只敢從背面照相，這樣大家才不會認出他的臉。無名無姓的背影，一個需要化名掩護、逃避社會大眾的個體。對一般人來說，同性戀是陌生的他者，是「他們」；他們與社會上的其他人隔絕，是一個幫派，是一群女性化男性組成的陰謀集團，威脅了健康、正直的瑞典社會。大家必須要通過立法保護自己，保護整個社會，以及更重要的——保護青少年免受侵害。他們就像難以抑制的毒素、傳染病，出於某種不明原因，對脆弱、缺乏主見的青少年充滿了吸引力。
包括威爾恆·莫貝里（Vilhelm M）與圖爾·尼爾曼（Ture Nerman）在內的記者與作家，常被視為民主鬥士，以及對抗司法腐敗戰爭中無畏的武士。但他們在20世紀50年代聽到同性戀的反應，就像暴怒的鬥犬一般。那僅僅是拉斯穆斯出生前幾年的事。
20世紀50年代，一撥又一撥圍剿同性戀者的運動在全國風起雲湧，帶頭衝鋒的就是《斯德哥爾摩日報》《今日新聞》《快捷報》《晚報新聞》與《工人報》等知名大報。它們以「狂轟濫炸」的方式刊登未經證實的信息八卦，如同性戀妓院、用煙頭灼燒青少年的虐待狂醫生、同性戀勢力秘密掌控全世界等各種光怪陸離的故事情節，彷彿這些全是真人實事。
在這樣一個偏執的年代，人們從報紙雜誌上可以看見下列標題：
「同性戀者在搖頭派對中縱慾狂歡」——《晚報新聞》
「同性戀者黑名單公布，持續肅清可疑首腦」——《晚報新聞》
「警方針對同性戀者進行大掃蕩，逮捕14人」——《今日新聞》
「46名男性涉嫌誘姦幼童已遭起訴，警方針對同性戀者持續進行整肅」——《晚報新聞》
「450個男孩因同性戀行為受偵訊」——《快捷報》
「1000名青少年自同性戀幫派魔掌中獲救」——《晚報新聞》
拉斯穆斯和他的同齡人就在這股仇恨與迫害的陰影下出生，在各自的家鄉成長。
一個與現代迥然不同的年代，社會對陌生的他者全然一無所知。
那是一個偷偷摸摸，充滿藏匿、謊言與保密的時代。
當時的西德法律還保留著將同性戀者視為罪犯的第175號條例——納粹時期，男同性戀是非法行為，他們被關進集中營，佩戴粉紅色三角形標誌，在所有入營的犯人中地位最低下。傳言指出，曾有同性戀囚犯互相殺戮，試圖獲得猶太人的黃星標誌，藉此提升自己在集中營囚犯中的地位。
這雖只是20年前的事，卻展現了一個全然不同的時代。當時的性解放運動還太不成熟、不成氣候，還太柔弱、急切，幾乎未經周詳考慮。
後來發生的變化就像是從屋檐落下的水滴，即使地面上的積雪仍厚實不可破，屋頂上的冰雪卻已經開始融化。
例如，首相帕爾梅在1970年回覆來自奧勒布魯的索倫·科普菲爾的來信時寫道：「我們不能因為某些人的性傾向與其他人不同，就從道德觀點上責難他們……在性生活領域裡，學校必須明確與任何類似種族歧視的趨勢保持距離。」
在斯德哥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