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出使美國的幾年中，儘管整日殫精竭慮、不辭辛勞地四處演說，以喚起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同情，並以正義力量介入戰爭，達到「以戰止戰」的目的。以蔣介石為首的重慶國民政府同樣以堅強的意志和實際行動，向國際社會宣示了中國軍民抗戰到底的決心。然而，只有決心沒有實力仍然是一場虛幻的夢境。當抗戰苦撐到1939年9月，胡適與陳光甫爭取到的桐油貸款即將用竭告罄，國民政府再次陷入經濟和戰爭的雙重危急。根據蔣介石的指令，9月8日，駐美大使胡適緊急求見羅斯福，26日又見摩根索，申述國內局勢之嚴重，要求美國再提供一筆借款，給中國「打一劑救命的針」。摩根孛態度還算積極，但羅斯福迫於國內政客和日本方面的壓力，要求一定慎重從事，「勿授人以柄」。
1939年12月6日，胡適與陳光甫再訪美國財政部長摩根索，闡明中國時局的惡化以及對美援助的熱切期望：「中國抗戰已逾二年半，國困人乏，一切物資都亟待補充。……務請早日擬定辦法。……如日本正式宣戰，我方接濟更多問題。」摩根索聽後，「頗為動容，答應極力設法」。隨後，陳光甫告知對方今天是自己59歲生日，能夠得到摩根索財長「極力設法」的允諾，實在是一件最好的生日禮物。摩根索聽後，深為陳氏的敬業精神所感動，並深信有胡適、陳光甫這樣的忠義之士為之效命，中國不會滅亡，戰略反攻只是遲早的事情。懷揣著對胡、陳二人的敬意，摩根索當即親自為陳光甫預訂了回紐約的機票，讓陳回去過一個安穩的生日，並允諾他將親自處理貸款事宜。在得知陳尚未與聯邦貸款署瓊斯（桐油貸款時為美國復興金融公司董事長）商談後，摩根索又主動表示將親自與瓊斯商談此事。陳光甫深為感動，後來回憶該事件時稱之為「奉旨度生辰」。
摩根索與瓊斯等人商量的結果是，中國可由著名的滇錫貸款。陳光甫與胡適抓住這一時機，趁熱打鐵，胡適先後兩次會見羅斯福總統竭力爭取對方促成滇錫貸款事宜。1940年1月24日，胡、陳二人又一起會晤瓊斯並聲明，重慶國民政府一定不會中途與日講和，中國人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決不投降。如果美國能出力援華，中國定能堅持到最後勝利。為了向美方申明中國確有債務信義，陳光甫電促孔祥熙如期交付桐油款。在各方共同努力下，1940年3月7日，美國聯邦貸款署主任瓊斯終於宣布再向重慶國民政府貸款2000萬美元。4月20日，陳光甫與美進出口銀行正式簽署了滇錫貸款合同。胡適在向重慶報告時特別指出，這次貸款利息較上次為輕，償還時間較長，售錫餘款還可「自由」支配，堪稱是優惠條件（比桐油貸款年利少零點五厘，還期為7年，比銅油貸期長2年）。蔣介石對胡、陳二人與美達成新一輪貸款深表感激，於3月9日致電羅斯福表示衷心感謝。國民政府多數軍政大員聞聽這一喜訊，也在長吁一口氣的同時露出了少有的笑容，堅定了抗戰到底的決心，並對胡適與陳光甫的努力充滿敬意。
就在中美雙方皆大歡喜之時，唯孔祥熙處於複雜的政治目的和心中擰結的陰暗疙瘩，滿懷醋意地對此次貸款表示不滿，揚言貸款條件似尚偏苛，不如對芬蘭等國為優，芬蘭貸款無須抵押，條件較寬，而中國不但以錫做抵押，美方還要利息，美國佬真是狗眼看人低，不是個東西云云。孔氏以行政院院長身份正式回電中，對美方頗有微詞，並悍然責備胡適、陳光甫等人談判不力，沒有為國家爭得面子等。胡、陳聞訊，在大為震驚迷惑的同時，對蔣介石這位「老二」孔祥熙的做法很是惱火，想不到在孔祥熙的眼裡，自己不但無功，反而成了民族罪人。盛怒之下，陳光甫決定回國當面向蔣介石說明並與孔祥熙對質，以視正聽。在離美之前，悲憤交織的陳光甫致電孔祥熙並轉呈蔣介石，極其明了又毫不客氣地說道：現在的美國「論利害與我非唇齒之依，論交情亦無共患難之宜，何獨鍾情於我等積貧積弱之國家政府？國際間無慈善事業……今後抗戰必須基於自力更生之原則」。又說「我先自助，人方助我。否則，求人之事難若登天。」此言算是對單獨勃起較勁兒的孔祥熙一個猛力回擊，也是對蔣介石本人與國民政府高官大員們的一個嚴厲的警示。
然而，世界是複雜的，政治更為複雜，胡適的舉動和努力，依然招致國內以孔宋集團為代表的政客們的種種非議和責難。原本就與胡適特別是胡的「打手」傅斯年水火不容的孔祥熙，不但不加收斂，反而在蔣介石面前屢進讒言，謂胡適書生氣太重，「只好個人名譽，到處領學位」，辦事不力，在中立法、借款、禁運、合作等主要使命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作為向來好熱鬧和愛面子的胡適，在四處講演的同時，喜歡在美國各校接受名譽博士學位確是事實，四年間，竟領得榮譽博士帽子30餘頂。如此炫目浮華的盛譽，確也過於顯山露水，令人眼熱，並給對立面提供了攻擊的炮彈。於是，孔祥熙、宋子文之流便抓住此點到處散布，一併將水攪渾，把胡在美的其他功績全部抹殺，最終導致蔣對胡失去了原有的信賴。1940年6月，蔣介石撇開胡適，命他的郎舅宋子文以自己私人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國爭取對華貸款。宋子文下車伊始，便以皇親國戚咄咄逼人的氣勢，劈頭蓋臉地對前來拜見的胡適指責道：「國內有人說你講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還是管管正事吧！」胡適經此一擊，自是不服，當場同宋子文爭執起來。自此二人結怨，再也難一共事與合作。宋為急於立功，撈得「大魚」，也撕破臉皮，開始對胡適進行或明或暗的詆毀與擠壓。
1940年10月，宋子文致蔣介石密電，公開表示對胡適的不滿，說：「欲得美國切實援助，非空文宣傳及演說所得奏效，務面向各政要及各界不斷活動。」又說：「際此緊要關頭，亟需具有外交長才者使美。」宋甚至公開提出撤換胡適，推薦施肇基接任駐美大使。蔣介石認為宋之意見頗有道理，但鑒於胡適與羅斯福總統建立的良好關係以及在美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思慮再三，遲遲未下決心。同年11月，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抄錄了這樣一段話：「《封神》十九回說：我本將心托明月，誰知明月照溝渠？」藉此表達了胡氏一心為國操勞，想不到卻備受讒言詆毀與暗箭刺擊的憤懣痛苦之情。
這年12月17日，這一天是胡適的生日。胡對自己一年來的工作作了梳理與回顧，頗為感嘆，同時對做事的困難也有了更為辯證的認識：國際局勢演變對中國日益有利，確實使做事的難度減少了。但來了一群「太上大使」，又使做事的難度稍稍增加了，自己也「只好忍這種閑氣」。在如此的困境中，胡適仍決定困獸猶鬥，堅持自己的主張和做法，以「為國家做點面子」，「叫人少討厭我們，少輕視我們，叫人家多了解我們」。但「太上大使」宋子文卻不作如此想，他越來越把胡適的存在視作眼中釘、肉中刺，非欲除之而後快。宋氏窮追不捨，連連向蔣介石拍發密電，催促儘快免去胡適大使職務，以「挽救外交之頹局」。在蔣介石仍舉棋不定的情況下，1941年7月12日，按捺不住的宋子文在給蔣介石拍發的密電中，再次枉說胡適在工作上不予配合，並頗有協迫意味地表示：「長此以往，不但文不能盡職，有負委任，適之亦屬難堪。唯有懇請毅然處置，迅予發表。」這個時候的宋子文已有恃無恐，幾乎包攬了所有的外交事務，而將胡適排擠於圈外。一向懷有寬恕之心的白面書生胡適，終於忍無可忍，激憤地公開宣稱宋子文為「太上大使」，對自己的工作頗多掣肘打壓，二人矛盾進一步惡化。因胡適心中有一個把美國拖入太平洋戰爭，使中國好有「翻身」機會的信念，在與宋子文等輩斡旋的同時，依然堅持忍辱負重，咬緊牙關「苦撐待變」。當珍珠港事變爆發之日，胡適懸在心口日久的石頭才砰然落地，感到多年來期待的「大事因緣」已然鑄就，或謂千載一時，一時千載，新的世界格局業已形成，自己的使命也該結束了。「飛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既然太平洋局勢已經翻盤，世界頭號霸主——美利堅合眾國業已參戰，強有力的「車、馬、炮」已雲集陣前，作為書生大使的胡適對國民黨政府來說，真的成為一個無足輕重、可有可無的「過河卒子」了。而這個卒子是拚命向前還是後退，抑或翻到溝中的污泥里去，亦無關大局。與此相反的是，宋子文藉此機會來了個鯉魚打挺，神奇地登上外交部長的坐椅，開始名正言順地對胡適發號施令，竭盡排擠打壓之能事。面對這種令人尷尬、憤懣局面，1941年12月24日，胡適鄭重其事地對宋子文說「郭泰祺來美時，我曾經告訴他，我不想干這種外交官的事。若有更動駐美使節的需要，我隨時可走。現在你是我的老朋友、新上司。我也同樣向你聲明，如果政府要更動駐美使節，也請你千萬不要遲疑。我隨時可走。」
胡氏之說可謂真情流露。但是，頗懂官場遊戲規則的宋子文，深知若在這個節骨眼上趕走胡適，無疑會引起國內對立面的憤慨與學術界的強烈反彈，讓對方抓住不仁不義的辮子反攻倒算，對自己的名聲地位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