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新換女主賢
元豐八年（1085）三月十七日，司馬光離開洛陽前往開封，奔神宗之喪。《禮記》云：「奔喪之禮，日行百里，不以夜行。」何以速？「奔喪事急」。 只有身體上的疲憊透支，才足以表達心靈與情感上的痛楚。六十七歲的司馬光不顧兒子的阻攔，堅持日行百里。正常情況下八天的路程，五天就走完了。二十二日黃昏，司馬光一行抵達開封。五天的舟車勞頓，讓司馬光逐漸從神宗駕崩的震驚、恐懼中恢複過來，他身體虛弱疲憊，腦子卻越來越清醒。
「宗廟社稷，危於累卵，可為寒心」，國家已病入膏肓，必須做出改變。一直以來，司馬光所抱定的宗旨就是拚死一諫，希望能令神宗幡然悔悟，下罪己之詔，痛改前非，改弦易轍，除苛政，息戰端，與民休息。至於神宗能否聽從，司馬光其實並不抱多大希望。只是他不諫便如骨鯁在喉，他不諫便自覺對不起大宋的江山社稷。指出國家存在的問題、提醒皇帝面對現實，是士大夫的責任，司馬光別無選擇，他必須忠於自己的內心、以盡人事；拒絕或者接受，取決於皇帝的心意，司馬光同樣別無選擇，他只能聽天命。如今神宗驟然離世，卻分明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可能性。皇帝年幼，高太皇太后掌政。宋朝有了新的當家人，自當有一番新氣象。換個角度想想，神宗簡直是在用自己的死來成全江山社稷。
司馬光抵達開封的當天晚上，高太皇太后就派了身邊宦官前來慰問。宦官捎來了太后的口信：「國家不幸，大行皇帝升天。嗣君年幼，老身不得不代理國政。大人事奉過仁宗、英宗和神宗三位皇帝，忠誠堅貞之名，著於天下。請大人一定不要嫌麻煩，多上奏章，暢論國事，以彌補老身的不足。」 這是問候，也是邀約。
這不是司馬光與太皇太后的第一次接觸。高氏與司馬光的最早接觸，是在英宗朝。當時，英宗與高氏和曹太后之間的關係非常緊張。司馬光上疏調解，勸慰曹太后說，高氏因為從小在曹太后身邊長大，所以在太后面前還像個孩子一樣，鬧點小彆扭、耍個小脾氣很正常，曹太后生氣、責備，也是應該的。但是，「如果事情過去之後，太后還是不理她，不再疼她，反而像仇人一樣對待她，那就過分了」。 司馬光的這番話，入情入理，對高氏寓辯護於責備之中，溫暖貼切，讓她於感動之餘，不由得不檢點自己的行為。高氏與姨母兼婆婆曹太后的關係開始破冰向好。曹太后於神宗元豐二年（1079）冬過世，享年六十四歲。在她過世之前，曹太后與神宗的祖孫關係、與高氏的婆媳關係都非常融洽。 皇室成功地修補了英宗的荒唐所造成的聲譽損失，樹立了堪為天下表率的孝道形象。對於司馬光，高氏一直心懷感激佩服。她關注司馬光的動向，了解司馬光，信任司馬光。
對於高太皇太后，司馬光也有所了解。就政治傾向而言，高太皇太后反對王安石新法，態度堅決，這在高層是人所共知的。她和曹太后曾經哭著向神宗訴說新法的種種弊端，並且斷言：「王安石變亂天下！」 就性格而言，高太皇太后素以堅毅著稱。她是將門之後，血管里流著高、曹兩家的高貴血液。她的曾祖父大將高瓊，曾經護送真宗皇帝親征澶淵。真宗的御輦在黃河岸邊猶豫不前，是高瓊一杖敲打在輦夫的背上，這才讓皇帝的御輦過了黃河，達到了親征的最佳效果！她的外曾祖父曹彬是宋朝征服南唐戰役的總指揮，功勛卓著，為人卻是無比的謙虛低調。高氏的母親是仁宗曹皇后的姐姐。 高氏四歲入宮，與英宗一同在宮中成長，深得仁宗與曹皇后的器重。與英宗結婚之後，二人相互扶持，一起戰勝了即位之前的諸多兇險與磨難。從英宗即位之後近乎神經質的表現來看，高氏才是這一對夫婦在艱難歲月中的主心骨。就在神宗去世的當天，高氏還失去了一個女兒。這位公主雖非高氏親生，卻是英宗夫婦的長女。想當年，英宗在位的時候，公主出嫁，高皇后親自送她過門，並且在公主府上過夜，足見感情深厚。 一雙兒女同日過世，這樣的打擊，高氏也挺過來了。司馬光聽說，身邊的人試圖隱瞞公主的死訊，太皇太后說：「你們不要騙我了。我昨夜夢見曹太后、神宗還有公主在一座空曠的宮殿里舉杯歡宴，當時我就疑心這絕不是個好兆頭。」 這樣堅毅的女子，世間罕有。
古今政治第一難
作為宋朝新的當家人，高太皇太后擁有諸多優勢，也有致命的劣勢。她最大的優勢是政治上的正當性—她是先帝的母親、今上的祖母，奉先帝的遺詔權同處分軍國事，垂簾聽政，權威性不容挑戰！兩個致命的劣勢是：第一，太皇太后縱然尊貴，也終歸是一個女子。與男性的皇帝相比，作為女性的太皇太后與前朝和外界的阻隔，既是空間的，又是性別的。太后主政須垂簾，垂簾的目的是嚴守「男女之大防」，然而它所隔開的卻是最高領導人與政府。第二，太皇太后此前從未涉足前朝事務，政治經驗幾乎為零。也就是說，她被賦予了最高權力的代理權，卻毫無政治經驗。
而太皇太后所要面對的，卻是古今第一政治難題—如何順利地實現政策路線的調整而不引發政治派別之間的惡鬥！太皇太后所要改變乃至推翻的，是飽受詬病的王安石路線，而眼下在朝堂之上、各級政府之中實際運作朝政的，正是神宗朝在王安石路線下培養出來的官僚，他們受益於也受教於王安石的政策路線，是王安石路線的學生和受益人，當然要維護王安石路線。路線的改變將無可避免地引發人事紛爭乃至政治鬥爭。要應對這一切，需要高超的政治手腕和豐富的政治經驗。而這些，正是太皇太后所缺乏的。此外還有更實際的問題，王安石路線對宋朝政治構成了損害，需要改變，那麼，新的方向在哪裡？回到王安石之前、重返仁宗時代，聽起來似乎是一個不錯的選擇。然而仔細想想，卻又幾乎不可能。王安石的思想和路線已經統治宋朝十八年，影響無處不在，深入官心，想要改變，談何容易？仁宗時代的寬容政治固然令人嚮往，但就具體政策而言，仁宗時代卻也是問題重重的—不然怎麼會有「慶曆新政」與王安石變法呢？而王安石的新法，也並非全無是處。在新法與舊制之間，在新黨與舊黨之間，如何建立平衡，再造宋朝政治，這是古今第一政治難題。而這古今第一政治難題，偏偏讓一個女主趕上了。
在九重宮闕之中，太皇太后能否做出正確的決策？隔著低垂的簾幕，太皇太后能否指揮宰相大臣，掌控這複雜的局面？難！難！難！
「司馬相公」逃歸洛
太皇太后的問候與邀約，讓司馬光感到欣慰與激動，他決心傾其所有，充當顧問，助太后一臂之力。然而，第二天所發生的事情卻讓司馬光感到緊張和惶恐，他甚至不等太皇太后吩咐，就直接「逃」回了洛陽。
就奔喪而言，司馬光已經來遲了。就在他抵達開封的前一天，二十一日，哲宗皇帝首次公開露面聽政，接見百官，瞻仰大行皇帝的遺像，中級以上官員按順序舉哀，發聲一慟。因為還在喪服之中，聽政的地點不在正殿，而是在便殿。首次聽政的意義，儀式大於實質，它是在向世人宣示，官方的哀悼即將結束，新天子就要行使他的權力了。宋朝皇帝的孝服，實行以日易月的規定，實際只有二十七日，到四月三日結束。在此之前，單日聽政。司馬光抵達開封的第二天正好是聽政日，皇帝與太皇太后垂簾與百官朝會。 司馬光出席了朝會儀式。
正是這場朝會前後所發生的插曲引發了司馬光內心的不安。
洛陽閑散，他已經十五年沒有出席如此隆重的典禮了。天剛蒙蒙亮，司馬光就穿戴整齊，騎馬前往宮城。在待漏院前面，他下了馬，整理好衣冠，望著晨光熹微中巍峨的宮殿，忽然感到一陣陣的迷離恍惚。歸來殿宇皆依舊，周圍卻沒有幾個熟悉的面孔。正在這時，有年輕的官員過來，恭敬地行禮，大聲問候他。這問候引起了宮殿衛士的注意，由於還在站崗，他們不能擅離職守，可是遠遠的，他們也向司馬光斂手為禮，躬身致敬。後排的衛士出現了短暫的騷動，司馬光聽見衛士中有人用興奮的聲音低聲吶喊：「這就是司馬相公！」
「相公」是宋朝人對宰相或者前任宰相的尊稱。「司馬相公」的稱呼，讓司馬光感到了一絲不安。他司馬光何曾做過相公呢？神宗皇帝曾經允諾他的最高官職是樞密副使，但是被他拒絕了—高官厚祿非所願，吾道不行皆可捐。「過稱」不祥，衛士們稱呼他「司馬相公」，是尊重愛戴；反對派卻未必這樣看。新舊交替之際，正如眼下這乍暖還寒時節的天氣，是最容易引發不適的。對於衛士的興奮喜悅，司馬光唯有報之以鎮靜安閑。
讓司馬光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朝會結束，在返回住所的路上，開封的大街兩旁，竟然聚集了成千上萬的百姓，他們迎著司馬光的馬頭，跪倒塵埃，口中高呼：「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您不要回洛陽了，留下來輔佐皇帝，給老百姓尋一條活路吧！人越聚越多，起初噪雜不齊的呼喊聲，也逐漸變得越來越整齊，就像是有人在指揮一樣，伴隨著呼喊聲的，還有哭泣聲。作為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