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吳晗邁向「鬥士」道路之前的1940年年初，傅斯年在西南聯大作過一次學術講演，題目是《汪賊與倭寇——一個心理的分解》。傅氏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解析汪精衛如何一步步走上了叛逆之路。按傅斯年的解析，汪氏不是嫡出，嚴父之後，又有嚴兄，自小便受了一個女兒式的教育，在這樣情形下所成長的兒童，自然有正常心理者少，有變態心理者多，或可有聰慧的頭腦，不容易有安定的神志，欲做「人上人」，而又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領，便是這種環境造成的一個原因。對此，傅斯年舉例說：淞滬抗戰爆發後，國民政府成立了一個國防參議會，汪做主席，會中常看到汪不時發脾氣，卻不明其氣之對象。作為參議員列席會議的傅斯年認為，這是由於汪精衛「心中的『疙瘩』（Mental plex）在那裡時時發動」的緣故。同時，傅認為，汪之叛國與他的婆娘陳璧君亦有很大關係，因為陳氏亦是一心想做「人上人」的人，做不到便氣得了不得。「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傅氏同時認為，陳璧君之剛戾凶妄，只是助因，促使汪賊叛國者仍是汪自小在心靈中蘊蓄的妾婦怨妒心理，與發而欲做「人上人」的要求。這種「不度德量力」的要求，形成了他極度扭曲的心理狀態，以及他一生人格上和心理上的變態，從而表現為他從事各種極端的政治上反覆無常的投機和賭博。可謂：「在家家亂，在國國亂，《春秋》中所記弒父弒君有幾個不是受這個心理所支配？」
這篇以心理學為根基分析汪氏走上叛逆之路的演講，給聯大學生時代的何兆武留下了深刻印象，事隔六十餘年還記憶猶新並專門著文作過介紹。在何氏看來，像汪賊這樣叛國投敵，組織偽政府，甘當兒皇帝的大事，恐怕是不能夠單純用被壓抑的原始本能來解釋的，而應該有其更深層次的政治的、社會經濟的和歷史文化的原因。但這個講演卻有另一方面的意義，那便是傅斯年是第一個，至少是在中國史學家中第一個，認真地把心理分析引入史學研究領域的學者。所謂歷史，自然是指人的社會活動史，而人的活動歸根結底乃是通過心理層次的這一環節。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寫到反叛的案例時，往往會注意到這一點，並提到反叛者最後乃是由於「內不自安」而終於謀反。反叛者的野心與內心扭曲的性格交織而成，形成了最終叛逆的事實。
何氏在《上學記》中論述吳晗的性格與生活情形時，顯然想到了傅斯年在西南聯大的這次獨具一格的演講，以及傅氏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解剖人物的精到之處，因而當他在近距離和遠距離打量吳晗的時候，就下意識地想到了傅氏所創造發明的一個情結（plex），或一個「疙瘩」之觀點。當然，不能說凡是心理上有情結或疙瘩（Inferiority plex），就是汪精衛與陳璧君式的人物，更不能把反革命的汪、陳二賊與愛國愛民的革命者吳晗相提並論。但是，一個人在成長與生活中，蟄伏於心中或明或暗的大大小小的「情結」或者「疙瘩」，對思想觀念產生一定影響，當是合乎情理和科學論斷的。吳晗在西南聯大作為一個未放過洋的年輕學者所顯示的性格、生活作風與政治思想起伏與嬗變，與他心理層面中的「疙瘩」，連同具有強烈革命精神的妻子袁震，施加的壓力和影響是脫不了干係的。有人說，如果沒有袁震革命慾望和思想的滋潤，絕不會產生「鬥士」的吳晗，是耶？非耶？尚有待來者更深入研究並作出科學的論斷。
據可考的文獻資料證實，吳晗成為「鬥士」並披掛上陣開始戰鬥的具體時間，當在1943年李文宜成為吳家座上客之後。吳晗研究者蘇雙碧、王宏志撰寫的吳晗小傳中，有一個與羅爾綱記述基本相同的細節：「一次，李文宜去看吳晗，袁震說吳晗釣魚去了。待吳晗回來，李文宜責怪他釣魚耽誤時間，吳晗苦笑了一下，無可奈何地搖了搖頭說：『袁震有病，需要加點營養，又買不起，只好擠點時間釣點魚，來增加一點營養。』吳晗嘆了一口氣，接著又說：『國難臨頭，已逼到我們鼻子尖了。』」面對這一情形，聰明過人的李文宜以靈敏的政治嗅覺，突然感到了什麼，她悄然退出吳家，直奔昆明城北門外，找到在那裡以開辦書店為掩護，實則搞地下活動，與中共過從甚密的民盟成員李公朴，請他把一位昆明名醫朋友介紹給吳晗為袁震治病，李領命而去。有一天，李文宜突然帶著在昆明地盤上聲名顯赫的一代名醫來到吳家，吳、袁夫婦既驚訝又感動，而當李與那位名醫皆曰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乃民盟與一切進步組織所追求的理想與目標，且此次治病不要一分錢，完全屬於義務性與公益性活動時，吳氏夫婦更是感激涕零，不知說什麼好。
訓練有素的革命老手李文宜，此時儘管因故尚未恢複黨籍，但仍為中共地下組織鞍前馬後忙個不停。面對吳晗極其外露的情格和善於激動的心理特點，李氏果敢、嚴肅、斷然地對吳晗談了當前的政治形勢，同時以馬列主義老大姐的口吻正告吳晗道：「整天發牢騷怎麼行？」接著單刀直入，來了個見血封喉：「民主政治同盟這個組織是反對蔣介石獨裁，主張抗戰到底的。」又說，潘光旦已經參加了，你也不能光說不練，光看不幹呀，也應加入到這個偉大而光榮的組織之中，與蔣介石政權作英勇無畏的鬥爭云云。吳晗聽罷，當場表示自己願意加入民主同盟，與蔣政權來個老鷹逐狡兔，翻上覆下地鬥上幾個回合。至此，雙方皆大歡喜，隨著一聲深沉厚重的「同志！」從李文宜口中傳出，一隻溫暖圓滑綿軟的纖纖小手，與一雙因整天釣魚而黑瘦枯黃的粗糙手掌緊緊握在了一起。許多年後，已是中共高官的李文宜，在北京那間寬敞明亮的大廳里，於香味瀰漫的咖啡中回憶當時的情形時，過去的一切仍歷歷在目，李說：「吳晗送我出門時，高興地說：『你給我帶來了兩個光明，一是介紹我參加民盟，二是給袁震介紹了醫生。』過去他送我都只送到房門前。這一天一直把我送到大門口，說明他的思想是很想進步的。」
由房門前到大門口，十幾步之遙的小小距離，卻顯示了人情冷暖與人心的向背。吳晗的思想已由漸進轉為突變，最終在一夜之間完成了轉型。據吳晗在《自傳》中說：「袁震的同鄉同學李文宜（中共黨員）來看我們，她的愛人周新民（中共黨員，做民盟工作，表面上是國民黨員，雲南省輔成的秘書）常和我們來往。他講了許多過去不知道的東西，並介紹我見華崗同志，我第一次知道統一戰線這件事。結果，我在1943年參加民主同盟，不久就被選為民盟中委，直接在黨的領導下工作了。」
1943年7月，經周新民、潘光旦介紹，吳晗正式加入民盟組織。未久，民盟雲南省委員會成立，由雲南籍的老民盟成員楚圖南出任主席，年輕的吳晗出任青年部長。中共地下黨組織趁機而動，通過吳氏加強與駐昆的知識分子聯繫，吳晗本人受中共組織委託，開始有意識地在西南聯大與雲大物色一批高級知識分子加入民盟，作為一股外圍政治勢力為中共效力。當懷揣神聖政治使命的吳晗環視一圈，很快把目標瞄上了自己的鄰居聞一多。如前文所述，當聞家搬到西倉坡聯大教職員宿舍後，與吳晗一家對門，兩個窗子也正對著，聞家進進出出的賓客與聞氏本人夜間躬身搭背刻圖章的凄涼情形，都盡在吳的眼中。而對聞家的生活狀況，吳更是了如指掌，聞一多夫人高孝貞曾對吳晗直言不諱地說過，在聯大宿舍三十三家中，我們兩家最窮。吳在《聞一多先生傳》中也說：「八年抗戰，薪水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徵發去了，一家八口，無法過日子。兩夫婦捉襟露肘，兒女啼飢號寒。住的從有衛生設備的洋房獨院到荒村茅舍，吃的從八餚六餚降為一碗豆腐渣，生活的窮困到了極度，從象牙之塔一攆攆到十字街頭。」
這個時候，披著一件破爛長衫，乞丐一樣在「十字街頭」胡亂轉悠的聞一多，突然與懷揣政治目的、晃晃悠悠走來的另一「難民」吳晗於寒風冷霜中遭遇，以後二人的結合或無論發生什麼事都不難理解了。
聞一多在清華當教授的時候，吳晗尚是一名學生，二人幾無接觸。後來，吳留校當了助教、講師，直到西南聯大教授，二人成為文學院同事，才有機會經常見面，但仍算不上相知。而當兩位落魄書生於「十字街頭」遭遇時，才一拍即合，成為親密的難兄難弟加一個壕溝里的戰友了。對此，吳晗曾在《哭聞一多父子》中說得分明：「當你做新詩人的時候，我知道你，並不尊敬你。當你埋頭研究《詩經》《楚辭》的時代，我明白你，並不接近你。可是，當這一晚上談了三四個鐘頭以後，我們的思想和工作都結合在一起了，我不但了解你，接近你，而且尊敬你。此後三年中，我和你分享著憂患，貧困，緊張，忙亂，痛苦的日子。」
儘管聞一多算得上是吳的師輩人物，且比吳晗大10歲，但他在政治上受到吳晗有意識的影響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據說當時吳晗的秘密任務就是把沒有任何黨派色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聞一多，從「十字街頭」扯到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