蓋棺論定王安石
元祐元年四月六日（1086年5月21日），王安石薨於江寧府（今南京）。
王安石的生命已經結束，蓋棺論定的權柄掌握在司馬光的手上。他們曾經是朋友，後來成為政敵。對於朝廷國家，兩人懷著同樣熾烈的熱愛和深沉的責任感，可是他們所主張的路線方針卻是南轅北轍、水火不容。猶如冰炭不能同器，司馬光與王安石不能同時並立於朝堂之上，所以，當王安石得君行道之時，司馬光拒絕了樞密副使的高位，主動離開政治中心，這一走便是十五年。這十五年，可以說是司馬光的主動選擇，也可以說是拜王安石所賜。如今，司馬光大權在握，已經死去的王安石等待著司馬光的評判。司馬光必須給王安石，給他們共同經歷、共同塑造的過去、現在，以及在他們影響之下的未來一個交代。
司馬光的態度如何？
消息傳到開封時，剛過晚飯時分，司馬康正攙扶著父親在堂前的小院欣賞新開的第一朵白芍藥。宰相府的差人送來江寧府的文書，司馬光捧讀之後，命人焚香，取來公服和襆頭。在兒子幫助下穿戴整齊之後，司馬光對著南方長長一揖，而後肅然站立，默默不語，許久，眼角淌出兩行清淚。司馬康不知道該說些什麼，正躊躇間，只聽司馬光輕聲吩咐：「去書房。」
司馬光要寫一封信，這封信，他不要兒子代筆，堅持自己親筆書寫。收信人是呂公著，信中所談的，正是他們共同的朋友和對手王安石：
介甫（王安石的字）這個人，文章、節義過人之處甚多，只是性子不通達，喜歡跟大家對著干，以至忠誠正直的人都疏遠了他，他的身邊圍繞著阿諛奉承的奸佞小人。最終導致國家制度敗壞，到今天這個地步。如今我們正努力矯正他的錯誤，革除他施政的弊端，而不幸介甫謝世。那些反覆之徒必定會趁機百端詆毀他。所以，我認為，朝廷一定要對介甫予以特別的優厚禮遇，以此來振作浮薄的風氣。倘若你覺得我說的有幾分道理，就請轉告太皇太后和皇帝。不知晦叔（呂公著的字）以為如何？你也不用再麻煩回信了。只是兩位陛下面前，全仗晦叔主張了。
這封信是司馬康連夜親自送往呂公著府上的。呂公著讀罷，也是默然不語，老淚縱橫。
在司馬光、呂公著的主持下，太皇太后宣布停止朝會活動兩天，以示哀悼，贈給王安石正一品的太傅官階，給予七名王安石後人入官資格，並下令江寧府配合王家料理喪事。 王安禮一直在擔任江寧知府，目的就是為了方便就近照顧哥哥。四月四日，朝廷已經發布王安禮調任青州知州。長兄過世後，安禮請求繼續留任，以便營辦喪事。朝廷立即批准了他的請求。
何其大度乃爾！清人蔡上翔讚歎說：「司馬光與王安石雖然意見不合，但是論人品都是君子！」這話固然不錯，卻未免小看了司馬光，他忘記了司馬光作為政治領袖的身份。作為一個政治領袖，司馬光要顧全的是大局，是朝廷的體面，是大宋王朝統治集團內部的團結。廢除新法，厲行政策調整，這是司馬光所堅持的。其中是非，當時與後世各有評說，卻很少有人注意到司馬光為修復團結所做的努力。王安石追求「同」，司馬光追求「和」。「同」是單調的一律，而「和」是「不同」的和諧共處、融為一體。「若作和羮，爾惟鹽梅」， 這就像是烹制美味的羹湯，需要水，需要火，需要鹽，需要梅，需要各種調味醬，「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 王安石的理想朝廷是「我」最正確，別人都聽我的，所以他鼓勵迎合，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司馬光的理想朝廷則是像仁宗時期那樣，各種意見並存，所以他鼓勵批評和討論。司馬光願從本人做起，提倡和解，提倡對不同意見乃至政敵的寬容。
敕：朕式觀古初，灼見天意。將有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
具官王安石，少學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粃百家之陳跡，作新斯人。
屬熙寧之有為，冠群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遽起山林之興。浮云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漁樵，不亂群於麋鹿。進退之美，雍容可觀。
朕方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予諒暗之中。胡不百年，為之一涕。於戲。死生用舍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寵以師臣之位，蔚為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
以上就是《王安石贈太傅制》的全文，它出自中書舍人蘇軾的手筆。如椽蘇軾筆，是否忠實地傳達了司馬光的意思？中書舍人的職責是「代王者立言」，準確地傳達高層的政治意圖，然而，執筆者總有辦法把自己的觀點和情緒帶入文字。蘇軾這一篇制書，表面上看都是讚美之詞，細讀卻能品出諸多的不滿。
制書首先肯定，王安石是老天用來成就「非常之大事」的「希世之異人」，王安石的智術、辯才、文章之美與影響力之高，都是睥睨當世、曠絕古今的；也只有這樣一個人，才「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在短短的一年內，贏得皇帝的絕對信任，獲取巨大權力，改變整個國家的政策、風俗與走向。這幾句話是寫實，卻未必是讚美。因為在蘇軾這裡，學問、智術、辯才、文章、影響力都是中性詞，本身並不包含價值判斷，可以服務於仁，可以服務於義，也可以服務於功利；而一個追求功利的人，倘若才智過人，則會走得更遠，錯得更嚴重。 而「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言」一句，更是化用了《史記·殷本紀》對商紂王的評價「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 對於王安石的學術指向暗含深刻批評。
王安石「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那麼，他所創造的新風俗究竟是好是壞？在制書中，蘇軾保持沉默，並未加以評論。可是，在另一篇大約作於同一時期的文字中，蘇軾卻把王安石時代的文學園地比作長滿了「黃茅白葦」的鹽鹼灘，發出了痛徹心扉的吶喊。
在制書中，蘇軾還總結了王安石的學術淵源，說他「少學孔、孟，晚師瞿、聃」。孔、孟是儒家；瞿指佛家—瞿曇今譯喬達摩，是釋迦牟尼的姓氏；聃指道家—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這就等於在說王安石的學術是駁雜的，他從儒家出發，最終卻倒向了佛道。這種並不純粹的知識取向，一方面催生了更具創造力的《三經新義》，另一方面卻也把《春秋》趕出了科舉的考場—這是創造，也是破壞！蘇軾運筆至此，胸中蘊蓄著多少憤怒與無奈！
最後，蘇軾輕描淡寫地提到了王安石的政治作為，說神宗對他的信任是「古今所無」的。對於安石相業，蘇軾不置一詞，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這種絕口不提實際上就是無言的否定。緊接著，蘇軾就談到了王安石的罷相，他稱讚王安石主動退休是洒脫高蹈的。再往下，就是以哲宗名義說的一些客氣話了。
蘇軾以高度克制的筆法曲折地表達了對王安石的高度不滿和有限敬意。這番意思，我們今天能讀出來，當時那些飽讀詩書的士大夫怎麼可能讀不出來？！這則制書，在頒布之前，作為門下省長官的司馬光和呂公著都是讀過的，他們也都簽了字—王介甫高才，只可惜路走錯了。此時不便明言，是為了團結。要革除王安石施政的弊端，又要通過對王安石身後事的處理來表達和解的意圖，振作風氣、維護團結—這是司馬光和呂公著想要的。然而，把「安石其人其學」與「安石相業」一分為二，區別對待，是難之又難的，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這樣的認知高度。
復仇之火
既然王安石倒了，那麼，跟他有關的一切人、一切事都應該被打倒、被推翻。這應該就是太學副校長兼教務長—國子司業黃隱的真實想法。
王安石去世的消息傳到太學之後，有太學生集資，打算在學中為王安石擺設靈堂，公開祭祀，以表達哀思。結果王安石的寫真像還沒有掛好，黃隱就怒氣沖沖地帶著隨從趕到，衝散了靈堂，捲走了王安石像，把領頭的學生關了禁閉，罪名是非法斂財。 黃隱的做法在太學諸生中引發了強烈不滿。什麼叫「非法斂財」？分明是反對紀念王安石！皇帝和太皇太后都停止上朝致哀了，為什麼不許我們哀悼！太學裡這麼多年讀的都是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受王安石的教導，就是王安石的學生，學生祭祀老師，天經地義！他黃隱小小一個的國子司業有什麼資格阻攔？！朝廷都在說要給太學更大的自由，禮遇諸生，黃隱卻背道而馳，對學生濫施刑法，是何道理？！
太學諸生通過各種渠道紛紛上告。一時之間，黃隱的種種惡行被揭發：朝廷命令並沒有禁絕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只是強調不能只用《新義》，可是，這黃隱卻在去年十二月到任之後， 即刻下令焚毀《三經新義》的書版，擺出一副與王安石的學問勢不兩立的架勢。朝廷命令並沒有禁止學生在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