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各地報名參軍的知識青年沉浸在抗日愛國熱情之中時，國民黨將領胡宗南指揮的大軍加緊了對陝北的包圍和封鎖。1944年11月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代表赫爾利自重慶飛抵延安。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與其進行了三天會談，共同擬定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主要內容是：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國民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蔣介石在接見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時，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強硬口氣，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與其擬定的草案提出了三點反建議：中共立即無條件地交出軍隊；接受國共及美方組成的三人委員會負責整編，並委託美國人指揮。只有做到了這一切，國民政府才能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參加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會議。最後蔣介石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強調「政府的尊嚴不能損害」。中共代表周恩來聞聽，一口咬定國共與其他黨派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並說：「政府是內閣，並非國家，不稱職，就應該改組。由此引起了聯合政府問題的國共之爭。」
同日晚，蔣介石宴請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國民參政員，在宴會上公開宣稱：「中共要求聯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不是波蘭流亡政府。」
12月下旬，蔣介石前往軍政部招待所探望赫爾利，赫爾利說：「最近接到華盛頓兩通電報，美國政府很盼望委員長對中共問題作出決定。怎樣才能統領共產黨的軍隊，求得全國軍事統一，是目前的首要問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政治上讓步，請委員長對此早加考慮。」蔣介石聽罷，很有些不耐煩地對這個稀里糊塗、完全不通中國人處世哲學的美國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現在還不能作出決定，看局勢怎樣發展，以後再說。」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後勝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窯里的中共領袖毛澤東，於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兩個中國之命運》為開幕詞，指出「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在隨後所作《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提出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並要求：「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這一建議很快遭到國民黨方面的拒絕。同年5月，隨著歐美盟軍打垮並佔領了德國，取得了歐洲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日本的全面崩潰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華這塊地盤上，關於聯合政府的國共之爭，也到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或者魚網俱滅，總之是兩個中國之命運何去何從，到了徹底攤牌的時候了。
在國共兩黨各不相讓，劍拔弩張欲抄傢伙動武的歷史轉折關頭，突然從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稱綠林好漢的第三黨——在抗戰後期組建的中國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員大多是由散落於社會各界的儒生與策士組成，首領如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左舜生等，皆為一時較有名頭的知識分子與不肯安於現狀的謀僚策士。在這一充滿機遇的大動蕩、大變革、大整合的歷史性時刻，此輩儒生術士產生了一種希望，認為春秋戰國爭雄的蘇秦、張儀時代再度來臨，整個列國的興衰存亡可以受到辯士們的三寸不爛之舌，施展揣摩、捭闔、鉤鉗、合縱、連橫、轉圜等「陰道陽取」的遊說權變之術的影響。遙想當年，鬼谷子的門生蘇秦僅憑一項縱橫捭闔之術，一躍而為六國縱約長，身配六國相印，名動天下。隨後「乃投縱約書於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各路諸侯皆聽命於蘇秦，形成了蘇氏「所在國國重，所去國國輕」，「一怒而天下懼」的戰略格局。
往事可鑒，民盟的策士們認為，既然當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勢，抗戰勝利的果實就應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豈能聽憑蔣氏勢力或與陝北黃土高原上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平分天下？無論如何，作為中國的其他在野黨，特別是漸成氣候的民盟黨派，也要爭取政治權力。按照這一思維方式，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均認為當前的機會瞬息萬變，稍縱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將永不可得！於是，諸儒生策士的興奮點很快集中在「怎樣把握住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也就是要儘力促成由各黨各派共同參與、掌控的聯合政府這一現實行動。在國共兩黨為即將產生的新政府是聯合還是獨裁問題正爭吵不休，各不相讓的間隙，黃炎培等公開發表言論，希望「國共問題可由其他黨派出任調解」，並以各種輿論和方法向蔣介石施壓，並對中共施加影響。
面對各地與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壓，蔣介石採取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台的態度不予理睬，同時斬釘截鐵地對前來勸說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就等於承認國民黨被中共「徹底打敗了」，等於「把對政府的控制交給共產黨」對這一說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國這碗老湯深淺鹹淡的赫爾利表示不能理解，認為中共參加聯合政府，最多不過是「插進一隻腳趾」，何以會扯到敗與不敗？望著這個老傢伙幼稚但真誠的憨樣，蔣介石不得不告訴他「插進一隻腳趾就會全身擠進來」，一旦擠進來，後果不堪設想。赫爾利仍搖頭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國民黨高層和內部有識之士，卻清楚地意識到複雜而不妙的時勢以及國民黨面臨的險境。蔣介石侍從室六組組長兼軍統幫辦唐縱，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記「上月反省錄」條中作了這樣的「反省」：
國民黨黨員在部分為公務人員，此種黨員在十餘年來一黨專政的長時期中，地位 提高了，財產增大了，生活優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與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動搖其自己之地位。
一、國共問題日益嚴重化。
二、國民黨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設法保守勢力掙扎；但共產黨的攻勢甚銳，氣勢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在今年反攻的時期，可能發生國共兩黨正式戰爭。共產黨在華中、華南必歸失敗，但在華北、東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產黨準備召集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以與國民代表大會相抗衡。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欲以此號召不滿現狀之各黨派共同奪取國民黨之政權，聯合政府即為瓦解國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黨派本身力量不足與國民黨相抗衡，欲利用共產黨之聲勢以自抬身價，故無形中各黨派已成為共產黨之尾巴！
儘管以上內容是唐縱私人日記所載，屬於隱秘的內心獨白，但除第三條蔣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認識，或過於自信而不以為然外，其他諸條的思想觀點與蔣介石的言論基本相同、相通。正因為蔣介石對時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認識並展現出強硬態度，中共領導層才認為國共商談已陷於無法轉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這個時候對夾在中間的黨派來說，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從中斡旋，而自己的身價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國共雙方又甩手反目，更體現出第三黨的身價之輕，必須想法再找些理由轉起來。於是，各路豪傑、策士再度集結力量共同上陣展開攻略。經過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騰，終於得到蔣介石在「轉圜」方面的默許和暗示，於是便有了黃炎培等參政員與延安方面的直接溝通與訪問。
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國民參政員，聯名草擬了一份致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
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先生惠鑒：
團結問題之政治解決，久為國人所渴望。自商談停頓，參政會同仁深為焦慮。月前經輔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繼續商談。先請王若飛先生電聞，計達左右。現同仁鑒於國際國內一般情形，惟有從速完成團結，俾抗戰勝利早臨，即建國新猷實基。於此敬掬公意，佇候明教。
6月6日，電報由參政會秘書處發出，列名者為褚輔成、黃炎培、冷通、王雲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等七人。
當此之時，中共中央正在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幾位策士們的來電未予理睬。十天後的6月16日，中共首先聲明不參加四屆一次參政會，然後於18日，毛澤東、周恩來才勉強提起興緻，聯名複電在重慶的中共代表王若飛，讓其轉告參政會並七位參政員，歡迎彼到延安一敘，並說「估計蔣得此消息後，不一定要他們來，如仍許其來，即使無具體內容，只來參加，亦應歡迎之，並爭取你陪他們同來」等。
三天後，此電由孫科轉交給黃炎培、冷遹等人，電文如下：
褚慧僧、黃任之、冷禦秋、王雲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鈞諸先生惠鑒：
來電敬悉。諸先生團結為懷，甚為欽佩。由於國民黨當局拒絕黨派會議、聯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並以定期召開一黨包辦之國民大會製造分裂，準備內戰相威脅，業已造成並將進一步造成絕大的民族危機，言之實深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