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李約瑟來到門官田見到這位著名的社會學家陶孟和時，陶正沉浸在失去愛妻的巨大悲傷中未緩過勁來。而與沈性仁生前相識相知的好友，除了陶孟和所在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同仁，包括金岳霖、林徽因等一批自由知識分子，在為沈氏不幸命運扼腕的同時，也陷入物傷其類、兔死狐悲的凄涼之境。
當年浙江嘉興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學識風度，海內外景仰。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熱衷於社會改革，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組織女子軍事團，抗日戰爭中又創辦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憶錄》二冊，頗受史家青睞。性真的丈夫乃國民黨元老黃郛，辛亥革命時，黃推陳其美為都督，自己出任都督府參謀長兼滬軍第二師師長，其間與陳其美，外加滬軍第二師第五團團長蔣介石結為拜把子兄弟。北洋時期，黃以教育部長身份，暗中助馮玉祥倒戈，發動了著名的「北京政變」，軟禁了大總統曹錕，驅逐末代皇帝溥儀於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自此，黃郛時來運轉，代理內閣總理，並攝行總統職權，達到了一生的權力頂峰。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後，黃郛又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特別市市長、外交部長和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
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她的弟弟沈怡，最後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這四個姐弟，頗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著不同的政治抱負、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錢昌照（字乙黎），出生於江蘇常熟書香門弟，早年赴英國留學，就讀於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師從拉斯基、韋伯等著名學者，並與他的學長陶孟和一樣深受費邊社的影響。學成回國後，在同鄉張謇的引薦下用一年時間遊歷了半個中國，拜訪了當時掌控中國大局的張作霖、張學良、閻錫山、吳佩孚、孫傳芳等實力派人物。不久，錢昌照與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訂婚，因沈氏家族的關係，通過黃郛結識蔣介石，並很快受到蔣的重用。錢昌照先後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國防設計委員會副秘書長；資源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等職。內戰爆發，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之時，錢氏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後從香港轉歸大陸，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生前留下了一部《錢昌照回憶錄》，於他去世10年後的1998年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內容雖然簡略，但信息豐富，為治民國政治、工業和教育史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料。從這部回憶錄中可知，在名噪一時的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開工之前，不只是國內的名流之後、黃炎培之子黃萬里教授極力表示反對，海外也同樣傳出了極富前瞻性和高智商的不和諧之音，而發出這一聲音的就是錢昌照的內兄、沈家的老三以及早年畢業於同濟大學，後留學德國的水利專家沈怡。
沈怡在留德期間專門研究黃河治理，20世紀30年代歸國後從政，曾任上海工務局局長、資源委員會主任秘書兼工業處處長、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南京特別市市長等職。沈怡對黃河治理情有獨鍾，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別市長任上，仍沒有忘記黃河治理問題，曾專門組織黃河顧問團考察黃河流域，並聘請三位美籍顧問前來考察（包括薩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專家，藉此機會第二次到國民黨擬建的三峽工程壩址查勘地形地質）。1948年，沈怡出任聯合國遠東防洪局局長，駐泰國數年，領導治理湄公河。再後來，沈怡去台灣，曾任國民黨當局「交通部」部長，任職6年。後因派系傾軋，元老派失勢，沈氏受到少壯派排擠，乃改任「駐巴西大使」，未久離任僑居美國，1980年去世，享年79歲。沈氏著有《水災與今後中國之水利問題》、《黃河年表》（1934年出版）、《黃河問題》（1935年出版）等專著，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水利專家和市政工程專家。1979年，沈怡被診斷患癌症，希望他僅存人間的胞妹、時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視。沈性元得電並徵得有關部門同意後，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託，將長江「三峽計畫」的資料帶去，徵求這位水利專家對建造大壩的意見。當沈性元把資料取出時，沈怡卻拒絕閱看，他說：「當年建造黃河三門峽大壩時，我在國外撰文認為干不得，中蘇專家不聽，鬧成笑話。我又何必操心呢？」沈性元怕回國後不好交差，一再婉轉相勸，並說「祖國尊重專家，遠在國外還鄭重徵求（意見）」云云。沈怡才勉強看了一下資料，寫了幾條意見讓胞妹帶回國內。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當年沈怡反對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具體意見如何，是否為國內高層和專家學者所了解，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後來推測，「在當時，即使他的意見為國人所知，大概也會當作潛伏在國外的階級敵人的惡毒攻擊，反而會增加主建派的砝碼」。事實上，許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運。沈怡生前還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5年後於台灣出版，其中對錢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別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評。
作為民國時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學歐美，在「五四」時期，其翻譯戲劇作品《遺扇記》於《新青年》發表。此劇後來被譯為《少奶奶的扇子》或《溫德梅爾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台演出。這是外國話劇最早的白話語體翻譯劇本之一在中國發表，也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源頭。正是在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礎上，才產生了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此後，沈性仁與徐志摩共同翻譯了《瑪麗·瑪麗》等文學作品，引起文化界廣泛關注，特別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賞。
除文學戲劇，沈性仁對社會經濟問題亦有較大興趣，1920年，他與丈夫陶孟和合譯的《歐洲和議後的經濟》（凱恩斯著）被納入《新青年叢書》第六種出版。荷裔美國科普作家房龍的成名作《人類的故事》於1921年出版後僅4年，就由沈性仁翻譯成中文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5年），在中國掀起了一股經久不衰的「房龍熱」。後來成為著名報人、作家的曹聚仁曾回憶道：20年代在候車時偶然買到《人類的故事》中譯本，於是，「那天下午，我發痴似的，把這部史話讀下去。車來了，我在車上讀。到了家中，把晚飯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讀，一直讀到天明，走馬觀花地總算看完了。這五十年中，總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紅樓夢》，沒有其他的書這麼吸引我了。我還立志要寫一部《東方的人類故事》。歲月迫人，看來是寫不成了。但房龍對我的影響，真的比王船山、章實齋還深遠呢！」
儘管曹氏沒有談及沈性仁的翻譯之功，但若沒有沈氏的努力就不會有中國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類的故事》並大受影響，這一事實想來曹氏是不會否認的吧。
當年徐志摩自海外歸國，在北平發起了一個文學沙龍——新月社，常來石虎衚衕7號新月俱樂部參加聚餐會和活動的人物有胡適、徐志摩、陳西瀅、凌淑華、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語堂、張歆海、饒夢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學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黃子美、徐申如等企業界、金融界人士，另有梁啟超、林長民、丁文江、張君勱等資格稍老的社會、政界名流，可謂一時俊彥，大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之聲勢。據當時參與者回憶，這些出身背景、年齡、興趣和職業不盡相同的人物，所談話題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文學，駁雜多樣，所關心的問題也不盡一致，雖然來俱樂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樣的。
就在這一時期，沈性仁與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胡適，甚至生性靦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學者，相識相交並成為要好的朋友。後來，隨著梁思成、林徽因由東北大學返平，住北總布衚衕3號以及「太太客廳」的形成，陶孟和與沈性仁便成為「客廳」中的主要賓客。冰心的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裡邊的「科學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對號入座的話。
對於沈性仁高雅的儀態與美輪美奐的容貌，作為女性的林徽因既羨且佩，而對林徽因傾羨、愛戀了一輩子的金岳霖，初次見到沈性仁時，即驚為天人，大為傾心動情，平時不作詩的老金，一反常態地作起愛情詩來，並在題贈沈性仁的一首藏頭詩中寫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仁是蘭香靜處風。
老金以婆娑的竹影與蘭花之香來比喻「性仁」風采麗姿，其傾慕艷羨之情溢於表裡。
被譽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剛語）的胡適，曾主張作為一個具有現代知識的人，就需要有幾個女友，因為男女之間在觀察處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彌補的益處云云。他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寫給家鄉母親的信中，說到當日應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婦家吃飯，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還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談。然後說：「我在外國慣了，回國後沒有女朋友可談，覺得好像社會上缺了一種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幾個月，只認得章行嚴先生的夫人吳弱男女士。吳夫人是安徽大詩人吳君遂（北山樓主人）先生的女兒，曾在英國住了六年，很有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