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返大潮中，有兩位聯大教授未能隨師生同行，留在了昆明雲南大學和國立昆明師範學院任教。一位是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庸，另一位則是大名鼎鼎的劉文典。羅是大半屬於自願留在昆明師大，少半是與傅斯年關係不睦，或者說傅斯年不希望其北歸。而劉文典進入雲大卻另有一番隱情，且這隱情與聞一多有著公私兼及的藤葛。
據錢穆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聯大解散後，「舊同事留昆明者僅二人，一為劉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時為清華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華校車赴校上課。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煙捲，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不能墜。萬一墜落書上，煙燼未熄，豈不可戒。然叔雅似漫不在意。後因晚年喪子，神志消沉，不能自解放，家人遂勸以吸鴉片。其後體力稍佳，情意慚平，方力戒不再吸。及南下，又與晤於蒙自。叔雅鴉片舊癮複發，卒破戒。及至昆明，鴉片癮日增，又曾去某地土司家處蒙館，得吸鴉片之最佳品種。又為各地軍人舊官僚皆爭聘為諛墓文，皆饋鴉片，叔雅遂不能返北平，留教雲南大學」。
周作人晚年在《北大感舊錄》中，專設一篇「劉叔雅」回憶文章，說：「劉叔雅名文典，友人常稱之為劉格闌瑪，叔雅則自稱狸豆烏，蓋狸劉讀或可通，叔與菽通，東字又為豆之象形古文，雅則即是烏鴉的本字。叔雅人其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後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云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亦粘著唇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能擇言，自以籍合肥，對於段祺瑞尤致攻擊，往往醜詆及之父母，令人不能記述。」又說：「他的說話刻薄由此可見一斑，可是叔雅的長處並不在此，他實是一個國學大家，他的《淮南鴻烈集解》的著書出版已經好久，不知道隨後有什麼新著，但就是那一部書也足夠顯示他的學力而有餘了。」
錢、周二人皆為劉文典在北平時的同事，其回憶有一定的可信度，只是過於簡潔，尚有更多信息沒有道及，外人也就無法有一個明晰的了解。尤其是周作人處於自身利害考慮，在民族存亡的關鍵時刻，對七七事變之後，二人於劉文典北平的居處那段「叫勁」式交往則揣著明白裝糊塗，沒有半字提及，致使這段歷史史實湮沒半個世紀不為外界所知。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隨著「陳寅恪熱」的出現，劉文典這個陳寅恪昔日的上司兼同事，也在九泉之下跟著升起溫來，大有起死回生，重返人間之盛景。
根據好事者發掘的散落材料，對劉文典的秉性品行，道德文章，奇人奇事，可以描繪出一個大致的輪廓。
劉文典，字叔雅，祖籍安徽懷寧，1889年生於合肥，既是一位才高學廣的「博雅之士」，又是一位恃才自傲的「狷介」之人。1907年，劉氏在蕪湖安徽公學讀書時，就加入同盟會。1909年，劉文典走出國門，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日、英、德等國文字，同時受業於在東京主辦《民報》的國學大師、反清鬥士章太炎，並成為章氏的得意門生，積極籌劃反清謀殺活動。辛亥革命爆發後的翌年，即1912年，劉文典回到上海，擔任於右任、邵力子等人創辦的《民立報》編輯兼英文翻譯，宣傳民主革命，對袁世凱集團進行口誅筆伐。1931年3月，惱羞成怒的老袁終於忍耐不住心中的悶氣，暗中派出刺客，瞅准機會於上海車站一下結果了宋教仁（時任國民黨代理理事長）的性命。當時跟在宋氏屁股後頭提包的劉文典同時遇刺，手臂中彈受傷，幸虧躲閃及時，才撿得一條性命。同年，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失敗，再次流亡日本，組成中華革命黨。劉文典復去日本，結識孫中山，並在孫的親自主持下宣誓加入中華革命黨，一度擔任孫中山的秘書，積極主張以刺殺、車撞或引爆自製炸彈等恐怖活動，來打擊、推翻袁世凱集團的統治。
老袁一命嗚呼後，國內革命形勢發生了變化。1916年劉文典回國，對軍閥混戰，商業凋零的殘酷現實大為失望，在彷徨中決意以學問報國，不再過問政事。1917年受陳獨秀之聘出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並擔任《新青年》英文編輯和翻譯，積極鼓吹另類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同時選定古籍校勘學為終身所系，主攻秦漢諸子，並以《淮南子》為突破口加以研究。經過數載苦鑽精研，終以皇皇大著《淮南子鴻烈集解》與《莊子補正》十卷本震動文壇，為天下儒林所重。劉氏因此兩部巨著一躍成為中國近現代最傑出的文史大家之一，為學術界廣為推崇，曾一度被蔣介石抬舉為「國寶」。
少年得志，中年成名的劉文典，逐漸形成了狂狷孤傲的性格，不但不把一般學者文人放在眼裡，一旦火起，還要給對方以拳腳交加的教訓。據周作人回憶說，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北大校長蔡元培辭職悄然南下，6月3日，北大學生近千人被當局逮捕。5日左右，北大教授在紅樓第二層臨街的一間教室里開臨時會議，除應付「六三事件」，還商討如何讓蔡元培重返北大掌舵的問題。腦後拖一條黃毛小辮，滿口「仁義道德」和「春秋大義」、號稱北大最古怪人物的辜鴻銘教授登台發言，贊成挽留校長，其理由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台下就座的《新青年》編輯們熟知辜是一位十足的『保皇派』怪物，又是處於挽留蔡校長的好意，沒有站起來與他抬杠較勁兒。想不到接著上台的一位姓丁的理科教授，卻讓眾人鬱悶至極。此人是江蘇人，本來能說普通話，可是這回不知吃錯了什麼葯或發了什麼神經，在台上卻說了一大串叫人聽了難懂，而且又非常難過的單句。只見他嘴巴一張一合地說：「我們，今天，今天，我們，北大，今天，今天，北大，我們……」如是者反覆嘟嚷。時在下午，又在高樓上一間房裡，聚集了許多人，在熱悶的空氣中，聽了這單調的神經病發作一樣的語句，有如在屋頂上滴著漏水，實在令人難以忍受。大家正在焦躁不安，忽然有人開門把在座的劉半農叫了出去，不久就聽到劉氏在門外頓足大聲罵道「混賬」，裡邊的人都愕然出驚，在台上正啰唆不止的丁教授同樣吃了一驚，並神經質地以為是在罵他，便匆忙下台退回了原位。
會議中途停頓，劉半農進來報告，才知剛才所罵的是法科學長王某，原因是為了給被當局捕捉的學生贈送食物引起糾紛，事情鬧到身為教授會幹事負責人劉半農這裡，劉聽罷不禁火起，遂破口大喝一聲，算是給眾教授解了圍。對這個意外的巧合，周作人頗為感慨地說：「假如沒有他這一喝，會場里說不定會要發生很嚴重的結果。看那時的形勢，在丁先生一邊暫時並無自動停止的意思，而這樣地講下去，聽的人又忍受不了，立刻就得有鋌而走險的可能。當日劉文典也在場，據他日後對人說，其時若不因了劉半農的一聲喝而停止講話，他就要奔上講台去，先打一個耳光，隨後再叩頭謝罪，因為他實在忍受不下去了。」當時看劉文典義憤填膺的樣子，真有可能蹦上台去給那位丁姓教授一記耳光，或一頓亂拳將其打趴在地的可能。只是令大家想不到的是，此次劉文典該出手時沒出手，九年之後，反而有別的強人出手，給了他兩記響亮的耳光。
1928年8月，劉文典由北大回老家創辦安徽大學，出任文學院院長，行校長職。11月，安大學生先是與省立第一女中校長程勉發生衝突，繼而由於軍警彈壓引發聲勢浩大的「皖省學潮」，一時四方震動，輿論嘩然。安徽省代理主席孫孟戟不能解決，恰遇蔣介石巡視到安慶，蔣氏聞知此事，性起之下，當即決定要扮成戲台上的「八府巡安」，召見劉文典予以「訓示」。
北伐成功之後，蔣介石的名望大增，號稱中國獨一無二的鐵腕強人，世人多有敬仰者。在這位「虎而冠者」的強人面前，學界大腕兒如胡適、丁文江、翁文灝、朱家驊等溫和派人物皆畢恭畢敬，即驕狂霸道如傅斯年者，對蔣介石其人亦敬佩有加，深為尊重，每論及蔣氏言必稱蔣公或介公云云。有人云，傅斯年是學者中唯一一位敢在蔣介石面前蹺起二郎腿夸夸其談的學者，此話未必是真。倘真有其事，也是蔣氏逃台之後的事情，那個時候的蔣家王朝早已失了往日的威風，是謂虎落平川遭犬欺也——天下萬事萬物的道理盡在如此。而1928年秋後的蔣介石正是年輕氣盛、春風得意之時，劉文典卻不把這位事實上的一國之主當做一盤菜看待。在劉氏眼裡，蔣氏只不過是只知操槍弄炮打混戰的一介匹夫罷了。
當劉文典被一幫軍警帶入省府堂廳，見蔣介石端坐大堂正中欲做審訊狀望著自己，略吃一驚，又很快鎮定下來。劉既不脫去帽子，亦不向對方行禮，找了把椅子昂然而坐，做不屑一顧狀。蔣氏一看對方的派頭與架勢，頭上的火星「哧哧」向外竄起。剛要發話，又見劉文典自身上掏出煙盒打開，抽出一支香煙，徑自擦著火柴點燃，旁若無人地猛抽開來，煙霧直衝蔣氏的鼻孔。對抽煙喝酒之徒向來極度厭惡的蔣介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