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一隅之地的雲南，自抗戰軍興，大批軍政要員與學術文化界人士流亡至此，備受國人乃至世界矚目。因了這一歷史機緣與風雲際會，雲南省境特別是省會昆明，在血與火交織的抗戰史上，許多意想不到的事就此發生，而這一切又同雲南當政者有千絲萬縷的聯繫。1927年5月23日，號稱「南天支柱」的老派軍閥唐繼堯嘔血而亡，繼之掌握雲南統治大權的是另一位實力派軍閥龍雲（字志舟），至抗戰勝利將近20年的歲月里，處於西南邊陲的雲南省，一直掌控在號稱「雲南王」的龍雲手中。因龍雲不是蔣介石拜把子的鐵哥們和嫡系，雲南省政府與蔣實際掌控的中央政府在許多方面矛盾不斷。七七事變後，鑒於全國抗戰熱潮興起和國難家愁，龍、蔣雙方暫時保持了剋制與忍讓，龍雲總體上維護了國民政府的權威和體面，蔣介石也順水推舟，擺出一副友好的姿態對龍雲，二者暫時相安無事。隨著抗日戰爭的進展，整個中國東部沿海土地盡失，處在西南邊陲的雲南，漸漸變為蔣介石接受美國軍事援助的重要基地和國際交通要道，戰略地位突顯，人的精神氣脈也隨之牛了起來。時任軍委會雲南行營主任兼雲南省主席的龍雲昂頭挺胸，不再聽從蔣介石的擺布，開始依託天時、地利之便，在軍事、政治等諸方面自作主張，經常與蔣作對，雙方裂隙再開，矛盾越來越深。最讓蔣介石不能容忍的是，1942年香港淪陷，龍雲接收了大量由港島撤出的「左傾」主義者，使雲南變成了具有另類思想作風的親共分子的庇護所和大本營，導致「昆明成為共產主義的溫床」。在這個歷史轉折時刻國民黨極為反感、經常煽動少數不明真相的群眾製造群體性事件的羅隆基等輩搖身一變，成了龍雲的坐上賓，開始在昆明指手畫腳，四處招搖，煽惑眾志，暗中鬧了起來。而抗戰時期遷往昆明的高校，自然成為另類主張者滲透的主要目標和聯絡據點。由於另類人士的鼓動串聯，大批青年師生也開始趨向「另類」，由擁蔣反共的政治立場，慢慢向聯共抗戰、支持民主運動的方向轉變，以致昆明出現了「民主堡壘」的時髦稱謂。
珍珠港事變後，西南聯大學生因陳寅恪下落不明，以及聞聽孔家老少運洋狗等惡行，爆發了「打倒飛狗院長孔祥熙」的學潮。一開始，梅貽琦面對憤怒的遊行隊伍既不能阻止，又不便支持，焦急中打電話給龍雲說明情況，希望得到對方諒解，不要派軍警與學生發生衝突。龍雲一聽是倒孔反孔運動，不但未加怪罪，反而幸災樂禍，頗有些鼓動意味地說：「學生遊行是愛國行動，不要擾亂社會秩序就行了，如果你們不放心，我可以派憲兵司令和警務處長跟在你們隊伍後面，以防萬一。」這樣才有了聯大學生大著膽子在街頭遊行高呼，而未遭一兵一警阻攔的奇事。讓龍雲想不到的是，他與梅貽琦電話中說的這些密語，後來被蔣夢麟帶到了重慶並傳到蔣介石耳中。蔣大為光火，在罵了一通「娘希匹」後，心中對龍雲怨恨加重。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準備發動內戰，欲一舉剷除共產黨和延安邊區政府，如果對延安用兵，就要嚴防後院起火，更不能容忍佔據西南地盤的龍雲繼續和自己作對，遂下決心要在消滅共產黨之前，先剪除這個阻礙黨國軍令、政令統一的已經發生癌病變、且向四周擴散的「毒瘤」。
早在1942年8月，杜聿明率中國遠征軍第五軍殘部歸國，蔣介石不但沒有對杜的慘敗問責，反而將其擢升為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兼昆明警備總司令，擴編後的第五軍由杜的部下邱清泉指揮，協同防守昆明這一「堡壘」，同時暗中為剪除龍雲這個滋生在黨國身上的肉瘤作準備。
1945年8月10日，就在日本向中、美、英發出乞降照會的當天晚上，蔣介石於興奮中緊急召見杜聿明面授機宜：「你先回去做解決龍雲的準備工作，等日寇投降的事情處理後再待命實行。」同時叮囑杜除軍事準備外，還要對雲南的通信、交通及各機場作周密的布置，防止龍雲逃跑。杜聿明按照蔣的指示積極準備起來。
抗戰末期，當日本決定投降的時候，遠東戰線中國軍隊的戰略反攻才初露端倪。廣西方面，僅克複了全縣至黃沙河一線；江西方面，國軍正調集兵力追擊贛江下游潰退之敵，日軍剛剛退至豐城一線。因而，勝利之際，處理敵軍受降及接收淪陷區的一切人員物資，就成為重慶國民政府迫在眉睫的第一要務。為防止中共軍隊趁機收編敵偽軍並收繳其武器裝備。10日晚，蔣介石通過中央廣播電台發表講話，命令淪陷區地下軍與偽軍聽候命令，准許偽軍以贖罪機會，不得接受非經蔣介石本人核准的任何軍隊收編。
就在重慶軍民為日軍投降燃放鞭炮、飲酒作詩慶祝勝利之時，延安方面通過無線電波得知了消息。在這決定國共兩黨與中國命運的重大歷史轉折時刻，毛澤東、朱德等人以最快的速度確定了新的政治、軍事目標。當天夜裡，朱德以國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的名義發布命令：
日本已宣布無條件投降，同盟國在波茨坦宣言基礎上將會商受降辦法。因此，我特向各解放區所有武裝部隊發布下列命令：
一、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依據波茨坦宣言規定，向其附近各城鎮交通要道之敵人軍隊及其指揮機關送出通牒，限其於一定時間向我作戰部隊繳出全部武裝，在繳械後，我軍當依優待俘虜條例給以生命安全之保護。
二、各解放區任何抗日武裝部隊均得向其附近之一切偽軍偽政權送出通牒，限其於敵寇投降簽字前，率隊反正，聽候編遣，過期即須全部繳出武裝。
三、各解放區所有抗日武裝部隊，如遇敵偽武裝部隊拒絕投降繳械，即應予以堅決消滅。
四、我軍對任何敵偽所佔城鎮交通要道，都有全權派兵接收，進入佔領，實行軍事管制，維持秩序，並委任專員負責管理該地區之一切行政事宜，如有任何破壞或反抗事件發生，均須以漢奸論罪。
8月11日，第十八集團軍延安總部又接連發布了六道命令，命令晉綏解放區賀龍領導的武裝部隊、晉察冀解放區聶榮臻領導的武裝部隊、冀熱遼解放區武裝部隊向內蒙和東北進軍；命令山西解放區的武裝部隊肅清同蒲路沿線和汾河流域的日偽軍；命令各解放區的武裝部隊，向一切敵占交通要道展開積極進攻，迫使日偽軍投降。各地武裝力量接到命令迅速行動起來。
蹲在重慶官邸的蔣介石見毛澤東、朱德等人已對敵偽軍全面展開了接收行動，震怒中於當日火速下達了三道命令：一、命令國民黨部隊「加緊作戰努力，一切依照既定軍事計畫與命令積極推進，勿稍鬆懈」；二、命令淪陷區偽軍「應就現住地點負責維持地方治安」，「趁機贖罪」，非經蔣介石許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隊改編」；三、命令解放區抗日軍隊「就原地駐防待命」，不得對日偽軍「擅自行動」。
8月13日，由毛澤東起草，以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名義致電蔣介石，謂：11日的命令「你是下錯了，並且錯得很厲害，使我們不得不向你表示：堅決地拒絕這個命令。因為你給我們的這個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違背中華民族的民族利益，僅僅有利於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國的漢奸們」。
「共產黨發出命令招降偽軍，此為吾人意想之事也。」這是蔣介石侍從室高級謀僚唐縱8月12日在日記中發出的感慨。作為唐某人侍奉的主子蔣介石，更應料到中共反抗的態度，但想不到會如此激烈，且不顧自己一國領袖的體面，竟悍然叫起板來。盛怒之下，蔣介石與謀僚們迅速商定對策，決定電召延安毛澤東邀請赴渝商談國是，謂：「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實現，舉凡國際國內各種重要問題，亟待解決，特請先生克日惠臨陪都，共同商討，事關國家大計，幸勿吝駕，臨電不勝迫切懸盼之至。」
與此同時，蔣介石指派國民黨軍政大員在一周之內拿出複員計畫，並以最快的速度派員馳往後方各大城市接收政權與財產。密令國民黨嫡系部隊向華中、華北地區集結，火速開往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各大城市與戰略要地，接受日軍投降和解除日俘武裝，並設法阻止中共軍隊插手日軍投降事宜。
8月15日，蔣介石在中央廣播電台發表抗戰勝利演說之後，即致電南京日本侵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指示六項投降原則，令其通令日軍停止抵抗並派人至玉山接受何應欽總司令的命令。
8月16日，朱德致電蔣介石，提出中共制止內戰的六項主張，再次表示堅決地反對蔣介石的絕對錯誤的命令，繼續命令所屬軍隊向日偽軍進攻。
8月17日，盟軍統帥部發布第1號命令，指出：「台灣及北緯16度以北法屬印度支那境內的日本高級指揮官以及所有陸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蔣介石委員長投降。」但中共軍隊向日偽軍進攻仍未停止。
對於中共表現的強硬態勢，蔣介石手下的軍政大員方寸盡失，竟不知如何應對。據唐縱8月18日日記載：「岡村來電，派其副參謀長今井武夫為投降代表，並電稱我國軍在蚌埠、蕪湖等各地襲擊日軍，請求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