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約瑟訪畢童第周，又在校方的安排下，為同濟大學師生用德語作了幾次專題科學演講報告。6月7日下午走出古鎮街巷，移往幾里外的山中板栗坳、門官田等地，開始對深藏在群山之中其他科研機構的考察訪問。
此次上山，李約瑟在他的遊記中曾饒有興味地作了如下描述：「沿著河邊一條小路離城（鎮），小路穿行於在熱浪中閃亮的玉米地之間。過了不遠以後，開始攀登一條壯觀的石級小路進入山裡。路上經過一座優美的石橋。我們抵達那裡時看見房屋都很隱蔽。」在這裡「有許多寬敞的大宅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就設在這裡。研究所分別由著名學者傅斯年博士和陶孟和博士領導，約有70位學者，因而是研究院兩個最大的研究所」。
當天晚上，李約瑟又在致他夫人李大斐（DorothyNeedham）博士的信中說，在板栗坳遇到了「許多最突出的學者」，結識了「大學者傅斯年」，信中對傅的形像作了這樣的描述：「傅斯年，山東人，約55歲，有點洋化，談話很多而能引人入勝，微胖，具有一副令人不能忘記的面孔和形狀奇怪的頭，灰色的頭髮直堅上去」。這個描述，在所有撰寫傅斯年的文章中，可謂是最切實和生動的精彩一筆，傅氏之與眾不同且有些奇形怪狀的相貌，活靈活現地躍然紙上。蹲在李庄郊外山頂的「寨主」傅斯年與李約瑟相見，很快成為意氣相投與相互理解的「哥們兒」。傅斯年認為：自從明朝萬曆在位的年代中，耶穌會士（Jesuit）利瑪竇（MatteoRicci）東來，有很多的訪問者來到中國，他們都是學者。然而他們的目的卻不在科學的交換。他們是飽學的，清康熙在位時期到中國的學者當中，有些人曾確立了他們的聲譽，但是他們的目的還是與李約瑟不同。李約瑟作為一個大國科學院的研究員，來中國的主要目的是科學交換以及增進和中國科學機構的友誼，在中國抗戰正酣的苦戰中給予中國人民以勇氣——這是李約瑟訪問中國的特質而且也是未來科學合作的開始。傅斯年認為：「戰時中國科學機關，包括各大學，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實……我們的設備實在是一無所有，而他們的工作者事實上是被遺忘的難民。當戰爭開始的時候，學術水準比現在為高，但由於敵人的推進，各學術機關被迫集中於更遠的西部；物質的損失引起精神的頹喪。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外國學者來訪問我們無疑地是會感到失望。然而倪（李）約瑟博士的印象卻不同。他看到情形的另一面，而他的了解是基於他的熱誠。他不嫌棄我們的窮困和簡陋，他看到我們的耐心；他不注意我們的落後情形，而注意我們將來的希望。」或許，正是為了這將來的「希望」，傅斯年與史語所同仁在板栗坳那盛夏的炎熱中，對李約瑟的接待才顯得格外熱情和坦誠。
當天晚上，李約瑟與助手黃興宗沒有下山，就住在板栗坳桂花院傅斯年家中。又因為這樣的關係，李約瑟結識了俞大綵。李氏在致夫人李大斐的同一封信里，說傅斯年「娶了著名將軍曾國藩的一位孫女」（南按：實是曾外孫女）。由於「天氣炎熱，只能穿薄咔嘰襯衣和短褲，即使這樣還整天流汗不止，扇子成了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又說：「傅斯年在我的黑摺扇上用貴重的銀硃書寫了一長段《道德經》，頗有道家風範。我現在得另買一把扇子，因為這扇子變得太珍貴了而不能作日常使用。」訪問期間，由於傅斯年慷慨熱情，李約瑟在板栗坳看到了史語所幾乎所有的珍貴藏品，如大量的銅器、玉器和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等。此外，還參觀了歷史組收藏的大量竹簡和拓片，只見上面「寫著孔夫子時代的經典，也有一些清朝初年的帝國珍貴檔案，包括給耶穌會士的信件，給西藏的政令，中國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將軍為王侯的公文。語言學組擁有每一個省份的方言的留音機唱片，等等。圖書也精彩極了——有宋朝的真跡，活字版印刷的書籍，等等」。特別令李約瑟興奮和感動是，當他提出關於科學史的許多問題並尋求這方面的材料時，引起了史語所同仁普遍的興趣和理解，「各學科研究人員奔走搜尋，發掘他們所想得起的有趣資料。例如公元2世紀談到鞭炮的段落；幾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記載；公元1076年禁止向韃靼人出售火藥的通令。也就是說，比人們所揚言的伯爾安·施瓦茨（Berthold Schwartz）的『原始發現』還要早200年」。多少年後，李約瑟還清楚地記得，臨下山時，「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開物》」。對於史語所諸位人員的才學和熱情，李氏掩飾不住心中的喜悅，認為「那裡的學者是我迄今會見的人們中最傑出的，因這個學科一直是中國學者特別擅長的，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李約瑟沒有料到，此次訪問，竟在中國西南部這個偏僻山坳里遇到了一個堅忍不拔又滿懷熱情的科研群體，特別是一位青年學人的出現，令他眼睛為之一亮，冥冥中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親近感。這個青年將成為李約瑟學術研究生涯中，繼1937年與南京藥商的女兒魯桂珍不期而遇之後又一人生知己。也正是得益於這位年輕人的鼎力相助，才使已不再年輕的李約瑟最終登上了中國科技史研究領域的奇峰——這位年輕的青年才俊，就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王鈴。
王鈴（字靜寧），原籍南京，早年畢業於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在校期間，其出眾的才華深受中大文學院著名教授沈剛伯器重。為了謀求繼續在學業上長進，王鈴投考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由於當時的主考人與中大文學院的沈剛伯等幾位導師關係不洽，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王鈴雖以總成績第一名的壓倒性優勢贏得了大考頭彩，結果張榜時卻名落孫山，被無情地踢出圈外。當王鈴帶著滿頭霧水質問主考官為何把自己強行從金榜上扯下且掃地出門時，對方竟以「中大的學生不配到北大讀書」等理由作了虛妄的回答。王鈴聽罷悲憤交集，學界同仁議論紛紛，皆對北大那位主考官如此無理和狂妄表示憤慨。
在中央大學讀書期間，受講授法國革命史的沈剛伯教授的影響，王鈴蒙生了研究17—18世紀中國思想對西方影響這個課題的念頭，並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這些頗有創見和新意的論文，不僅令沈剛伯大為賞識，同時幸運地落入了傅斯年的法眼。素有「拔尖主義」之稱的傅斯年獲知王鈴的遭遇後，想起自己當年在山東考取官費留學生時的經歷和世間作孽者製造的種種不平與罪惡，對王氏深表同情。在不便與北大研究所那位做主考官的朋友交涉的情況下，聘請王鈴到史語所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員。據史語所同仁回憶，王鈴性格和善，待人謙恭有禮，是個才氣洋溢、博聞強識的學者，深受傅斯年喜愛。通過這一事件，沈剛伯對傅的為人處世和道德風範深為佩服，並說遭「沒有如炬的目光與先知的灼見，自然只能與世浮沉。縱能明是非、別善惡，而沒有愛真理的精神和大無畏的膽量，遇著左右為難的事，也只好依違兩可。前者是盲從，後者是鄉愿，與那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這樣『強哉矯』的人實不多見，而孟真先生卻頗有此風。」正是傅斯年的「愛真理的精神和大無畏的膽量」，才成就了王鈴的學業，並進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級科技史家李約瑟。按王鈴後來的說法：當李約瑟到板栗坳史語所訪問時，在「一所樸素農舍里，由於當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介紹，我認識了這位卓越的科學家——李約瑟。這次會面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因為我註定要在他的指導下，客寄劍橋工作十年」。
當時的情況是，王鈴和李約瑟交談後，受對方思想精神感染，王開始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發生了興趣，接著又聽了李約瑟在李庄的幾次演講，久蘊在內心的爆發力突然找到了一個恰當的突破口，決心要在這一領域做出一番事業。李約瑟離開李庄後，王鈴憑藉史語所圖書館大量典藏，悉心收集火炮資料，並以英文寫成論文寄送重慶，請李約瑟介紹到西方科學雜誌發表。李約瑟讀罷文章，對這位年輕助理研究員的才華、學識以及刻苦鑽研精神深表敬佩，「這樣就決定了他們以後的長期合作」。1946年，王鈴得到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赴英國留學，與已回到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開始了長達9年的合作，共同開創了聞名於世的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Sd Civilization in a，又譯《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研究的先河。王鈴作為李約瑟第一位合作者，參加了這部多卷冊大作前5卷的研究、撰寫工作，直到1957年因生計等問題離開英國赴堪培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級研究所任研究教授，方才停止這一工作。王鈴留下的空白，將由李約瑟的中國學生、朋友與未來的妻子魯桂珍為代表的幾位科學家共同填補完成。
當李約瑟在傅斯年引領下，於那陰暗簡陋的土屋裡和王鈴等年輕的研究人員交談後，又在板栗坳牌坊頭大廳作學術講演。李在給妻子李大斐信中頗為自豪地說：「我比較緊張，但演講非常成功。」又說：「今天我們要去參觀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