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日本正式投降的第二天，國民政府教育部長兼中央研究院代院長朱家驊找傅斯年談話，讓其出任北京大學校長，為複員北平作準備。（南按：時朱已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職改任教育部長）同時承諾傅斯年賴以起家並作為根據地與大本營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仍由傅本人牢牢地攥在手心，他人不得染指。朱家驊最後強調，這一決定不只是教育部和行政院，更是介公的旨意。
早在抗戰勝利前夕的1945年5月31日，國民黨一中全會常務委員會宣布行政院院長蔣介石、副院長孔祥熙辭職照準。遴選宋子文當行政院長，翁文灝為副院長，受命組閣。由於宋子文與時任西南聯大常委、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皆為留美派系的首要人物，且二人關係密切，宋便拉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在翁文灝的幫腔與自己的妻子陶曾榖串通、蠱惑下欣然同意，並於6月答應就職。
時蔣夢麟正在美國考察教育和採購洽商教學儀器、圖書，同時物色一批新教授，以為即將勝利複員的北大重建作準備。想不到圖書儀器沒到手，要聘請的人沒見到一個影子，自己卻棄北大當起政府的官僚。這一決定不但事前未與北大同仁商量，事後也不致信向北大教授們解釋。更離譜的是，蔣自美國回國經過昆明也未下機到聯大看一眼，徑飛重慶。直到6月末，蔣夢麟才給北大歷史系教授兼校秘書長鄭天挺寫了一封信，說明自己到行政院當官的事，並有自己「仍可兼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事擬請周炳琳先生代理。北大事務擬請你偏勞」等語，這一不合常情的舉動，立即引起北大教授們的強烈不滿，法學院院長周炳琳對此事尤為憤慨，感情異常衝動，大罵蔣夢麟不仁不義，無情無義，典型的混賬王八蛋。接信的鄭天挺也氣憤地對周炳琳說道：若「果有此事，未免辱人太甚，不惟（蔣夢麟）個人之恥，抑亦學校之恥」。又說：「（蔣）師果允之，則一生在教育界之地位全無遺矣！」在鄭天挺等教授們的眼裡，蔣夢麟是天下士林罕有其匹的重量級甚至宗師級人物，這樣的人物在抗戰勝利之際拋棄北京大學，去做一個宋氏門下的幫閑者，實在令人費解和感到悲哀。但蔣夢麟對此卻不以為然，照樣我行我素，在蔣氏看來，他之所以作出這樣的選擇，實屬有著不得已的理由。
1886年生於浙江餘姚錢塘江岸蔣村的蔣夢麟，原名夢熊，字兆賢，別號孟鄰。按蔣夢麟在自傳中的解釋，蔣姓始祖是周代替成王攝政的周公的第三個兒子，被分封到黃河流域下 游一個叫「蔣」的小地方，後來子孫統以蔣為姓氏。3世紀之前，蔣氏一支遷往長江流域，因而有了江南無二蔣的說法。據蔣氏家譜雲，蔣夢麟一支的祖先是元末從徽州遷到浙江奉化，又從奉化輾轉來到餘姚定居，繁衍開來的，與一直在奉化居住的蔣介石一支屬於近族，後來蔣夢麟一直受到蔣介石的尊敬和照拂，與二人同族同宗有一點關係。
蔣夢麟幼年在家鄉餘姚蔣村私塾讀書，12歲進入紹興中西學堂，開始學習外語和科學知識。後參加家鄉科舉考試，得中秀才。1908年8月赴美留學，次年2月入加州大學，先習農學，後轉學教育。1912年於加州大學畢業後，赴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師從杜威（John Dewey）攻讀哲學和教育學，比同門的胡適進入該校早了三年。1917年蔣畢業時，胡適也完成了哥大的學業即將離校。兩人不同的是，胡適於這年5月在答辯場上「面如死灰」，口吐白沫，差點昏倒在地，終未闖過最後一道鬼門關。而端坐殿中專管在鬼錄上簽名的閻王爺兼教授老頭子杜威，只是捋著自己花白的鬍子假裝糊塗，壓根不把眼前這位黃皮膚的「支那蠻」放在眼裡。年輕的胡適折戟沉沙，愴然淚下，不得不捲起鋪蓋，含恨離開哥大，赧顏東歸。這一年3月，蔣夢麟在哥倫比亞大學答辯場上躍馬挺槍，過關斬將，連續掀翻了幾位端坐在主考台上不可一世的活閻王，終於突出重圍，闖過鬼門關，一舉拿下了該校哲學和教育學博士學位，大功告成。作為同出一個師門同期畢業的胡適，拿到該校博士學位要比蔣夢麟整整晚了10年，而胡適坐上北京大學校長的椅子，則比蔣夢麟晚了17年。
據說，當年蔣夢麟是背著陪伴了他海外留學九個年頭的一條毛毯，吹著口哨離開哥倫比亞大學的，可見其風流瀟洒、春風得意之態勢。蔣在美國留學時就與孫中山結識，並出任過孫中山在舊金山指導的革命性報紙《大同日報》主筆。因了這層關係，蔣氏歸國後先是充當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的秘書，助孫撰寫《實業計畫》等文，其間結識了許多國民黨要人。五四運動爆發後，蔡元培辭職出走，由蔣夢麟出任北大代理校長（南按：在蔡元培任校長期間，蔣氏長期擔任總務長，曾三度代理校長）。當時孫中山曾寫信給蔣夢麟，其中有「率領三千子弟，參加革命」等句，對蔣寄予了殷切厚望。因了這一風雲際會，蔣夢麟於1927年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教育廳長、浙江大學校長等職，後為國民黨北伐成功後南京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1930年，因與國民黨幾位元老意見相左，蔣辭部長職，出任北大校長，並適時地提出了「教授治學，學生求學，職員治事，校長治校」的口號。儘管遭遇戰亂，但蔣夢麟在任期內北大的教學研究水平都有大幅提高，直至西南聯大八年，也是功績多多，受到學界的普遍尊重。
此次蔣夢麟毅然辭卻北大校長而入主宋氏內閣，令鄭天挺等北大教授大為不解。行政院秘書長的官銜僅相當於一個副部長，早在1935年抗戰爆發前，蔣夢麟、鄭天挺等人的好友翁文灝、蔣廷黻二人就分別棄學從政，出任行政院秘書長和政務處長。按蔣廷黻的解釋：「行政院是中國最高的行政單位。由於蔣委員長兼任院長，所以需要秘書人員輔佐他。秘書人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以秘書長為首，下有秘書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務處長為首，下有參事十名。就理論上說，秘書長是協助院長執行政務的，而政務處長是替院長擬定政策的。易言之，一個要注意法令與慣例，一個要注意行政的效果。雖然理論如此，但事實上兩部分人員都是在一起辦公的。」又說：「所有中央各部會、省及特別市的重大事務都要經行政院通過，各部長、省主席及特別市市長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長。秘書人員要幫助院長處理這些事務，代他分勞。公文往往由秘書長或處長念給院長聽。特殊重大事件，要為院長作摘要。秘書長和政務處長都是次長階級，均能出席院會。」正是有了翁文灝和蔣廷黻的例子在先，鄭天挺才覺得蔣夢麟作此選擇特別不可思議。按鄭的說法，若說為了貪圖功名，早在十幾年前蔣夢麟就出任過國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長，算得上是高官大員了。現已屆60歲高齡，北大校長的社會地位和影響也不算低，何必躬身屈就一個國人皆恨之的國之巨奸院長宋子文的幕僚？當花發斑白的蔣夢麟低頭躬背，小心謹慎地向一個小自己差不多十歲的晚生宋子文誦讀文件時，情何以堪？此舉真是應了孟子那句名言「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面對蔣夢麟如此糊塗的抉擇，鄭天挺認為「為師計，殊不宜」。並把此意思特地致函蔣夢麟原秘書、後演變為其夫人的陶曾榖作了陳述，讓其轉告蔣不要置名節榮辱於不顧，關鍵時刻還需以北大前途與自己的名節為重。但對方不聽勸阻，一意孤行。在此種情形下，北大同仁共舉傅斯年以公私兩重友誼向蔣進言，作最後的努力。按傅斯年的人格魅力和與蔣氏的交情，或許能挽狂瀾於既倒。
蔣與傅相識於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當時傅剛畢業，但仍在北大西齋暫住，蔣由南方返京，接替蔡元培代理北大校長。傅斯年「肥胖的身材，穿了一件藍布大褂」，向這位代理校長「高談闊論了一番五四運動的來蹤去跡」，不久即離開北平回山東，然後放洋出國。1922年，蔣、傅二人又在英國見面並有過推心置腹的交談。傅回國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後見面機會增多，二人關係更加密切。蔣夢麟曾回憶說：「當我在一九三零年回北京大學時，孟真因為歷史研究所搬到北平，也在北平辦公了。『九一八』事變後，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參謀』就是適之和孟真兩位。事無大小，都就商於兩位。他們兩位代北大請到了好多位國內著名的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後之復興，他們兩位的功勞，實在是太大了。」正是由於這樣一種非同尋常的關係，傅斯年才愛恨交織地勇於出面阻止。想不到依然回天乏力，蔣夢麟並未給他面子，傅斯年弄了個灰頭土臉。對此，傅在給胡適的信中說：「北大的事，是因孟鄰（夢麟）先生到行政院起來的。他這幾年與北大教授感情不算融洽，總是陶曾榖女士的貢獻，大家心中的心理是『北大沒有希望』。我為這事，曾和孟鄰（夢麟）先生談過好多次。他總是說，聯大局面之下無辦法，一切待將來。」又說：「我真苦口婆心勸他多次，只惹得陶之不高興而已。他答應宋到行政院，事先絕未和北大任何人商量過，到此地亦若干日與北大同仁無信（過昆飛機未停），我勸他趕快回去一看，也未做到。於是昆明同仁吵起來了。」這一吵不要緊，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