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傅卻一直不把陶當長輩看待，除了前面早已敘述的陶孟和所率領的隊伍，並非是梁山晁蓋、宋江那幫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龍山入伙的魯智深、楊志、武松等強勢集團，而只是如少華山入伙的史進、朱武等輩，雖踏進梁山大門，卻一直未能取得各門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領的這支滿身「土包子」色彩的隊伍，多少年來一直未有大的改觀，歐風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頗有風刮不透、水潑不進的頑石狀加外來單幹戶的味道。在藏龍卧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這支隊伍也只能是謹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於花和尚魯智深、黑旋風李逵、矮腳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孫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與此相反的是，作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種先到為主，佔山為王的霸氣、驕氣與傲氣「三氣」疊加之態勢。正如時任《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所說：「我與孟真接觸頻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時，當時南京成賢街的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蔡先生常常住在裡面，我常去盤桓，和楊杏佛陪著蔡先生吃飯的機會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飯的，在飯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壺紹興酒，大概是六兩。蔡先生一個人獨酌，我們陪他吃飯。蔡先生酒吃完，接著吃幾塊烤麵包。孟真也常去吃飯，當時孟真見著人，總是昂起了頭，有時仰天噓幾口氣，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
程氏只看到對方鼻孔朝天、對天噓氣的霸王神態，可能還沒領教傅斯年狂話連篇、目空一切的衝天豪氣。據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國民黨北伐成功之後，傅氏與幾個同學在蔡元培家中吃飯，神情亢奮中，蔡元培與幾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著酒興，以梁山好漢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們國家整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彝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爾其以外，都要『郡縣之』……」此番張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微醺的蔡元培大為不快，蔡當場「聲色俱厲」地呵斥道：「這除非你做大將！」一句話如冷水潑頭，傅斯年大駭，轉頭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頓時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氣。——這個典故很形象地透出傅斯年性格中固有的囂張與跋扈本色。試想，傅氏膽敢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放肆一把，作為一個原北大教務長、現在與自己同在一級別的研究所所長、國民政府參政員如陶孟和者，傅斯年又如何放在眼裡？
陶孟和為人生性老實平和，儘可能避免與人爭勝和交惡，但在許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盤，一旦算盤打得過多，難免令同行看輕。除此之外，陶、傅交惡，更深層的癥結還在於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觀等諸方面，或如後來中國大陸宣傳部門宣稱的「意識形態」不同與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國倫敦大學求學時，主要研究社會學，接受的是韋伯夫婦的理論體系。因當時的韋伯與蕭伯納等共同創立費邊社，在英國從事所謂的社會改良主義運動，作為韋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蕭伯納的影響。傅斯年在英國留學時，與韋伯夫婦和蕭伯納等輩曾有過接觸，但傅對二人特別是蕭伯納本人頗為輕視，或者說大為反感。出生於愛爾蘭都柏林的蕭伯納氏，自在倫敦以文學創作嶄露頭角後，號稱社會主義者，從36歲開始，到94歲嗚呼歸天，58年里共寫了51個劇本。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31年，蕭伯納來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蘇聯訪問，高爾基寫信祝賀他的75歲壽辰。稱頌他是「勇敢的戰士」云云。1933年2月，蕭伯納受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幾位大佬的邀請，儘管有不屑踏上中國領土的念頭，但最終還是於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陸作了短暫停留，並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林語堂等名流匆匆見了一面。蕭氏之意「本來玩玩的」（魯迅語），但還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臨下地對中國及中國文化咕嚕了幾句洋話，大放了一通厥詞，謂「中國固無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國的鄉間田野」云云。後來中國許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塗，大肆迷信和吹捧蕭伯納，將其視為哲人與世界人類的大救星，並藉此抬高與其有一面之緣的中國同盟幾位大佬的身價。但也有人當時就表示對蕭氏為人為文不屑一顧，對其行為更是深惡痛絕。在這批頭腦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個，對蕭的行為與思想給予猛烈抨擊。其惡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幾年之後的1950年依然鬱結在心、如鯁在喉，甚覺不吐不快。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導，傅斯年想起蕭氏的思想對中國人流毒之深，於是寫了《我對蕭伯納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塊壘。文中說道：
蕭伯納「自己實在無多創造的思想，而是善於剽竊別人的思想。」他所剽竊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韋伯）夫婦。蕭伯納的文字啰嗦，思想淺出，作品風行一時，一輩子賺了很大的錢。他對於抽版稅是絲毫不苟的。章士釗求見，說：『先生在中國很出名。』他說：『在中國出名何用？中國不曾參加國際版權協定。』這雖然帶有笑話，但我在英國讀書時（三十年了），大學學生演他的戲，版稅一道決不放鬆——儘管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蕭伯納將老，怕要死，寫了一本《返於老彭》（BACK TOMETHUSEIAH），還是一部大作（大約是1920年）。從此以後，剽竊得越發生吞活剝，見解越無中心，越說越無責任心。我想，假如不返於老彭，少活三十年，豈不更為完美？這實在不像人死後的說話，但這樣場合，這樣說法我卻有點摹仿他的調兒。」
在傅斯年眼裡，儘管蕭伯納的思想抄襲韋伯，但韋伯夫婦也不是什麼好東西，是一對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義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觀念甚重，而謂人道主義者為幻想家」的庸俗之輩。傅在文章中頗負義氣地指責道：「魏伯夫婦晚年大大讚賞蘇聯，以為是一個新的文明。在東方的民族中，三個人都極其佩服日本，因為中國人『亂鬨哄』，『不會辦事』，（好個帝國主義的看法）！魏伯游中國後，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蕭伯納游日本，路過上海幾有不屑上岸的樣子。」最後，傅斯年對蕭伯納作出的總體結論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竊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戲劇上，是一人演說；在藝術上，是寫報紙文字。」總之，在傅斯年眼裡，蕭伯納是一個極其糟糕，無一是處的騙子、妄人加街頭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國自由知識分子讚譽和追捧，抗戰期間任《中央日報》主筆，後為台灣東吳大學教授的程滄波評論說：「《我看蕭伯納》大概是孟真最後一篇文章，這一篇短短的文章結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壓台戲。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說：他不是學戲劇，他也不是學文藝批評，但是，像蕭伯納這樣一個題目，不是一個專家寫得好的，這樣一個複雜、迷亂、幻景的題材與人物，不是具有豐富的中西學識、超特的智慧，是沒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個蕭伯納，一刀劈下去了。蕭伯納經他這一劈，由神奇化為腐朽，把蕭翁一生的魔術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夠了。」
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評價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個字，將永為文學批評史上重要的文獻，是要『知人論世』者所不可不讀的。……孟真先生以蕭伯納『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滿蕭伯納，對極了！」程與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點似不可懷疑，即傅文一出，蕭伯納的迷信和製造的神話被戳穿、打破，許多喝過蕭氏製造的迷魂湯，一直沉溺在蕭氏神話迷夢中的國人逐漸清醒，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神情越發變得清晰、明智，蕭伯納的影響也成了蜥蜴的殘夢——恐龍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與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日背道而馳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韋伯夫婦「社會調查」的思想並照章行動，對蘇聯的一切人事大加讚賞。1924年1月24日，蘇俄領袖列寧去世，已從英國回到國內的陶孟和於2月26日，聯合李大釗、馬敘倫、郁達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要求政府與蘇聯恢複邦交。函中特別指出「蘇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顯揚民治，實吾良友」云云。由於對蘇聯革命的贊成與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漸逐滑向另類，並對中共的思想與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傅斯年與之相反，他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公開表示反對。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在傅氏的眼裡，共與蘇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繩上拴著的兩個螞蚱。對這兩個山林草莽中連蹦加跳的螞蚱，他心生嫉惡，欲加以剷除滅之而後快。按傅斯年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其後，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