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性仁去世的噩耗傳出，家族至親悲慟欲絕，許多與之相識的朋友也為之灑下了悲傷的熱淚。費正清曾哀惋地慨嘆道：「她是我們朋友中最早去逝的一個。」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昆明西南聯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電報，感覺「當時就像坐很快的電梯下很高的樓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穩下來時，「又看見性仁站在面前」。沈性仁在去世8天前，還親筆給遠在昆明的老金寫過一封信，「那封條理分明，字句之間充滿著一種淡味，一種中國人和英國人所最欣賞的不過火的幽默」的信，讓老金無法相信「八天的工夫就人天闊別」了。於是，金岳霖懷著悲天憫人的情感，寫下了一篇含血沾淚的悼文，以紀念這位在中國白話文運動史上作出過傑出貢獻的光彩照人的女性。
老金認為，沈性仁是「非常單純之人，不過她也許在人叢中住，卻不必在人叢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單就事說，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說，她能做的事體也許就不那麼多了。」她是一個人山唯恐不深、離市唯恐不遠的真正高雅、淡泊、風韻無邊的人間女神。文中又說：
認識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覺到她確雅，可是她絕對不求雅，不但不會求雅，而且還似乎反對雅。……我猜想她雖然站在人群的旁邊，然而對於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關心的。在大多數人十多年來生活那麼艱苦的情形之下，雅對於她也許充滿著一種與時代毫不相干的紳士味……性仁雖然站在人群的旁邊，然而對於朋友她又推赤心於人、肝膽相照、利害相關，以朋友的問題為自己的問題。她是想像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像所及的困難有時比實際上的困難還要大。她在李庄聽見昆明的物價高漲的時候，她深為奚若太太發愁，恨不能幫點小忙。然而她無法可想，而在那束手無策的狀態之下，她只有自己想像而已。想的愈多，困難也就愈大。這不過是一例子而已，這一類的景況非常之多。朋友們的處境困難常常反比不上性仁為她們著想而發生的心緒上的憂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為中心，有的時候我簡直感覺到她的生活是為人的生活，不是為自己生活。也許她這樣的心靈是中國文化最優秀的作品。
金岳霖這篇《悼沈性仁》散文，堪稱民國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寫女人寫得最細膩、最優美的文字之一，內中蘊涵了英國紳士式的從容、清純、洒脫、飄逸，伴著中國古典的深厚綿長和淡淡的哀傷，讀之感人肺腑，韻味綿長不絕。金岳霖不僅有一顆哲學家的頭腦，還應當算是世上最為難得的一位好男兒、好情人。假如把老金與風流成性、整日在女人堆里鑽來盪去的老情種徐志摩相比，老金對女人的了解、認識與同情，要比徐氏更透徹、更遼遠、更有深度，也更能進入女人的心扉。正如沈性仁的小妹、錢昌照夫人沈性元所稱「回憶到金老（岳霖）對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認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內向型的。她文靜、深思、內涵比較充實……等，金老稱之為『雅』。性仁二姐待人誠摯，處事有方，這些我們父母所留給她的品格，也許由於她愛好文藝所獲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說：「二姐處在多難的舊中國，身居在知識分子經濟不寬裕的家庭，家務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動，還能抽出時間勤於譯著，她翻譯了房龍的名著《人類的故事》，此外也譯有英文中篇小說。這些也是金老所欽佩的一方面吧。」
金岳霖對沈性仁心嚮往之，而沈對老金也可謂高仰景行。沈性元說：「我從二姐偶然的話語里，得知金老搞邏輯學，寫作有個少有的特點：常常費了不少功夫寫成厚厚的一迭稿了，當發現其中有不滿意處，他會把全部稿子毀棄，決不『敝帚自珍』，更不會以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會重新開始，有疑義就再作廢而不惜，決不把自己所不滿意的東西問世饗人。金老，當年的『老金』就是這般著作治學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欽佩。」從彼此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窺知金、沈之間的友愛，一點也不差於老金與林徽因之愛，若就人性中的深層情感論，可能還有過之。
作為與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經歷了世間滄桑、離亂生死的陶孟和，沒有專門寫下懷念愛妻的文字，這倒不是說已與愛妻在生死兩茫茫中相忘於江湖，而是內心的苦楚與孤寂，非文字所能表述於萬一，因而選擇了沉默而獨自面對苦難。據時在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巫寶三回憶：「李庄雖是一個文化區，但究與西南聯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濟是一理工醫大學，無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輩友好在此不多，經常來晤談者，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濟、董作賓等數人而已。同時陶老的夫人當時健康欠佳，後去蘭州休養，在抗戰後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時間住在李庄，生活孤寂可知。但處境雖然如此，他對扶植研究事業的熱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頭戴大草帽，身著灰短褲，徒步往返於鎮上與門官田的情景，猶歷歷在目。」
當李約瑟到來時，剛剛57歲的陶孟和已是頭髮花白，身軀佝僂，沉默寡言且有幾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李氏與陶孟和及大大小小的研究人員作了交談，索取了部分資料，對各位人員的精神風貌和研究成果給予了充分理解和肯定，並在日記中寫下「由此可見，即使在困難時期，川西的生物學、社會學的研究也很豐富」等贊語。此次訪問，最令李約瑟感興趣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所費時幾年、集中精力進行的抗戰期間中國經濟損失的研究工作。在此之前，陶孟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國各方面的損失估計，以及戰後巴黎和會各方代表談判情形有過詳細了解和研究。抗日戰爭爆發後，他極富政治戰略眼光地向國民政府提出，「戰時經濟狀況及其損失應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及早調查研究，以作為抗戰勝利後和會談判的依據」。在這一學術戰略思想指導下，自1939年在昆明開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組織人力調查研究淪陷區工廠及其他經濟文化機構遷移情況。來李庄後，整個研究所的工作由原來的經濟、法律、社會學等諸領域，轉到了經濟學，並確定了以戰時經濟研究為主的總方針，開始了由調查問題、揭示問題，並協助政府解決問題這一重大政治經濟事宜的轉化。在此期間，陶氏與研究所同仁以「抗戰損失研究和估計」為題展開調查，著手編纂抗戰以來經濟大事記，出版了對淪陷區經濟調查報告及經濟概覽。也就在這一時期，受翁文灝主持的國民政府經濟部委託，社會學所專題研究了戰時物價變動情況；同時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委託，調查研究並完成了《1937—1940年中國抗戰損失估計》等科學性論證報告。這項極具社會和科學意義的調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讚譽，一時為各方所重視。
令陶孟和為之扼腕的是，他與同事輾轉幾萬里，含辛茹苦，耗時八年，以國際通用的科學計算方法調查研究出的報告，因戰後國共兩黨與日本政府的複雜關係，這批關乎國家民族復興大業的重要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廢紙，被當局棄之麻袋不再理會。最後的結局是：中國人民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打贏了，但國共雙方分別代表自己的政權，主動放棄了對日本政府的戰爭索賠，中國在戰爭中摺合當時美元計算數額高達1000億元以上的各種經濟損失，全部付之東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賠償。此舉可謂悲涼、窩囊、「二駕眼」到了頂峰，徒令後世子孫悲憤交加、扼腕長嘆。
辭別了陶孟和與社會學所一幫埋頭苦整，但並未預料到自己八年心血日後卻被國共雙方的當權者視為臭狗屎裝入麻袋扔入垃圾堆的可憐的研究人員，李約瑟走下山來，欲拜訪他心儀已久的梁思成。由於梁啟超巨大的光芒和社會影響力，可能當時介紹的人沒有提到也許更能令李約瑟心馳神往的一代才女加美人林徽因，否則以他好奇和愛美的性情，不會不在寫給夫人的信中加以提及——而事實上，他當時只提到了「偉大的政治家和學者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
在上壩月亮田農舍的梁思成得到消息，儘管對李約瑟其人未曾相識，亦不了解底細，但想到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並來到中國西南偏僻閉塞的李庄，這是一種什麼精神？由於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此時的梁思成還沒有像延安的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所想到的「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精神」。但既然對方號稱為了中英文化交流而來，起碼也算國際友人合作的精神。因了這種精神，作為東道主的梁思成自然要盡其所能地招待一番。只是此時梁家包括整個營造學社一貧如洗，平時吃飯都成問題，哪裡還有特殊的條件設宴招待？半年前，當費正清與陶孟和一道從重慶來到李庄時，這位來自美國的文化官員，親眼目睹了知識分子貧困的生活條件。費氏看了梁家與營造學社的窘迫狀況，曾勸梁思成賣掉身上的一支自來水筆和手錶等物，以換取急需的食物維持生計。對於學者們如此艱難的生活狀況，費正清曾感慨地說道：「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純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致力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