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臨時「封疆大吏」寶座的李宗黃，本來就極端厭惡龍雲舊勢力及其縱容民盟等親共分子的做法，再加上其本身性格桀驁不馴，用他的說法就是「為人剛直耿介，作風大刀闊斧」、「有永遠不為惡勢力低頭的革命精神」。這就導致李氏在學潮事件中始終保持著一種激烈的心態，即「奸黨」陰謀分子愈是鼓動學生鬧事，我李宗黃就愈是要同他們對著干！即使到血案發生之後，李氏也依舊剛愎自用地認定：學潮的發生根本就是沖著自己這位臨時省主席來的，是龍雲的舊勢力勾結共產黨意欲阻止其掌控雲南軍政大權，是一種故意搗亂滋事的流氓行徑。因此，上台伊始，為了表現忠黨忠蔣之心，把可能發生的反政府學潮扼殺於萌芽之中，李宗黃一開始就決定採取嚴厲的處置措施，並聯合昆明警備總司令關麟、第五軍軍長邱清泉，動用軍隊、警察、特務和國民黨黨團骨幹，採用破壞加恐嚇的雙重伎倆，使大多數師生心生畏懼，知難而退。25日晚，當學生們把會場改在聯大圖書館前草坪上繼續進行演講之時，李宗黃即下令手下黨徒特工人員按預定計畫輪番上陣進行反制，並說服邱清泉出動第五軍官兵，以槍炮齊鳴的激烈措施擾亂示威，達到恐嚇學生，使對方不敢外出遊行的目的。
後來有研究者分析，當晚李宗黃與關麟征等人的確最怕學生們衝出校園遊行，而一位西南聯大的教授事先曾告訴過李，這種校園集會屬於正常的活動，一般要到深夜才會結束，根本不可能發生深更半夜高舉燈籠火把在大街小巷遊行示威的事情。但神經高度敏感與警覺的李、關等人則堅決地認為，此說只是不諳世事與政治鬥爭之常規的書獃子或愚夫之見，不足為憑，他們更願意相信自己的諜報人員截獲的關於延安與昆明遙相呼應的秘密情報。
正是這種自以為是並有些神經質的固執己見，與以武力為後盾、天馬行空的所謂「反制措施」，激起了各校學生強烈反彈。本來已取消遊行計畫。更不曾想過罷課的學生們，反而在經歷羞辱和極度義憤中，於第二天開始掀起了要求「取消禁止集會遊行非法禁令」和「保護言論及身體自由」的罷課風潮。
就在罷課風潮形成狂濤巨浪，大有決堤之勢的關鍵點上，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重慶《新華日報》聞風而動，先後發表了昆明「罷聯」草就的《告全國同胞書》等言辭激烈的檄文。《新華日報》更是慷慨陳詞，發表社論，指出「這幾項要求實在非常溫和而合理」，當局的做法實在過於霸道與蠻橫云云。此後，罷課風潮瞬間呈滔天之勢決堤而出，開始向昆明之外的廣大地區奔騰蔓延開來。
學潮驟然升起，如平地突起驚雷，令雲南當局措手不及。此時的李宗黃等人不僅不為自己不當的處置檢討並採取補救措施。相反，他們堅信自己的行為乃切實的「反奸黨」鬥爭，是忠於黨國和領袖的大無畏革命精神的光輝寫照，是領袖意志與思想決策的忠誠執行者。早在抗戰勝利前夕，當得知昆明部分學生受中共地下黨的暗中操縱，公開跳將出來呼籲組織聯合政府時，蔣介石就向教育部發出密令，毫不含糊地指出：「我國八年苦戰，軍民犧牲，歷盡險阻艱難，始獲奠定抗戰最後勝利之初基。今反攻即將開始，而存心破壞抗戰之陰謀分子，見勝利在望，乘機思逞，散播謠言，假借名義，肆其煽惑，尤其對於學校青年鼓動利用，無所不至，冀欲釀成學潮，擾亂戰時秩序，以削弱抗戰力量。政府維持法紀，捍衛治安，責無旁貸。如各地學校學生有甘心受人利用破壞秩序發動學潮者，政府即視為妨害對敵作戰、阻撓抗戰勝利之禍國行為，必當予以斷然嚴厲之處置，決不稍有姑息。」這裡所說的「斷然嚴厲之處置」，自然就如同捕捉造反鬧革命的阿Q一樣，「咔嚓」一聲砍頭的意思。在蔣介石看來，非動用如此激烈之手段，不足以阻撓「禍國」之行為，平息各地洶湧而起的學潮。
崇尚武力並以武力解決學潮，對蔣介石而言，業已成為一種慣例。無論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各地興起的學運，還是西安事變前的學潮，最後關頭蔣氏都主張不惜以武力處置，誠如蔣在西安事變之前對張學良所說：「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作為黨國領袖所採取的嚴厲「反制」手段，無形中為國民黨高層一些要員做出了「榜樣」，而「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在這種思維慣性作用促使下，身在昆明的李宗黃認為，正是25日晚當局所採取的一系列措施，才有效地阻止了「奸黨分子」的計畫，「使其不能達到開會遊行的目的」。對於後來罷課風潮的發生，他認為這是「奸黨分子」在搗亂失敗之後又一次有組織的反撲。地方當局對待這次反撲，必須採取「嚴厲措施」來加以反制，達到令其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的目的。
11月27日下午，李宗黃再度找到關麟征、邱清泉等軍事將領和特務頭目在省黨部召集會議，決定針鋒相對，組織一個反罷課委員會，由第五軍軍長邱清泉任總指揮，第五軍政治部主任張濯域為總幹事，罷課委員會下設情報、行動、破壞、對抗等各組，各組組長皆為國民黨、三青團、軍隊政工人員、憲兵頭領與特務骨幹分子構成。另外由雲南大學學生、三青團雲大支部書記紀廷琛；聯大學生、三青團聯大分團書記蔡麟筆等人為聯絡員，負責收集校內情報，隨時向當局彙報並做內應。此次李、關等提出了明確的行動綱領，要「以組織對組織，以宣傳對宣傳，以行動對行動」，不惜一切力量壓制「奸黨」宣傳，組織大量黨團同志展開反制行動，使「奸黨分子」不能順利集會和遊行。如果學生們堅持罷課、遊行，破壞秩序，將會在「必要時使用武力」，直至「開槍」「不惜流血也要壓制這次學潮」。25日晚，那個曾自稱「王老百姓」的特務頭領查宗藩，在會上更是神經兮兮地煽動說：「現在黨國處於危機之中，黨員要忠於黨國。聯大學生都是共產黨，我們要去打死他們。」一時間，整個省黨部會議大廳人聲鼎沸，情緒激昂，瀰漫飛濺著一股嗆人的血腥氣味。
會後，關麟征向蔣介石拍發了密電，報告25日晚昆明四所大學舉行時事討論會，已派黨團工作人員參加操縱會場。26日聯大學生開始煽動罷課，主張「組織聯合政府，停止內戰，在華美軍撤退，言論及集會自由等項，並勾引裕滇紗廠工人，有掀動罷工擴大全昆明罷課並大舉聯合遊行示威舉動」等情況。請示：「除竭盡各種方法嚴密防範外，如反動情勢擴大，實行遊行示威，加倍詆毀政府與鈞座應取何種態度對付？」
行動計畫很快密報重慶，蔣介石侍從室得到關麟征的電文後，即交由次日官邸黨政軍彙報會處理。會議作出「教育部派人前往勸導複課，如開導無效，即不惜解散；並決定改組黨政軍會報機構，以為應付時局指揮機構」。但公文尚未按程序走完，就爆發了「一二·一」慘案。
在李宗黃的指使下，從11月30日起，被組織起來的雲南省黨部和省各支團部職員、軍官總隊與駐昆第五軍所屬分校學員，以及部分特工人員，開始在昆明市區各街道通衢，與出校宣傳的學生發生肢體衝突，並有部分黨團人員進入校園強行搗毀義賣桌凳、撕毀標語，高呼「打倒共產黨」之類的口號，對敢於與之爭論的學生則用拳頭加耳光伺候。此時學生們尚不知國民黨高層已有了「不惜流血也要壓制學潮」的密令，當有人問特務為什麼行兇打人時，特務們竟瞪著眼反問道：「我為什麼不打？打一個大學生有八萬元，打中學生有四萬元的獎賞。」言辭中透著蠻橫凶妄，無理可論的氣焰，當日有十餘名學生被打傷或被刺刀穿傷，其中包括聯大教授聞一多的兒子聞立鶴。被打得暈頭轉向，天旋地轉，感到氣氛不對的學生在中共地下黨的指示下，回到學校，緊閉校門，不再外出，在校園內罷課以示抵抗。面對此情，生性剛愎自用的李宗黃表現出比職業軍人關、邱等還要強硬的姿態，竟赤膊上陣，操縱便衣軍警和特務沖入學校，展開了更大規模的暴力行動。
12月1日上午9時左右，根據預先布置，由李宗黃及助手李耀廷把省黨部各科室與市縣黨部的助理幹事，以及調統室的便衣特務集合到大禮堂前面的空地上，準備向學校全面進攻。行前，李宗黃親自訓話，並為黨徒們打氣說：「過去我在昆明辦黨，學生們也鬧事，打到門口來。當時，我手下的幹事寧伯晉他們就不怕，他們也打了出去。現在，他們又向我們進攻了，這是大家效忠黨國的大好時機，我們要以宣傳對宣傳，以流血對流血，進行還擊。」
當受到蠱惑的大批黨團人員準備出發時，李宗黃仍不放心，吩咐省黨部守衛大門的衛兵長，將所有衛隊槍支上的通針和刺刀收集起來，交給黨徒，藏匿身邊以做兇器。見通針刺刀不夠分配，李便命令黨徒各自收集攻擊與防身器具。於是，省黨部內，廚房裡挑水的扁擔、盛水的木桶、炒菜的勺子、燒火的木棍、炸油條烤羊肉串的鐵釺、打掃廁所的拖把等都被收集而來用於行動。待黨徒們各自手中均有攻擊的傢伙，李宗黃巡視一過，方命令親信楊燦率隊跑步至如安街三青團團部的行動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