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皇太后的德政
高太皇太后垂簾以來的政策，讓生活在天子腳下的開封人感到了興奮與喜悅。讓開封人拍手稱快的，是三項德政：第一，取消京城內的「詗邏之卒」。「詗」的意思是密告、偵查、探聽，「詗邏之卒」就是特務。他們在街頭巷尾偷聽人們茶餘飯後的閑聊、夜半三更的磨牙囈語，從中搜討、捕捉不滿的聲音，嗅探反對的味道。第二，叫停了城池加固工程，把服役的老百姓放回了家。第三，停止了部分宮廷奢侈品的製作。這三項德政，均發生在三月二十二日司馬光進京之前。
司馬光離京之後，又有幾項新政策相繼出台，其中之一是斥退行為不端的宦官。熟知《水滸》故事的人都知道徽宗用童貫掌兵，是北宋破國的重要原因，殊不知，這根子卻在他的父親大人—神宗這裡。神宗後期，在西北戰場上最得神宗信任依賴的，其實是宦官。宦官是唯一可以在宮內宮外自由出入的人物，太皇太后以女子而掌大政，宦官是不得不依靠的力量。然而，越是如此，就越要格外約束宦官。這一點，高太皇太后最終做到了。這是後話。還有一項新政值得一提，那便是取消了政府對於某些商品的壟斷，恢複自由經營。神宗朝實行市易法、免行法，名義上打擊大商人的壟斷經營，實際上是取而代之，政府跳到前台來直接經商，一手買一手賣，以國家權力為後盾，說一不二。許多中小商人因此破產失業，開封城也被搞得市井蕭條。
以上新政主要針對的是首都開封。如同春雨過後必然草長鶯飛，政策一旦鬆綁，困頓了許久的小商小販便迫不及待地恢複了營業。擺攤售貨的，提瓶賣茶的，一時之間，各種店麵攤販布滿了御街兩旁的商業區。傍晚，高太皇太后登上宣德門，望著寬闊御街上來來往往的人流，心中感到無比欣慰。堂堂首善之區，天子的立足之地，與民結怨如此深重，實在是自毀長城。
太皇太后還做了一樁大快人心事，這件事情，不止開封人跳起腳來叫好，消息傳到京東（今山東），京東人家家都放了炮仗，熱鬧得像過年一樣。這樁大快人心事，便是處分吳居厚（1039～1114）。
吳居厚是誰？神宗親自樹立的理財能臣。吳居厚有多能？他擔任京東路的轉運副使三年，別的不說，單只酒稅一項，比常規額度增加了175.9萬緡，而他前任的業績是什麼？虧損21萬緡！別人連正常額度都收不齊，吳居厚卻有本事多收175.9萬，上下相差196.9萬。 這是什麼業績？什麼水平？神宗親筆批示：
吳居厚奉命出使，不辱使命。他「無黷乎上」，不辜負上級信任；「不擾乎下」，不打擾下民的生產生活；「不喧於聞」，不聲不響，事先並無宣傳；卻能做到在二三年間獲得財政收入數百萬計。由於吳居厚的貢獻，之前國家窘迫的財政狀況，一下子變得寬紓，除了滿足日常經費之外，還能應付突發需求。「內外理財之臣未有出其右者」。
這是一個多麼偉大的理財能臣，以一人之力，一路之大，竟然扭轉了整個國家的財政困境，真真是理財能臣第一名！吳居厚理財，「無黷乎上」是毫無問題的，問題是，他真的做到了「不擾乎下」嗎？如果此言不虛，那分明是王安石「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現實版和升級版。可是，神宗所言果然不虛嗎？
神宗御筆批示表彰吳居厚，是在兩年之前的元豐六年（1083）。現如今，剛剛兩年過去，京東就出了一夥強盜，規模多達幾千人，這些人的口號是什麼？要把「掊克吏吳居厚」扔進冶鐵爐里燒死。什麼叫「掊克吏」？就是搜刮民財的壞官。他們為什麼要把吳居厚扔進煉鐵爐里燒死？因為吳居厚發明出一種理財的好辦法，官府鑄造鐵鍋，逼著老百姓買，四口之家買一口，五口之家買兩口，按戶攤派，不得不買。 吳居厚的冶鐵爐日日夜夜燒著，鑄出了鍋，鑄成了錢，鑄成了恨。走投無路的老百姓只得揭竿而起。吳居厚事先感覺風聲不對，提前溜走，躲過了京東百姓的復仇。
太皇太后上台之後，借著老百姓造反的事機，有御史勇敢地揭發了吳居厚。這個神宗親自樹立的理財能臣，剝去華麗的光環，露出猙獰的面目，遭到了貶官處分，並且被一貶再貶。 耐人尋味的是，就是這個吳居厚，在哲宗親政之後被重新起用，擔任和州地方長官的時候，卻創立了一種官營慈善醫療機構—將理院，免費提供醫藥，救死扶傷，全活數百人。吳居厚的將理院，後來成為宋朝中央創立安濟坊的雛形。 吳居厚是「能吏」，這一點毫無問題。「能吏」之「能」，指的是超強的行政能力，特別是創造性解決問題的能力。而行政能力本身，是沒有道德指向的，可以之行善，亦可以之作惡。神宗時代以富國強兵為目標，單方面追求中央財政收入的增加—這才是滋養「掊克吏」的沃土。
處置吳居厚，自然是大快人心。把劣跡突出的個別官員抓出來處分示眾，這是相對簡單的事情。它並不能完全否定、動搖神宗時代的路線方針。關於吳居厚的行為，司馬光可以認為這是神宗時代政治路線的惡，「上有所好，下必從之」；那些新法的擁護者也可以認為這是吳居厚個人的惡，是他沒能正確領會、執行中央政策，是吳居厚辜負了神宗的信任！
蔡確重申神宗路線
果然，就在吳居厚被處分三天之後，四月十一日，朝廷頒布了這樣一則詔書：
先帝君臨天下十九年，建立路線政策以潤澤天下。而某些有關部門或者奉行失當，對社會造成煩擾；或者執行不力，浮皮潦草，不能把先帝的惠愛實實在在地傳遞給老百姓。中央及地方各級各類部門，必須齊心協力，奉行先帝政令，努力完成先帝惠愛百姓、安撫庶民的遺願。
詔書的態度非常明確，先帝的路線方針沒有錯，錯的只是某些部門、某些人的個別做法。先帝路線也就是王安石路線，必須堅持到底。這則詔書所傳達的，當然不可能是太皇太后的旨意。太皇太后在帘子後面、在宮殿裡面，前面的朝廷、政府在宰相的控制之中。當時的兩位宰相，首相王珪奉命擔任大行皇帝的山陵使，在鞏縣皇陵監工；次相蔡確主持大局。詔書所反映的，正是蔡確所代表的王安石一派的主張。四月十七日，同屬新黨的河東經略使呂惠卿對西夏發動了一次主動進攻，「破六砦，斬首六百餘級」。 這顯然也不是高太皇太后想要的。
高太皇太后亟需政治主張相同的大臣在前台主持政局，對抗蔡確。四月十四日，在太皇太后的堅持下，朝廷發布了兩項任命，任命知揚州呂公著兼侍讀，任命司馬光知陳州。 用呂公著給小皇帝當老師，是先帝的意思。 蔡確當然不能攔阻。司馬光閑居已久，太皇太后堅持請他出山知陳州，蔡確也無法堅決反對。可是，蔡確心裡明白，知陳州絕不可能是太皇太后對司馬光的最終安排。司馬相公，只怕是呼之欲出了！
司馬光再乞開言路
而司馬光最關心的，仍然是開言路。三月三十日，他上《乞開言路狀》，再度重申開放批評的重要性，建議朝廷「明下詔書，廣開言路」。第一，在交通便利、人員密集的地方張榜告示，允許所有人—包括官員和百姓盡情極言。第二，所有批評文字一應「實封」，外地的由地方政府負責及時上報，但是地方政府不得審查，更不得要求上書人交出副本；在京的則由登聞檢院、登聞鼓院負責接收。第三，必須申明言者無罪的態度。意見建議合情合理，立即施行，對建言者加以提拔；其次，取長舍短；縱然一無是處，也不加罪責。
司馬光的建議，太皇太后欣然首肯，可是當太皇太后旨意通過宰相蔡確傳達到朝堂之上，成為行政命令時，卻大大縮水了。四月上旬，第一份求言詔書頒出，它沒有面向全國、全體官民人等，而是僅僅在朝堂之上、面向部分中央官員開放。太皇太后心裡著急，卻也無法可設。司馬光得知消息，心情焦慮。四月二十一日，司馬光在洛陽親書奏札，第三次強調求言的迫切性。 然而，「無巧不成書」的是，就在同一天的開封，朝堂之上，卻有兩位中級官員因言獲罪。
受到處分的官員是太府少卿宋彭年和水部員外郎王諤，處分他們的原因，是「非本職而言」，對於職責範圍之外的事務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宋彭年建議「首都的禁軍高級將領應當滿編製」，以儲備高級軍事將領。王諤建議在太學增置《春秋》學博士，以便學生學習《春秋》。的確，將帥人才不是太府少卿該管的；學術教育也不是水利局的事兒。但是，他們所提的，究竟是不是真問題？司馬光認為，宋彭年的建議屬於「不識事體」，老生常談，無關痛癢。而王諤的建議卻抓住了宋朝學術思想建設當中一個不小的問題。熙寧四年（1071）王安石科舉改革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將《春秋》踢出了官學和科舉的考場。儒家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樂》經散亡，剩下的五經一直是天下讀書人的必讀、必考書。王安石對《春秋》經的態度，究竟是蠻橫無禮的拋棄，還是理性思考後的放棄，可以討論。 無可爭辯的事實是，到王安石這裡，《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