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惇「說底卻是」
那麼，關於司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章惇到底說了些什麼？
章惇首先指出司馬光兩份役法札子存在前後矛盾之處，二月三日札子認為上戶（鄉村上等人戶）是免役法的受害者，二月十七日札子則說上戶是免役法的受益者，「十幾天之內，兩上札子，而所言上戶利害正好相反，如此自相矛盾，究竟是為了什麼？」章惇自問自答，「司馬光是至誠之人……必定是對役法的調查研究不到位，大概一說吧！」諸如此類的錯誤，在傳統時代的士大夫筆下並非罕見，同一事物從不同視角關照，可以有相反的判斷，是非跟隨筆意，只求文氣相合，不做嚴謹的概念界定和性質分析。只要不是大是大非，寫的人姑妄寫之，讀的人姑妄讀之，彼此心照，兩不追究，本無大礙。可是，經過章惇如此嚴格的比對分析，司馬光作為役法改革設計者的嚴肅性頓時便大打折扣了，「以此類推，司馬光設計變法的方式方法，恐怕是不能盡善盡美的了」。
在司馬光的想像中，役法改革很簡單，直接回到熙寧元年（1068）以前便好，「各色役種所需人數，一概依照熙寧元年以前舊制辦理……著刑部檢查熙寧元年所施行的差役條例，雕版印刷，下發諸州，照此辦理」。章惇則毫不留情地指出，這種說法「全然不可施行」。別的不說，單說役人數量，「熙寧元年的數額是過於龐大的，後來屢經裁剪，已經減掉了三分之一，如今怎麼可以完全按照熙寧元年的舊額辦理呢？！」而且，役是政府所需的服務，「如今的政務，與熙寧元年以前相比，不知發生了多少改變，今日之政務非昨日之政務，怎麼可以按照熙寧元年的條例施行呢？！」過去是回不去的！
過去之所以回不去，是因為部分是整體的部分，部分的調整不可能單獨實現。章惇說：「我揣度司馬光的想法，肯定是以為役法就是役法，無關其他，既然要回到差役法，那麼只需要把當時條例施行起來就可以了。殊不知，役法一事，牽涉上上下下各個有關部門，各級各類的各種制度條例，哪裡是單單施行一個差役條例就可以搞定的？」在章惇看來，司馬光的建議，處處流露出對於實際政務運作的無知與傲慢。司馬光說：「當初差役法的最大弊端是富戶因『衙前』役破產。可是後來『衙前』役中最害民的部分，比如：負責官府公務接待的廚酒庫、茶酒司，已經改派軍人管理；押送上京綱運物資，已經改為招募卸任官員或者武官、軍人押送；粗重、零星物資的押運，也改由軍人來管。因此，差役舊法中的『衙前』重役實際上已經消失。」改革「衙前」役、紓解富戶重壓，曾經是當初王安石改差為雇、實行免役法的最大動力。按照司馬光的說法，「衙前」重役已經消失，免役法也就失去了推行基礎。那麼，實際情況究竟是怎樣的呢？章惇冷笑著提醒太皇太后，司馬光所說的這些現象都是事實，但是，司馬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他不知道的是「管理官府公務接待的軍人需要按月發放錢糧，應召押送上京綱運的官員、武官以及他們的隨從，還有軍人，都需要路費。這些錢哪裡來呢？統統來自免役錢！」—司馬光所說的「衙前」重役的替代措施，其實是免役法的一部分，要靠免役法提供資金支持。「如果改行差役，那就沒錢可用了，還拿什麼去差派軍人、招募官員呢？」
章惇並不認為免役法沒有問題，但是，他反對司馬光對於免役法缺乏依據的指責。比如倉場錢物的管理、押運，差役法按照戶籍攤派，能夠攤到此類勞役的都是有田產的鄉村上戶；免役法改為收錢雇役，雇來的多半是「城裡人」。宋朝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為「城裡人」設置專屬戶籍的時代，「城裡人」被登記為「坊郭戶」。「坊郭戶」的特點是住在城市之中，靠經營工商業、出賣技藝和勞力為生—他們多半沒有田產，是所謂「浮浪之人」。傳統中國是農業文明，重農抑商，一貫對「浮浪之人」懷有偏見，視之為社會的不安定因素，認為他們「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司馬光認為，免役法僱傭「四方浮浪之人」充役，造成了官倉錢物的更大損失。章惇指出，司馬光的說法缺乏事實依據，差役、雇役與官倉錢物損失之間的關係，尚有待查證。章惇建議，每路選取一個州，調取該州差役法施行最後三年和免役法施行前三年的數據，進行比對研究，數據應當包括侵佔、盜竊官物的人數、社會背景和罪行輕重情況；比對之後，再做結論。即便是今天看來，這個方法也是相當「科學」的，章惇真不愧是行政專家。
作為經驗老道的行政專家，章惇對於官僚群體的脾性了如指掌。經司馬光建議的「役法改革詔」中有這樣一條：「各縣在施行過程中，倘若發現問題，限於詔書下達五日之內，將情況上報本州；本州匯聚整理下屬各縣的報告，限於詔書下達一月之內，將情況上報轉運司；轉運司匯聚整理下屬各州的報告，限於詔書下達一季之內，將情況上報到中央。」這一條本來是「役法改革詔」預留的改善後門。章惇卻一針見血地指出，此條全無誠意，「乃是空文」：第一，五日限期太短了，各縣根本沒時間認真考察差役法的實施給本縣可能帶來的問題。第二，五日之限已經透露出急如星火的意思，轉運司和州看到這一條，必然會認定朝廷的意圖就是迅速推行，根本不想讓人說三道四。第三，為了配合中央，他們一定會立定期限，逼迫敦促各縣立即推行差役法。「望風承旨，只求讓上邊滿意，以速為能，哪肯還讓底下人再提意見？！」
司馬光曆數了免役法的諸多弊端，章惇只承認其中的兩條：第一，在差役法之下，鄉村下戶（貧困人口）並不承擔「衙前」等重役，受害不多；而在免役法之下，他們也要交納「助役錢」。窮人不缺力氣和時間，缺的是錢，免役法的確損害了這一部分人的利益。第二，錢這個東西是官府鑄造的，莊稼地里不長銅錢，老百姓必須把糧食賣了，才能換成錢來滿足官府的需要。官府逼著收錢，老百姓急著售糧，糧食就越發的不值錢，這一點對所有老百姓都構成了傷害。這兩條，章惇認為，的確擊中了免役法的要害。但是，章惇辯解說，這兩條並非免役法自身所固有的屬性，而是因為當時推行免役法令的人，一心想要出政績，一味地貪多圖快，這才導致「新法推行之後，差役法的舊害雖然盡數除去，免役法的新害卻又悄然滋生」。
制度改革，最怕的就是「急就章」，想法再好，推得太猛，也難以穩當。王安石變法，「以雇代差，推得太快，才導致了今天這些弊端。如今以差代雇，必須詳議熟講，才有可能成功」。 那麼，怎樣才能做到「詳議熟講」呢？章惇也給出了解決方案：
首先要調動地方官員的積極性，讓他們結合本地實際，講求役法利弊，思考設計適合本地情況的具體役法。第二，先拿出京東、京西兩個路來搞試點。由朝廷選拔公正強明、通達政事的官員充當役法改革專使，給與充分的信任和權力，讓他們到地方上去，與路級主管官員一起，逐州逐縣實地走訪調查，究竟什麼樣的人戶願意出錢免役，什麼樣的人戶願意親身服役；什麼樣的役種適合差派，什麼樣的役種適合僱傭；什麼樣的人戶雖然不情願但還是出得起役錢；有哪些役種繁重難耐，應當酌減；有哪些役種優厚清閑，可以適當增加。上述情況，「州州縣縣不同」，必須逐一調查，才能制定出適合本地情況的役法改革方案。役法改革專使的工作，就是聚合一路地方官員的智慧，拿出各州各縣的具體方案來，然後再報中央批准，下詔施行。第三，逐步推向全國。京東、京西兩路搞完之後，經驗出來，人才也訓練出來了。以這些經驗和人才為基礎，就可以向其他各路逐漸推廣了。
以上就是章惇《駁司馬光論役法札子》 的主要內容，觀點明確，邏輯清晰，能破能立，反駁有理有據，建議實際可行。毫不誇張地說，這篇札子體現了王安石時代所培養出來的官僚的最高行政水準。
一百多年以後，朱熹給學生講本朝史，講到了這一節，他說：「章惇和司馬光爭論役法，章惇悖慢無禮，諸公爭相攻擊他。然而，我看章惇『說底卻是』。司馬光的說法，自己前後無法照應的，被他一一捉住病痛，敲點出來。諸公想要維護司馬光，所以排擠他出去。再說，章惇又是個不好的人，所以人們都樂於看他被趕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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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上面這一大段話的時候，朱熹曾經仰頭長嘆了多少次呢？他的眼角是否有淚滴？明明章惇「說底卻是」，可是「章惇又是個不好的人，所以人們都樂於看他被趕出去」。朱熹的這番話，無奈地道出了人性的真實。在太多的關鍵時刻，推動人們做出選擇的，是情感而非理性。
在役法改革問題上，司馬光的追隨者—或者更準確地說，王安石的反對派意見並不一致，有人傾向於免役法，有人支持差役法。但即便是那些支持恢複差役法的人，也一致認為，司馬光的役法改革方案，至少是有瑕疵的、需要進一步完善的。
作為司馬光最親密的朋友，范純仁在上奏之前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