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演講完畢，又與傅斯年等學者進一步討論中國的科學技術為何自近代以來落後於西方這個所謂的「李約瑟難題」。李氏在強調了中國的氣候、地理環境、經濟的、社會的、知識的，以及政治的原因與歐洲不同外，特別對中國的官僚制度作了深刻的剖析，認為正是獨具「中國特色」的官僚體制，扼制了現代科學的發生和發展。在談到西方與中國的區別時，李約瑟說：「我自己並不是歐洲中心論者，但現在歐洲大部分人相信他們從一生下來就處在世界文化的中心，並非常有信心地走自己的路，他們相信沿著這條據說是萬無一失的路，就能夠走向充滿光明與希望的未來。中國人就不同了，我相信中國過去偉大的科學技術曾給整個人類作出過巨大貢獻，但現在的的確確是衰落了，這個民族正處於封建的農業文化之中，要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就必須面對世界……」坐在一旁的傅斯年聽著對方這番宏論，越聽越感到憋氣與惱火，突然跳起來大聲道：「他媽的，我們都折騰幾千年了，怎麼中國總得面對世界呢！」
傅氏的話令在場的所有人都吃了一驚，但又覺得有說不出的悲涼，尤其結合眼前自己的生存環境和國難家愁，更感苦痛，氣氛高昂的討論場面驟然而降。李約瑟意識到剛才的話可能刺傷了學者們特別是「大學者」傅斯年的自尊心，有些尷尬地咧著自己特有的女性式性感的嘴笑了笑，心中默默記住了這個教訓。在以後的日子裡，李氏在與中國學者的討論中，再也不敢妄加評論和不明人情事理地說中國人要「面對世界」了。而隨著對中國文化的不斷了解，聰明過人的李約瑟決定入鄉隨俗，按中國人思維邏輯為人處世，並多次入山學道，給自己起了一個「十宿道人」的名字，以示對中國道家文化的崇拜。往後的日子，無論與學者還是官僚打交道，皆謹小慎微地向外噴吐令對方歡喜的呈蓮花狀光彩的言辭，以博取「他人高興我高興」的大團圓氣氛。
李約瑟的中途轉圜，令中國官僚與學者很感受用。按照「有來無往非禮也」的慣例，甚覺對方給足了自尊和面子的中國官僚，甚至包括翁文灝、傅斯年、汪敬熙、毛子水等學者，又回過頭對既「了解我們」又「雪中送炭」的「最使人想念的朋友」李約瑟不遺餘力地鼓吹起來，直至把對方吹到看不見的雲空，像孫悟空一樣騰雲駕霧翻起跟頭。而這個時候，在中國千萬官僚和學者中，似乎只有一個人醒著——這就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李氏後來在談到毛子水發表的《中國科學思想》一文時，對毛氏肯定李約瑟所說的兩件事「（一）西歐近三四百年的科學，的確是我們古代的聖哲所不曾夢想到的。（二）如果中國以往有西方那樣的氣候、地理、社會和經濟的因素，近代科學定必發生於中國……」等觀點，皆不以為然。李濟說：「我沒有機會讀到李約瑟的原文，不敢保證李氏原文的語氣是否如譯文給我們的印象；但我聽過他在李庄講過這一類的題目，他的大致的意見似乎是這樣的。不過，在那時他來中國的使命，帶有外交性質，故除了搜集他所需要的資料外，自然也要爭取中國讀書人的好感，所以說的話也必定撿取最好聽的。至於他的內心裡真實感覺如何，就無從揣測了。我個人的記憶，他似乎有些話沒全說；不過，沒說的話不一定是不好聽的話。」
對此，李濟認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不是中國是否有過科學，而是在中國如何推進科學……（目前）我們所要的是科學的成績，不是科學的本身；我們對於科學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數人外，仍不感興趣。我們尚沒擺脫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假如我們要規規矩矩地提倡科學思想，我們應該學禪門的和尚；因為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科學思想的起點也在此；科學思想里沒有世故的說法，也沒有官樣文章」。儘管李約瑟有些話沒有說，也可能在與中國官員、學者打交道的過程中「入鄉隨俗」地應用了一些「世故的說法」。但他在揚子江頭的李庄古鎮與傅斯年、陶孟和、李濟、梁思成，甚至王鈴等年輕學者的討論中，加深了對中國科技史料的認知與推測，堅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特別是明清之後，中國的官僚體制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展，當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事實。但是，在這一越來越僵死的體制下，卻又暗伏著一股人民大眾不斷發明創造的潛流，即是在最嚴酷的冰凍時期，這股潛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傳下來的文獻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珍貴資料，便是這一現象的明證。而對這些紛亂雜陳的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作為現代學者，就需要進行嚴謹的鑒別、研究，從中抽釋出真正屬於「現代科學」的物質精神財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學者注意，並使這些資料轉化為真正現代科學的酵母和新動力。就東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約瑟本身的收穫而言，令後來的研究者幾乎達成共識的是，如果李氏在這次訪華使命中，沒有得到蝸居在李庄的學者們啟發和鼎力幫助，他所主持的聞名於世的具有劃時代性質和里程碑意義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大廈的構建，或許還要推遲若干個年頭。
許多年後的1981年9月23日，當李約瑟重新踏上中國土地，並在上海作題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寫計畫的緣起、進展與現狀」學術講演時，不無感慨地道：「說到『緣起』，就得從四川的一個小市鎮李庄談起。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到了那裡。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結識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藥史的年輕中國學者。他名叫王鈴，號靜寧。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從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劍橋住了九年，協助我工作。」對於從李庄山坳里走出、曾協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鈴在劍橋的經歷，李約瑟同樣公開承認並坦誠地作了如下評價：「首先，他在中國史學研究方面的專業訓練，在我們日常的討論中，一直起著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書第一次譯成英文的中國文獻，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譯的，然後我們兩人必定一同詳細討論校核，往往經過多次修改才最後定稿。別人的譯文，我們兩人必須核對中文原書後才加以採用。王鈴先生還花費許多時間去查找和瀏覽各種原先認為有用的材料，從這樣的探究中往往又發掘出一些資料，對這些資料我們再從科學史的觀點仔細地審查，然後確定他們的價值。許多煩瑣的圖書館工作，以及各種索引和編目工作，都由他負責。假如沒有這樣一位合作者的友誼，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將推遲很久，而且可能會出現比我們擔心現在實際有的甚至更多的錯誤。」
李約瑟此說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說沒有王鈴就沒有李約瑟日後輝煌的成就和不朽的聲名，但此成就要推遲若干個時日當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對王鈴這位長期合作者，李約瑟一直念念不忘，並從內心深處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誼一直保持到王鈴去世。
有道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贏得世界性聲譽的同時，李約瑟同樣沒有忘掉給予自己重大幫助和支持的黃宗興和何丙郁博士，以及終老中國本土的知名學者葉企孫、傅斯年、俞大維等人。當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七分冊「軍事技術、火藥的史詩」完稿之際，李約瑟在「作者的話」中，特別提及43年前那個夏日在李庄板栗坳會見史語所人員的經歷，並飽蘸感情地說道：「一天晚上，談話話題轉向了中國火藥的歷史，於是傅斯年親手為我們從1044年的《武經總要》中，抄錄出了有關火藥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時我們還沒有《武經總要》一書……與火箭裝置無二的火藥發動機和蒸汽機，是從歐洲科學革命中湧現出的思想產物，但所有在這之前長達八個世紀的先期發展都一直是中國人完成的。」或許出於一種感恩，當這一卷大書出版時，扉頁上用不同的黑體字碼印著：
謹以本書獻給已故的傅斯年傑出的歷史學和哲學學者戰時在中國四川李庄的最友好的歡迎者他曾在那裡和我們共用一晚探討中國火藥的歷史俞大維物理學家兵工署署長（1942—1946年）我常常在他的辦公室與他共享他的「戰地咖啡」並在1984年我們愉快地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