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的《遺表》
臣子獻給皇帝的遺書，叫做《遺表》。大臣高官，將死之際，由親友代筆，向皇帝表達忠誠，為家族謀取最後的特權，「欲乞一恩例，沾及寒族」， 比如說：「我為陛下工作三十年，一個兒子都沒安排下。我們家老大今年三十八，考進士沒考上，祈求陛下開恩，給他安排個文官做做。」 宋朝恩待高官，有份上表的，多半照準。皇恩浩蕩，泛濫成災，「老婆娘家人、外孫子都能沾染恩澤，甚至家裡的門客、僕人也能撈個官兒做」。 遺表獻忠，當然不能說是假意；祈求特權，卻毫無疑問是真情。但不是每一份遺表都流於俗套。
在司馬光的文集中，就保留著一份特殊的《遺表》。它不是旁人代筆，每一個字都是司馬光自己寫、自己謄抄的。全文很長，卻沒有一個字提到家人。更為特殊的是，這封遺表的寫作時間是元豐五年（1082），而這時候，距離司馬光離世還有四年。那麼，司馬光為什麼會在這個時候寫作這樣一份特殊的遺表？這封遺表究竟寫了些什麼？它又是否抵達了神宗皇帝的視聽？元豐五年，在司馬光的生命中，究竟是怎樣的一段特殊時光？
耆英歡會苦中樂
不知各位是否還記得，司馬光給自己定的規矩，《資治通鑒》的定稿工作，每三天要看一卷，如果有事耽擱，一定要補課。從元豐四年（1081）秋到元豐五年正月，司馬光肯定沒少了補課，他實在是太忙了，忙著赴宴，忙著喝酒吟詩，忙著玩兒。
跟他一起玩兒的，是一群七十朝上的白鬍子老頭兒，一共十一人。領頭的是洛陽留守、前任宰相文彥博，七十七歲；最年長的是退休在家的前任宰相富弼，七十九歲；剩下的也都是退休高官。整個洛陽都在讚歎，這幫老頭兒太會玩兒了。他們輪流坐莊，互相宴請，把洛陽的名園古剎遊了個遍。幾位老人家都是頭髮鬍子雪白，衣著儒雅，氣度非凡，看上去就像是天上神仙。而花前席間按管調弦、輕歌曼舞的家妓，面容清麗，歌喉婉轉，跟勾欄瓦肆里賣唱的相比，更多一分典雅脫俗。每當老人家們從街市上經過，都會引來大批圍觀群眾。一次活動結束，洛陽人又在盼著下一次。
這群老人家的聚會，洛陽人給起了個名兒，叫做「耆英會」—老年英傑的聚會。「耆英會」與唐代白居易晚年的「九老會」遙相呼應，成為洛陽古城新的人文景觀。文彥博決定把「耆英會」佳話定格、傳揚。他請來福建畫家鄭奐，在資聖院佛寺新落成的耆英堂牆上畫了一幅大畫。鄭奐是一位寫生的高手，畫面上十三位老人家面貌神態栩栩如生，離近了彷彿能聽到老人家喘氣時吹動鬍子的聲音。且慢，十二個人聚會，怎麼畫出來是十三個呢？這第十三個人，是當過副宰相的王拱辰（1012～1085）。王拱辰家在洛陽，可是這會兒正在河北工作，他人在河北，聽說了「耆英會」的事情，羨慕得心癢，寫信給文彥博說：「照年齡、地位，我絕不在與會諸公之下，只是因為工作關係沒辦法參加，心裡很遺憾。（如今畫像，）求您把我也列上吧，千萬別再落下我。」於是，十二人參加的聚會到了畫面上就成了十三個。畫面是虛假的，卻也是真實的。洛陽這幫老頭兒，跟司馬光一樣，都是被王安石排斥，從開封放逐出來的。開封的是當權派，洛陽的是反對派，是靠邊站的隊伍。王拱辰主動要求位列其中，看上去是湊熱鬧，其實是政治表態—他人雖然還在政府里，但心卻站在王安石的對立面。
說到底，洛陽耆英會就是失意政治家的苦中作樂。對於現行政策，他們極力反對，卻無從置喙。他們所能做的，只能閉目塞聽，把這富貴的、安閑的日子過得張揚活潑、花團錦簇。然而，誰又是孤島，可以隔離出現實？！更何況他們都是以修齊治平為己任的士大夫，是有理想、有能力、有經驗的高級官員！當然，如果什麼都做不了，也不妨把生活過得高雅快樂。
元豐五年（1082）正月初十，司馬光奉文彥博之命，寫了《洛陽耆英會序》，記錄聚會的盛況和壁畫產生的緣由。那個時候，他是忙碌的，也是快樂的。
喪偶中風惹離憂
然而，人生苦短，歡樂的時光是多麼稀少！二十天之後，司馬光便遭遇了他晚年最沉重的打擊—相伴了四十四年的張夫人溘然離世，得年六十歲。司馬光與張夫人，少年結縭，那時候司馬光二十歲，剛剛金榜題名，張夫人十六歲，恰是青春年少。兩人相伴四十四年，一朝撒手，便成永別！張夫人性情柔和，敦厚樸實，司馬光就沒見她發過一次大脾氣。司馬光生活作風簡樸，張夫人夫唱婦隨，從不亂花錢，可是接濟親戚朋友，一絲也沒含糊過。司馬光還記得，年輕時家裡遭過一次賊，當時他在國子監工作，俸祿低，本來就沒什麼值錢東西，賊捲走的不過是幾件衣裳，可是這也把司馬光愁壞了。沒有衣裳，怎麼出門，怎麼見人啊？司馬光正在牢騷愁悶，張夫人輕輕拍了他一下，說：「人平安就好，財物肯定會再有的。」到如今，張夫人仙去，她當時的笑容，當時的神態，在司馬光的眼前卻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鮮活！這讓司馬光感到恍惚，他想，張夫人可能就在卧室里，可是，卧室是空的，布滿灰塵的銅鏡告訴他，他早已不再是那頭戴宮花的少年，他的新娘也真的不在了。
兩個月之後，司馬光將張夫人安葬在涑水老家的司馬氏家族墓地。這裡安息著司馬家的列祖列宗，包括司馬光的父親母親，司馬光曾經在此守喪五年，他死後也將回到這裡，回到父母和夫人的身邊。儒家講究的是節制，喜悅要有喜悅的分寸，哀傷要有哀傷的尺度。安葬張夫人之後，司馬光回到洛陽，表面上看情緒逐漸平靜下來，身體卻是每況愈下。入秋之後的一個早晨，家人發現，一向勤奮的司馬光竟然未能按時起床。僕人喊了兩聲，沒有回應，只好去請司馬光的獨子司馬康。在司馬康的呼喚和扶持之下，司馬光醒了，能起床，能走，但是開始出現輕度口吃的狀況。如同那個時代的很多讀書人一樣，司馬光略通醫理，他心裡明白，自己這恐怕是中風的癥候，倘若再度發病，只怕就過去了。夫人走了，自己的日子怕是也不多了。
死亡，司馬光是不怕的。他放心不下的是國家。一種生命行將逝去的緊迫感抓住了司馬光的心，他想要趁著還有一口氣，把心中所想告訴皇帝—大宋朝不能再這樣下去了！想到這裡，司馬光披衣下床，鋪開了紙，拿起了筆，開始寫作《遺表》：
臣光上言：臣世受國恩，常思補報，只是生性愚鈍，見識粗陋，不合陛下的心意。因此這麼多年來，閑居閉嘴，不敢再說什麼。如今我身染重病，日漸衰弱，行將就木。這才膽敢把我的一腔忠懇，奉獻給陛下。希望陛下知道我對朝廷沒有任何要求，然而我的心卻一時一刻也不曾忘記國家。
遺表真情誰能解
《遺表》是大宋純臣司馬光對皇帝的臨終告白。
在司馬光的眼裡，宋朝國家已經是岌岌可危。皇帝信任、倚重王安石，而王安石作風剛愎，「足己自是，以為從古到今，沒人比得上自己。別人贊同便歡喜，有不同意見就暴怒。喜歡的人幾年之內平步青雲，惱怒的人排斥打擊，終身不用。到如今，從中央到地方，只要是實權職務要害部門，不是王安石的人是進不去的」。宋朝官場的寬容風氣雪融冰消，幾乎再也聽不到不同意見。青苗、免役、保甲一層又一層加重農民負擔，市易法弄得小商人紛紛破產。還有一幫奸詐之臣，教唆皇帝開邊，輕啟戰端，刻剝來的百姓膏脂化作武器資仗，白白丟棄在異域的土地上，數十萬大軍「無罪就死」，「暴骸於狂野」。
司馬光不明白，神宗如此聖明的一個皇帝，為什麼不學習古代的聖王，反而要效法秦始皇、漢武帝這樣的暴君，「縱然大軍能越過蔥嶺，橫絕大漠，又有什麼了不起？自古以來，皇帝喜歡用兵，導致百姓疲敝，不堪忍受揭竿而起，或者外國窺伺覬覦的例子，實在是太多了！」
形勢已經到這般田地，「宗廟社稷，危於累卵，可為寒心」，可是卻沒有一人敢開口說一句實話，皇帝陛下深居九重，天天聽到的都是阿諛奉承的話，還以為天下太平，沾沾自喜，這是比嚴峻的形勢更嚴峻、更可怕的事情。這樣下去，大宋王朝都不知道是怎麼亡的！
所有這些最深切的憂患，司馬光用最激烈的言辭，寫在了元豐五年（1082）的這通《遺表》里。「我希望陛下知道我對朝廷沒有任何要求，然而我的心卻一時一刻也不曾忘記國家」。陛下是陛下，朝廷是朝廷，國家是國家，這三個概念，在司馬光的文章里，區分是清清楚楚的。國家最大，它是天下萬民，是江山社稷。皇帝代表國家，朝廷治理國家。治理有好治理有惡治理，皇帝會迷失，會走錯路，會固執己見。大忠之臣要忠於的，是國家，而不是皇帝個人。願陛下改弦易轍，「使眾庶安農桑，士卒保首領，宗社永安，傳祚無窮，則臣沒勝於存，死榮於生，瞑目九泉，無所復恨矣！」唯有天下國家，才是司馬光念茲在茲的終極關懷！
這封《遺表》，司馬光親自謄寫，保存在卧室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