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方桂飛赴美國弄錢，傅樂煥心懷巨大悲傷與無奈留在了李庄，其他史語所同仁卻要攜家帶口踏上返京之途。與遷來時的景象有些不同的是，原來的光棍漢們大多已娶妻生子，並在李庄成家立業，栗峰碑銘中碑文下方署名的逯欽立、汪和宗、楊志玖、李光濤、王志維等五人，分別娶了李庄的姑娘而成了李庄的女婿，從另一個層面上，外來的「下江人」與李庄結下了割不斷、理還亂，血脈相連的深厚情誼。此次眾人離別，真可謂「最難將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在迎娶李庄姑娘的五人中，逯欽立（字卓亭）、汪和宗、楊志玖均為山東人，與傅斯年同鄉。逯於1910年出生於山東巨野大義集，介於今濟寧與菏澤之間，此地古稱巨野澤，《史記》所載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麟，孔子見之，嗟號「吾道窮矣」，遂停止《春秋》寫作。此大野即後來的巨野澤，亦逯欽立所出生的巨野縣，今地處巨野城東七公里，仍有獲麟古冢，或稱獲麟台、麒麟台，舊址遺存供人憑弔。
大野澤位於魯西南地區，一望無際的沼澤湖泊與北部的鄆城和號稱八百里水泊的梁山連成一片，向東南更有浩如煙海的微山湖相通。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歷史上著名的「響馬文化圈」，隋唐時代的程咬金、秦瓊等造反鬧事者，皆在此攻城略地，與官軍周旋；唐末那位「屢舉進士不第，以販私鹽為業。家富於財，善擊劍騎射」，後來引軍造反起事的黃巢就是該地曹州冤句（今荷澤西南部）人。而宋代號稱及時雨的宋江率眾弟兄扯旗造反，聲勢更是浩大得氣壯山河，有「粱山一百單八將，七十二名出鄆城」之稱，鄆城屬古曹州，其大的範圍就包括逯氏的家鄉，其他的好漢或著名人物多出自曹州北部聊城所屬的陽谷、東阿一帶，如武松、西門慶、武大郎、潘金蓮等，至於孟州道上賣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孫二娘那家小飯館，離這個圈子也不算遠，否則武松不會自動送入孫二娘的懷抱而差點被剁成肉餡包了姑扎（餃子）。由於歷史地理的原因，逯欽立與同樣出身梁山周邊「響馬文化圈」的傅斯年有著天然的、非同尋常的關係。
當然，魯西南這塊地盤兒，不只是產生隋唐時代的程咬金之類響馬和後來的梁山好漢與晚清的大刀會、義和拳（南按：義和拳的演化始自1897年曹州大刀會殺德國教士引發）等草莽英雄。同時它又是孔孟的故鄉，儒家文化產生行盛之地。是強盜俠義文化與儒家文化雜糅並存，既張揚又保守，能忠義隱忍又敢於行俠仗義、痛快造反的人物鑄造地。傅、逯二人自小就受這種雜交文化，如坊間流傳的多是些黃巢、程咬金、宋江、李逵、武松等俠義造反與西門大官人與小潘、瓶兒、春梅如何淫亂，以及聯手盜財私奔又被官府「一條索子拴了」的鄭來旺、孫雪娥等等類似諜案故事的浸湮。同時在學堂與家中又深受孔孟思想之教化與熏陶，如「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論語·學而篇》）「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文武兼備的思想與浩然之志。就性格而言，傅的血液里流淌的俠義、張揚、蠻霸的文化因子較多，逯欽立則多了一些儒家文化精神中的謙遜、溫雅、「悠悠乎，文哉」的氣度和風範。這種不同，除了地理文化上的差異，與各自的門風家世有重大關係。
逯欽立家族在魯西南算得上是家業豐盛的大戶，祖上雖沒有出什麼高官顯宦，但資財的宏富卻聞名鄉里。逯的父親是當地一位有名的私塾先生，飽讀經書，信奉儒家學說，家教甚嚴。受其熏陶，逯自幼勤奮好學，尤對舊詩文、策論等用功最勤，10歲開始與當地秀才、舉人對詩作賦，往往引得眾座擊掌稱奇，在當地具有「神童」之譽。
1935年，逯欽立由著名的山東省立荷澤六中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這在魯西南「獲麟之地」的鄉親們看來，是逯家祖墳冒了青煙。當時京師大學堂的餘韻還在民間殘存，仍把北大當做培養翰林與官僚的場所。一個「神童」登堂入室，自是前途無量，套用山東話說，日後升官發財、治國平天下是手到擒來把攥的事兒。有點出乎眾鄉親意料的是，逯氏一生未能坐上高官顯宦那寬大厚重的太師椅，而是坐了幾十年冷板凳，成了一位命運多舛的大學者。
逯進北大不久，即顯示了他的出眾才華和深厚的歷史文化功底，開始以「祝本」筆名在文學刊物上發表小說、詩歌，才子名聲隨之傳遍校園。翌年，逯轉入中文系就讀並出任《北大周刊》主編，以本名和筆名胡蠻（Human）等發表雜文和小說，宣傳抗戰。同時，在夜校教工人識字讀書。1937年抗戰爆發後，逯氏隨校遷長沙，旋又隨曾昭掄、聞一多、袁復禮等教授步行三千多里抵達昆明，繼之赴蒙自，在西南聯大繼續就學。1939年畢業後，考入傅斯年為代理所長的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羅庸（字膺中）、楊振聲二導師攻讀碩士研究生，自此開始了幾十年尋尋覓覓，專題研究「先秦兩漢魏晉南北朝詩」，及同時期文學史的學術歷程。
據逯欽立的同學周法高回憶：「逯的導師羅庸是北京大學出身，學問、人品非常令人敬佩，對於三禮和宋元理學都有研究，學問非常廣博，尤長於中國文學史的研究。著作不多，對於儒家的學說頗能身體力行。記得1940年他所居的地方失火，一時烈焰衝天，蔣夢麟校長曾經當場拍照證明曾經有某機關存貯了大量的汽油而引起火警的。羅先生遇到這種不幸的事，仍能苦撐下去，弦歌之聲不絕，可以想到他的修養了。」又說：「西南聯大中文系裡，北大和清華的老師和學生在初期相處得並不太融洽，小的摩擦總是難免的。記得1940年秋季聞一多先生本來是開《楚辭》的，這一年要開唐詩。而唐詩本來是羅庸先生開的，於是羅庸先生就說：那麼我就開《楚辭》好了。由此也可看出羅庸的博學。」
周法高所言不虛，當羅庸接手《楚辭》課業後，所顯示的博學與研究功力深受同行讚譽，而受學生歡迎的程度不下於杜詩。當時西南聯大中文系有羅常培和羅庸兩位羅姓教授，師生們稱為「大羅先生」與「小羅先生」。因為二人非但年齡稍有大小，身材也略顯出高矮。兩位羅先生都京音純正，善於講課但風格不同，大羅先生又被尊稱為「羅長官」，蓋因一度執掌聯大中文系之故。羅常培講課條理明晰，論述曉暢，把音韻學中一些晦澀模糊的問題，用現代語音觀點予以剖析，使人有渙然冰釋之感。小羅先生聲音洪亮，節奏分明，跌蕩起伏，收縱自如，有「羅叫天」之美譽（比況京劇泰斗「小叫天」譚鑫培），很令聯大師生敬佩。有一天晚上，羅要講《楚辭》中的《九歌》，海報一出，連住在昆明城東的聯大工學院的同學都紛紛跑到城西的聯大聽講。一間差不多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滿了聽眾，窗外還站著一群外校學生。羅一氣講了三個多小時，直到夜深才結束，中途很少有人退場。據早些時候聽過羅庸杜詩課的聯大外文系學生趙瑞蕻回憶，羅講杜詩的情景要比講《楚辭》還要引人入勝，其感情的投入和聲情並茂的演講，令人陶醉，浮想聯翩。趙說：「羅先生是《論語》《孟子》和杜詩專家，有精湛的研究。他聲音洪亮，常講得引人入勝，又富於風趣。那天，我去聽課，他正好講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一詩。教室里坐滿了人，多數是中文系同學，我與外文系幾個同學坐在最後邊。羅先生一開始就讀原詩：高標跨蒼穹，烈風無時休；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先生來回走著放聲念，好聽得很……羅先生自己彷彿就是杜甫，把詩人在長安慈恩寺塔上所見所聞所感深沉地一一傳達出來；用聲音，用眼神，用手勢，把在高塔向東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見的遠近景物仔細重新描繪出來。他先站在講台上講，忽然走下來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著眉毛做外眺狀，凝神，一會兒說：『你們看，那遠處就是長安，就是終南山……』好像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大唐帝國京城就在窗外下邊，同學們都被吸引住了。羅先生也把杜甫這首詩跟岑參的《與高適薛據登慈恩寺浮圖》作了比較，認為前者精彩多了，因為杜甫思想境界高，憂國憂民之心熾熱，看得遠，想得深。羅先生接著問，詩的廣度和深度從何而來？又說到詩人的使命等。他說從杜甫這首詩里已清楚看到唐王朝所謂『開元盛世』中埋伏著的種種危機，大樹梢頭已感到強勁的風聲。此詩作於七五二年，再過三年，七五五年（唐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叛亂，唐帝國就支離破碎了，杜甫《春望》一詩是最好的見證。羅先生立即吟誦：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吟完了，羅先生說現在我們處在何種境地呢？敵騎深入，平津淪陷，我們大家都流亡到南嶽山中……先生低聲嘆息，課堂鴉雀無聲，窗外刮著陣陣秋風……」
1944年秋，羅常培赴美講學，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