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死後，吳晗一連寫過幾篇紀念性文章，儘管政治口號多於內容，但感情還是頗為濃厚真摯的，吳說：「在前年五四的前幾個月，為了一樁事，我去看他。那時，他在昆華中學兼任國文教員，每月有一擔米，一點錢和兩間房子，雖然忙得多，比前些年有一頓沒一頓的情況已經好多了。從此以後，我們成了朋友。……去年暑假，昆中換校長，新校長奉命解一多的聘，不好意思說，只說要加鐘點，一多明白了，不說什麼，捲起鋪蓋搬家，恰好聯大新蓋了幾所教職員宿舍，抽籤抽中了，搬到了我家的對面。從此成天在一起，無事不談，也無話不談，彼此的情形都十分明白。……有時早晨菜錢無辦法，彼此通融，一千兩千來迴轉。五個孩子帶一個老女傭，八口之家，每月薪水只夠用十天。」吳晗所說是真實的，聞、吳二人開始聯手合作亦始於此。
聞家輾轉搬到聯大宿舍後仍是一貧如洗，家中僅有的一隻破爛藤椅是孫毓棠教授去英國時所送，一個整齊一點的方桌，是吳晗向學校借來又轉借的。聞一多的書桌是用三塊長木板拼湊而成，像裁縫桌子，還有兩把從鄉下撿來的描金黑漆的方椅子，每一坐上便搖晃怪叫。此外，還有兩張小板凳，兩口破箱子，吃飯時一家人剛好一桌，孩子們站著吃。後來。多虧了聞一多拿出了刻圖章的看家本領，生活才稍有好轉。吳晗曾在回憶中這樣說：「兩年前他學會了刻圖章。這故事包含了血和淚。他研究古文字學，從龜甲文到金石文，都下過工夫。有一天朋友談起為什麼不學這一行手藝。他立刻買一把刻刀下鄉，先拿石頭試刻，居然行，再刻象牙，雲南是流行象牙章的，刻第一個牙章的時候，費了一整天，右手食指被磨爛，幾次灰心，絕望，還是咬著牙幹下去。居然刻成了。他說這話時，隔了兩年了，還含著淚。以後他就靠這手藝吃飯，今天有圖章保證明天有飯吃。圖章來得少的時候，他著急，為了要挨餓。圖章來得多的時候，更著急，為的是耽誤他的工作。」又說：「米沒有了，得買，菜錢，靠刻圖章，石章一字一千，牙章兩千，刻一天吃一天。一天沒有生意，就得借貸。到了真沒有辦法的日子，太太和老女傭去擺地攤，賣舊衣舊鞋。有一天，我問聞太太，賣了多少，她苦笑一聲說『三十多件破襯衫，賣了三千多元，反正夠明天一天了。』」對於吳晗的回憶，梁實秋讀到後表示相信這是真的，沒有一點誇張。只是吳晗說聞一多「在昆明正式刻圖章，靠這行手藝吃飯，時間大約是一九四二年的夏天。」此記憶有誤，實乃1944年5月間事。當時為聞一多能順利掛牌開張，梅貽琦、蔣夢麟、熊慶來、馮友蘭、楊振聲、姜寅清、朱自清、羅常培、唐蘭、潘光旦、陳雪屏、沈從文等共12位聯大、雲大名流出面推介，清華中文系教授浦江清還擬稿作一短啟，也就是招攬顧客的廣告語：
秦璽漢印，雕金刻玉之流長；殷契周銘，古文奇字之源遠……浠水聞一多先生，文壇先進，經學名家，辨文字於毫芒，幾人知己；談風雅之原始，海內推崇……短啟寫就，聞一多親自攜至昆明城北門街聯大教員宿舍附近，於一間上書「三友金石書畫社」匾牌的屋子貼了上去。廣告一側，有一大張白紙，上有各式字體的圖章樣子和印就的潤例，外加一玻璃框裝飾。屋內更多擺掛的是著名書法家、雲大教授胡小石的字，以及李公朴夫人張曼筠和岳父張筱樓的書畫，由北門書屋老闆李公朴負責照理。梁實秋在重慶時曾看到聞一多的潤例，後來他在《談聞一多》一文中說：「事實上一多治印不自此時始，一九二七年的時候便已為光旦、劉英士和我開始刻印了。刻印是他的老手藝。不過到了昆明正式掛牌，技藝大進罷了。聽說盟軍人士出於好奇，也往往訂刻圖章，比較可得美價，故亦來者不拒。文人不得已鬻印，亦可概已！然而一多的脊背彎了，手指破了，內心悶積一股怨氣，再加上各種各樣的環境的因素，以至於成了『千古文章未盡才』，這怪誰？」
梁實秋對聞一多這位清華老同學與曾經的同事，由一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學究而成「鬥士」，以及斗出了什麼名堂，可能真的知之了了，或者知道也不便多言。只是對「千古文章未盡才」的學者聞一多以身殞命，抱有極大的遺憾與惋惜。聞氏中途突然撂下書本，一腳踏上「鬥士」的不歸路，真至命赴黃泉，這個急轉直下，爆發力異常的頗像核裂變式的過程，自然很難說要「怪誰」。按照冤有頭，債有主的古訓，若非要尋出個端緒，除了梁實秋所說的經濟等大環境的因素，當然還與聞氏在人生道路上結交的幾位朋友有關，比如吳晗、羅隆基，還有中共地下工作者華崗等。所謂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聞一多由灰而赤，亦然也。吳晗剛到雲大做教授的時候，戰爭火焰尚未蔓延到這個西南邊疆古城，政治也暫時未來敲門。這段時間，年輕的吳晗意氣風發，無論是工作還是生活都還算愉快。兩年後情況就大不相同了，如吳晗在一份《自傳》中所說：「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零年，我還是和在清華時一樣，埋頭做學問，不過問政治。一九四零年以後，政治來過問我了。」又說：「我的老家母親弟妹侄兒六七口人都到了昆明，春曦上大學，浦月上高中，小妹浦星上小學。一九三九年春，袁震姐妹三人也到了昆明。人口多了，薪資一天天減少了，法幣日益貶值，生活日漸困難。加上日機常轟炸，成天逃警報。前方儘是『轉進』，越打越『轉進』到腹地來了，四大家族發財成為風氣，老百姓活不下去，通貨無限制地膨脹。昆明這個小城市充斥了美貨，蔣介石特務統治，民主自由的影子一點也沒有。對外屈辱，對內屠殺。對蔣介石政權的不滿日益加強，在文章里，在講壇上，寫的說的都是這些。因為沒有政治鬥爭經驗，但比較敏銳，和青年合得來，常在一起，我的生活思想有了轉變。」
上述所言，是說1940年吳氏才感到日子不好過，開始過問政治。其實，早在1938年日子就不好過了，因為這個時候吳晗老家浙江義烏已被戰火籠罩，在鄉村的母親不得不統率全家老小來昆投奔這個當了大學教授的兒子，而袁震等三姐妹於1939年春來到了昆明，一個教授的薪水要養活十幾口之家，甭說在戰時物價飛漲的昆明，即是在號稱「盛世出猛虎」（南按：近年名噪一時的「周正龍華南虎事件」中，挺虎派主要幹將之一、陝西林業廳宣傳中心主任關克對媒體發布的通稿所言）的21世紀，也不是件容易之事，何況袁震還是一位經常卧病在床的病人。
吳晗與袁震相識於1934年的北平。袁是湖北老河口市人，據說12歲那年就在家鄉參加了五四運動，1921年考入武昌女子師範學校，在董必武、陳潭秋、劉子通等人的影響下，接受了與傳統觀念不同的另類思想，自此熱心於政治，成為一名時髦的政治運動分子，1922年為湖北女子參政協會起草了《成立宣言》，自此算是一隻腳踏進了政治的旋渦。女師畢業後，袁於1925年考入武漢大學中文系，因交不起學費，只好到女子師範充當職員，但學校當局又以她是一個熱衷於政治角逐，無心教課的另類「危險人物」而解聘。如此這般在社會政治的邊緣晃蕩了五年之後，又於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在校期間仍熱衷於校內外的政治活動。因其才高貌美，又經常拋頭露面，在清華園名冠一時，成為許多年輕教員與學子們獵取的目標。天不作合的是，當她讀到四年級時得了肺病，被迫停學住院治療。
就在這個時候，因一個偶然的機會，病中的袁震與吳晗相識繼而相愛，時年吳25歲，袁27歲。禍不單行，吳、袁相戀不久，袁震又患了骨結核。當時的醫學水平對這一病症尚無能為力，更無有效藥物治療，只能做些簡單的調理，因而袁出院後一直躺在床上不能起立，更不能行走，生活全靠別人照料。當時吳晗的母親與家人皆反對這門婚事，令吳懸崖勒馬，不要執迷不悟，並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阻撓。但兒大不由娘，且此時的吳晗已受過清華的高等教育，滿肚子學問與自由思想，又豈肯聽從一個鄉下老太太和家人們啰唆？面對各種阻撓與勸告，吳斬釘截鐵地對家人宣告，世之本無鬼，何以被迷住心竅？此生非袁震不娶，而袁也非吳不嫁。生同裘，死同穴，無論是陽間還是陰間都在一起過了。據吳晗的朋友羅爾綱說，1936年春天，他曾奉吳家人之命親自做過吳晗的「政治思想」工作，也是最後一次奉告。當時吳晗正患肺病住院治療：「他睡在病床上，閉著眼睛聽我的話，一句都不回答。後來我把我和他類似的婚姻問題跟他相提並論，有責備他不顧母親傷心的意思，他張開了眼睛，眼邊有些濕了，低聲說：『我和你的情況兩樣，追你那個女子沒有病，袁震有重病，你可以從母命，我不能從母命。』」吳的一句話說得羅爾綱『慚愧無地』，當場打了退堂鼓。至此，吳晗母親與家人心中縱有一百個不樂意與想不開也無力回天了。
儘管袁震整天躺在病床上，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卻如《沙家濱》中的胡司令傳魁盛讚阿慶嫂的那段台詞「這個女人不尋常」。
袁震與姐姐袁溥之早年都是中共元老董必武的學生，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