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對左氏施展的捭闔、鉤鉗等無聊之術，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世間稀有的一個天才」和學政兩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氏一樣稀里糊塗地讓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杆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間的關係與面前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為不同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毛澤東是1918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後，毛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里，於寂靜的夜幕中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歷：「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對於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後，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範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後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於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於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
這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後來的天下讀者備感心酸，或許沒有人想到，一個後來號稱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級巨人，居然還有這樣一段卑微的傷心史。從這段不愉快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北大一呼百應、叱吒風雲、「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確是「目空天下士」的。令後人不可思議的是，傅、羅等幾個在北大讀書的毛頭小子，居然不把眼前這位即將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大救星」的偉人當人類看待，真可謂有眼不識泰山了。但，同那個時代所有的人一樣，傅斯年沒有想到毛澤東日後會成為比他還要不可一世和充滿霸氣與豪氣的一國之主，當然更不會想到許多年後有延安相會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見之明，以他的聰明與世故，想來是會「有時間」去好好聆聽一下這個圖書館的登記員說幾句「南方土話」的。
不過，事情總是在不斷變化中，當時人微言輕的毛澤東，對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個東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麼優秀」云云。這就是說，後來的毛澤東以他的磅礴之氣與對世事的深明洞見，已不把傅斯年、羅家倫之輩放在眼裡了。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言，在窮困潦倒中，他於這座帝王之都的公園和故宮宮址「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這個時候，一個輝煌的大夢已在毛澤東心中萌生，即將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春破繭而出，一飛衝天，於古老的天安門城樓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這邊，對後來跑到偏遠山林河谷與黃土高原拉杆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很長一段時間同樣未放在眼裡。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九一八」一年了！》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政治的出路問題，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頻危。「今日之大難題，即在國民黨自身弄得沒有辦法，而中國並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而並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八股。」
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已是星轉斗移，物是人非，天地改色，老皇曆隨風飄逝了。轉瞬間，當年的北大故舊，穿過歷史的隧道，竟跑到陝北的窯洞里再敘短長，縱論天下大勢。只是那位原北大圖書助理員如今已作為一顆政治巨星，在這塊風清月高的黃土高原騰空而起，中國的命運也將由於這個人的一舉一動而重新改寫。相對當年氣壯山河的高大身軀，今日的傅氏只是作為一可有可無的策士、辯才，或媒婆一樣的「中間人」出現在光芒四射的超級巨星面前，並籠罩在毛澤東的巨大陰影之下。世事輪迴，陰陽轉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強烈逆轉，各自內心的複雜、感慨之情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誤在多讀了書，沾染上知識分子的缺點、弱點，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創業人物」。這話也許不差，但歷史正是由一個個失誤與成功對接而成的，世人終於沒有看到傅、毛二人像當年劉項一樣爭天下的局面，更沒看到傅斯年建國立號的功業，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與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黃的窯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說過：「如果人不是從一歲活到八十歲，而是從八十歲活到一歲，大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上帝。」傅斯年之悲劇，或許淵源即在此不可逆轉的鐵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儘管此時與他對坐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只是說話的口氣較之當年識時務一點罷了。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了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結和經歷的時代精神熏陶。當談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風頭，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過貢獻，以及當時在政學兩界流傳的傅氏本人「嘗自負為『喑嗚叱吒，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的典故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毛澤東聽罷傅氏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面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與左舜生的糊塗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傅斯年沒有讓毛澤東放下武器接受國民黨的招安，更沒有像左氏那樣沒出息地一味惦記著藍蘋，而是以士大夫傳統、儒雅的交際方式，請毛澤東在空閑時為自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在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於1995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所收錄。這本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敬頌旅安毛澤東七月五日條幅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 書呈孟真先生毛澤東此詩為晚唐詩人章碣的《焚書坑》，詩中「劉項原來不讀書」一句，當是毛澤東自況，或含有自謙沒有傅斯年讀的書多，或者還有更深刻的內涵和用意，或者什麼意思也沒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這短箋和條幅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的具體情況，對外界盛傳的傅斯年與毛澤東所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之語，是一個佐證。毛的另外一張便箋，由延安交際處王世英轉交給傅斯年，上寫有「早上送交際處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 毛緘」字樣。傅、毛延安相會最精彩的故事，以這幅墨跡作了見證。
結束了與毛澤東的長談與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各機關所在地，尋找9個月前陳寅恪問詢的林伯渠與范文瀾，順便看望久別的弟子劉燿（尹達）。
此前的1944年9月，重慶國民政府參政會決議組織成立延安視察團，傅斯年作為五位成員之一欲赴延安中共大本營視察。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的陳寅恪得此消息，專門致函傅斯年，囑其到延安後向林、范二人索取：「新刊中國史數種」，同時具有預見性地告訴傅，「此行雖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視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
陳氏信中的陸賈，漢初楚人，從高祖劉邦定天下後，出使勸說割據嶺南的南越王趙佗，迫使趙佗稱臣，後以敘述秦漢所以興亡的《新語》十二篇為劉邦所重。酈生，即秦漢年間的儒生酈食其，司馬遷《史記》載，酈生初識劉邦，便請命遊說陳留令，使劉邦輕而易舉地控制了號稱「天下之沖，四通五達之郊」的陳留。後又遊說齊王田廣，計成，「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只是未等齊王獻城投降，劉邦手下大將韓信聽從幕僚之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