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諫復仇理舊賬
這種猜測並非空穴來風—就在范純仁力圖謀求和解的同時，台諫官正在積極清理舊賬。
首先遭到清算的是神宗的親信張誠一和王安石的幹將李定。這兩位，按照當時的道德規範，的確都夠得上是混蛋。張誠一的父親張耆，從真宗還是皇子的時候就服侍左右，真宗最心愛的女人—後來的劉皇后、劉太后被太宗嫌棄的時候，就藏嬌在張耆府上。這樣的靠山，奠定了張耆一生的榮華富貴。作為張耆的小兒子，張誠一靠恩蔭起家，做到神宗的樞密都承旨—樞密院的第三把手，深得信任。可這個張誠一，卻是個徹頭徹尾的不孝子—生母過世，他明明有條件，卻不肯及時營葬。這還不算，更離譜的是，張耆的墓遭盜掘未遂，張誠一趕去安撫亡魂，發現老爹的犀角腰帶漂亮，竟然就取出來修整一番，洋洋得意地扎在自己腰上到處顯擺；又是這廝，還趁機把嫡母身上的陪葬首飾洗劫一空，拿回家來「子孫永保用」了。李定也是個不孝子。他是王安石當政之初破格提拔的御史，後來一直做到御史中丞，蘇軾「烏台詩案」就是他的「傑作」。跟張誠一相比，李定的劣跡略輕一些—他只是拒絕承認自己的生身庶母，以此來避免服喪。但是，李定是科舉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宋朝的政治文化中，理應遵循更高的道德標準。想當初，王安石提拔李定的時候，就遭到了台諫等一眾官員的強烈抵制，而王安石力排眾議，誰反對就拿掉誰，硬是把李定推了上去。張誠一、李定都是混蛋。但是，他們的混蛋事迹已經過去很多年了，此時翻出來重加處分，還是讓人覺得有政治報復的味道，很多人感到了強烈的不安，前任參知政事呂惠卿就是其中之一。
呂惠卿（1032～1111）是王安石一手提拔起來的幹將，對新法「投入的心計和力量最多」。 熙寧七年（1074）四月，王安石第一次罷相離朝前，為保新法推行不輟，力薦呂惠卿為參知政事，號稱「護法善神」。呂惠卿長於吏干，精於算計，然而格局褊小，人品低劣，掌政之後，野心膨脹，以權謀私，失去了神宗的信任，熙寧八年十月，罷政外放，從此徘徊地方，至今已十年有餘。 哲宗即位時，他正擔任太原知府兼任河東路軍政長官，負責整個河東戰區的邊境防禦。呂惠卿是姦邪小人，這一點，好像從王安石變法一開始就已經成為定論—司馬光就曾經預言「顛覆王安石的，一定是呂惠卿」。可是，這姦邪小人外放已久，遠在河東，而且遭到王安石和司馬光兩大陣營的唾棄，對中央政治已經毫無影響力。按道理講，不應該再有人去找他的麻煩，呂惠卿是安全的。可是，呂惠卿的舊賬還是被翻了出來。
認真說起來，暴露了目標的，倒是呂惠卿自己。
太原春晚，三月桃花始開。在乾冷的空氣中，呂惠卿一遍又一遍讀著從開封來的邸報，認真咂摸著中央人事變動的消息，感到了徹骨的寒冷和強烈的危機。思來想去，呂惠卿決定靠邊站，主動上疏朝廷，請領宮觀閑職—這是宋朝官員特有的福利，掛一個「主管某某宮或者某某觀」的虛銜，有工資可領，「官齡」也可以連續計算，卻不必管事。比如，司馬光在洛陽就掛過「主管嵩山崇福宮」。
呂惠卿請領宮觀的報告打到開封，台諫官就像獵人忽然發現了獵物一樣，興奮得鼻翼抽動、目光灼灼。第一個發現目標的，仍然是蘇轍。蘇轍對呂惠卿的定性是非常駭人的，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像這種小人，天生邪惡，安於不義，性本陰賊，尤喜害人。若不死亡，終必為患。」 可是，蘇轍的彈劾似乎並未打動太皇太后—五月十九日，蘇轍發起彈劾，而太皇太后直到六月中旬才有所反應。
原因其實是不難想見的。蘇轍所指稱的呂惠卿罪名，比如助成青苗等惡法、排擠忠良引用邪黨、主動對西夏發起挑釁、背叛陷害王安石等等，都是前朝舊賬，因此很難觸發太皇太后的警覺。真正觸動了太皇太后的是「呂惠卿違赦出兵事」。其大致情節如下：元豐八年（1085）三月六日，哲宗發布登極赦書，嚴令緣邊守將不得侵擾外界，保持邊境和平。三月中旬，登極赦書已經抵達太原，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旨意，呂惠卿不容不知。然而，就在四月十七日，呂惠卿卻發動幾萬大軍入侵西夏，挑起戰端。五月，夏人發起反攻，宋朝損兵折將。「違赦出兵」性質惡劣，是對皇帝和太皇太后權威的悍然挑釁，「勞師動眾，謊報功勛，挑起邊境爭端，這些都還無所謂。公然違反詔令擅自發兵，內心深處已經毫無人臣之禮，如此罪行是不可以不懲處的！」 「像這樣的強臣，廢詔出兵都敢做，還有什麼事是他不敢做的？！」 「正當先帝駕崩之際，臣子理應哀悼，呂惠卿卻猖狂發兵，這是大不孝！正當陛下登極之時，大臣應當禮敬，呂惠卿卻傲慢違令，這是大不忠！」 如此不忠不孝的「強臣」，竟然沒有受到任何懲罰，還夢想著請領宮觀，悠遊山野，頤養天年，君臣之大義何在？！本朝之綱紀何在？！
六月二日，右正言王覿首言「呂惠卿違赦出兵事」。八日，御史中丞劉摯、左司諫王岩叟各自上疏彈劾呂惠卿，攻擊的目標卻一致集中在「違赦出兵事」上。如果說他們事先不曾有所溝通，那實在也太過巧合了。右司諫蘇轍暫時保持了獨立的姿態，沒有加入到聲討「違赦出兵」的行列中去。他於八日再上彈疏，提醒太皇太后「近歲姦邪，惠卿稱首」，必須誅殺。 透過太皇太后，來自台諫官的輿論壓力不斷傳遞到宰相府，十八日，朝廷發布命令，褫奪呂惠卿文臣榮譽職銜，連降四級，發往蘇州，監視居住。對於這一處理結果，台諫官十分不滿。二十日，四名諫官全員出動，採取了集體行動。左司諫王岩叟、左正言朱光庭、右司諫蘇轍、右正言王覿在太平興國寺戒壇集會，聯名上疏，重申呂惠卿罪在不赦，要求太皇太后「特賜裁斷」，「為國去凶」。 接獲奏札之後，太皇太后當即批示：「呂惠卿罪惡貫盈，目前的處分太輕，諫官意見極大。要流放到更偏遠荒涼的地方，以平息公論。」諫官的集體奏札、太皇太后的批示與十八日的「呂惠卿蘇州監視居住令」一起，被送到了宰相府。就在司馬光、呂公著等人還在商討之際，二十二日，御史台全台出動，聲討呂惠卿違赦出兵，無父無君之罪，請求太皇太后「要毫不遲疑地清除姦邪，賜呂惠卿一死，以安天下！」 喊殺之聲，甚囂塵上。
太皇太后的批示，呂公著在宰相辦公會上反反覆復讀了三遍，最後總結說，太皇太后的意思，只是要把呂惠卿貶到更偏遠的地方，以示警戒。二十三日，經宰相府集體討論，上報太皇太后和小皇帝批准，朝廷公布了對呂惠卿的新處分—貶往條件更差的建州監視居住，官階降為建寧軍節度副使，不得簽書公事，這與蘇軾被貶黃州的情形差相彷彿。
呂惠卿的貶官制書同樣出自蘇軾的手筆。這一次，蘇軾絲毫沒有掩飾復仇的快感，他以小皇帝哲宗的口吻，這樣寫道：「凶人在位，民不安居。懲罰不當，士有異論。滔天罪惡，必須嚴加懲處，才能垂範後世。……我即位之初，首先發布的就是安邊詔令，而呂惠卿假稱號令，肆行奸謀。王者發令，譬如出汗，汗出不返，令行禁止，卻沒想到會被奸賊利用。如此禍國無道的行為，自古罕聞。孔子治魯七日即殺亂臣少正卯；舜帝英明仁武，對奸臣賊子流放的流放，殺戮的殺戮。朕初即位，心懷寬宥，對呂惠卿只薄示懲戒。」換句話說，論罪行，有三個呂惠卿也不夠殺；不殺他，只是因為太皇太后和皇帝的仁義。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太皇太后怎麼可能想到發布和解詔書？
范呂決意示寬仁
呂惠卿固然有罪，然罪不至死，眼下尤其不是窮追猛打的時候。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不約而同地想起了晁仲約的故事。那還是在仁宗朝，范仲淹與富弼主持新政，晁仲約為高郵知軍，賊來無兵可擋，為保一方平安，竟然以地方長官的身份親自出面號召富戶出錢來犒勞土匪，土匪拿了錢物，果然就繞道他往了。晁仲約的荒唐事迹報到開封，富弼勃然大怒，誓必殺之，以為不殺不足以明朝廷之尊嚴、正官場之風氣。范仲淹卻堅持認為事出有因，二人在仁宗面前發生了激烈爭論，富弼乃至面紅耳赤、怒髮衝冠。終於，在范仲淹的堅持下，晁仲約的腦袋保住了。富弼當時極度不服。范仲淹說：「本朝不殺大臣，這是非常仁厚的好傳統。你今天攛掇皇帝殺死一個晁仲約不要緊，萬一他殺得手滑了，早晚有一天會殺到你我頭上啊！」
沒有任何人、任何機構和制度可以硬性約束皇帝，而皇帝卻掌握著每個人生殺予奪的大權。這便是秦始皇建立帝制以來華夏政治的最大秘密。本朝以仁厚立國，「與士大夫共天下」，不殺大臣，不殺言事官，這才有了一百二十年的清明政治。台諫官與大臣同在「不殺」之列，同樣是被「祖宗之法」的寬容滋養著的。而如今這群台諫官卻殺聲震天，這樣下去，本朝的仁和之氣必將消失殆盡。必須尋找機會，重提和解議題，恢複本朝和氣。這是司馬光、呂公著、范純仁的共識。
重申和解的機會被呂公著找到了，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