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恥竊祿修通鑒
自從熙寧四年（1071）退歸洛陽，司馬光一住便是十五年。這十五年中，他最大的成就，便是編年體史學巨著《資治通鑒》。《資治通鑒》記載了1,362年的歷史，它的記事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至宋朝建立的前一年（959），是宋朝人的古代史和近代史。直到今天，《資治通鑒》仍然是我們學習宋朝以前歷史的重要書籍。
在將近一千年以後，我們回望那個時代，大宋朝堂上下的明爭暗鬥、喧囂紛擾早已沉入深不見底的歲月之海，而《資治通鑒》靜靜地陳列在岸邊高台之上，傳遞著有關華夏過往的消息，享受著人類文明的禮敬。作為政治家的司馬光被遺忘、被臉譜化，作為《通鑒》作者的司馬光卻因歲月的打磨，散發出瑩潔的輝光。《通鑒》不朽，司馬光不朽。從這個意義上看，洛陽的閑居歲月倒像是老天的一種成全—對中國史學乃至華夏文明的成全，對司馬光的成全。然而，所有這些，都是後來人的印象，是淡化過程、省略細節之後的美好想像。《通鑒》的史學成就，就像是擺在人們眼前的一顆珍珠、一枚琥珀，真實美好；然而，過程之中的痛苦、死亡、掙扎與忍耐都隱藏不見。關於司馬光，關於《資治通鑒》，有一些細節是不應當被遺忘的。
書局的「特權」
所有的歷史學家都同意，《通鑒》之所以能成書，除司馬光個人的努力之外，還得益於兩點：第一，是三位出色的助手，劉攽（1023～1089）、劉恕（1032～1078）、范祖禹（1041～1098）。第二，是皇帝—朝廷的支持。英宗特批，成立以司馬光為主導的專門機構—書局，這個機構的唯一任務就是編修《資治通鑒》。英宗給了司馬光兩項特權和兩項特殊待遇：特權之一是自主選擇修史助手和工作人員，所有書局工作人員由朝廷提供俸祿待遇，連續計算工齡；特權之二是允許借閱宮廷圖書館龍圖、天章二閣和國家圖書館三館秘閣的藏書。特殊待遇之一是「賜以御書筆墨繒帛，及御前錢以供果餌」， 這就等於是從皇帝的私房錢里撥款贊助修史；特殊待遇之二是「以內臣為承受」，英宗安排了一名宦官在書局服務，以便溝通—宦官是能夠進入宮中走動的，由此來確保皇帝對《資治通鑒》編修工作的直接關懷。書局的所有這些特權，神宗即位之後都保留了下來，神宗還為《資治通鑒》欽賜了書名，作了序。熙寧三年（1070）司馬光離開中央、外放永興軍，熙寧四年（1071）離開永興軍回洛陽「靠邊站」，書局卻一直保留在開封。
為一個人、一部書專設機構，賦予種種特權，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不曾有過的。自有皇帝以來，還沒有哪一個皇帝的恩典用在了如此正當崇高的文化事業上！這就是宋朝之所以是宋朝的原因！
熙寧五、六年間（1072～1073），書局和司馬光經歷了嚴重的考驗。有人開始散布謠言：「司馬光這部書修了七八年了吧，為什麼還修不完？很明顯啊，書局的人貪圖官府的筆墨絹帛，還有皇帝御賜的水果點心和賞錢啊！」書局的特權是先皇御賜、今上恩準的，竟然敢有人挑戰？他們當然不敢挑戰先皇和今上，這些勢利小人、投機分子，從司馬光的外放與賦閑中嗅到了特殊的味道，他們斷定，司馬光在政治上已經被神宗拋棄，那麼既然《資治通鑒》是司馬光的項目，就必須予以打擊—落井下石正是小人的專長。怎樣打擊司馬光？就是要利用司馬光在道德上的潔癖，讓他主動放棄書局，切斷他和皇帝之間最後的直接聯繫。
司馬光是個太過方正的人，履歷簡單，乾乾淨淨，就像是正午陽光普照的大地，找不到一絲陰影。貪圖筆墨絹帛、果餌金錢，事情不大，然而對於一向以清貧自詡、自律甚嚴的司馬光來說，卻已構成重大打擊。司馬光會不會主動提出解散書局，放棄皇帝和朝廷的支持？
司馬光還沒有做出反應，范祖禹卻沉不住氣了。
范祖禹是誰？范鎮的侄孫，司馬光最親密的助手。他嘉祐八年（1063）中進士，那一年的考官正是司馬光和范鎮。這一層師生之誼加上司馬光與范鎮之間的深厚友誼，讓司馬光格外看重這個年輕後生。而范祖禹對史學又有著特別的愛好。熙寧三年（1070），就在司馬光離京外放知永興軍前夕，范祖禹入書局，追隨司馬光修《資治通鑒》。從那時起，范祖禹就一直守在開封的書局。本來司馬光離開首都，書局失去領袖，日子就不好過。如今勢利小人又造謠誣衊，把髒水潑到了司馬光和書局頭上，這讓范祖禹感到憤懣委屈。一怒之下，他給司馬光寫信，建議「廢局，以書付光令自修」， 解散書局，不要朝廷的經濟支持，依靠自己的力量修書。而范祖禹本人情願放棄官員身份，追隨司馬光，獻身於修史這一偉大事業！
宋朝優待士大夫，不殺大臣不殺言官，對於像司馬光、范祖禹這樣早年科舉成功、又得師友提攜的士大夫來說，生理上的饑寒疲痛基本與他們無關，他們人生最大的苦難來自心理上的挫敗屈辱，而克服這一點，需要時間的打磨和個人的開悟。這一年，范祖禹三十三歲。這樣的激憤之語，的確是一個三十多歲的人可以有、也應該有的。三十三歲不能忍的是委屈，不能放下的是面子尊嚴。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也就是知道了上天授予自己的使命。 司馬光已經五十五歲，早過了知命之年。為了使命，又有什麼委屈不可忍，什麼面子放不下？
司馬光的生命和《資治通鑒》早已融為一體。他曾經因此辭任更加有實權的差使。 他奉命出使河北，視察黃河水患，知道「為臣豈得辭王事」，努力完成本職工作，然而內心深處卻還想「只向金鑾坐讀書」。 甚至神宗想要給他一個「史館修撰」的美職，他也拒絕了，理由就是「正在編修《資治通鑒》，萬一朝廷要修國史，那我就難以兩處供職了」。
完成《資治通鑒》是司馬光的人生使命，而要想在有生之年完成《資治通鑒》，就必須依靠皇帝的支持、朝廷的力量。「私家無書籍、纂吏（抄寫員）」，1,362年的歷史，需要調動的史料浩如煙海，需要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財力都不是普普通通的個人可以應付的，哪怕這個人是司馬光。司馬光給范祖禹回信，明確告訴他：「今若付光自修，必終身不能就業。」為了《資治通鑒》，保留書局是唯一可行的道路。
是的，要完成《資治通鑒》，就必須保留書局、依靠朝廷，而要依靠朝廷，就必須忍受誹謗所帶來的屈辱。可是，這又算得了什麼？司馬光對范祖禹說：「如今我不得已保留的，又何止一個書局？我這西京留司御史台、提舉嵩山崇福宮的閑職，都是對時代一點用處也沒有的空頭帽子，朝廷因為找不到我什麼罪名，沒打算直接把我放回老家去種地，拿出這一點微薄的俸祿來養著我，這不是不得已的殘留又是什麼？」我親愛的小朋友，你覺得我們拿著朝廷的俸祿卻好像什麼都沒幹，你感到恥辱了。可是，不是每個人都像你的叔祖父、我的老同年范鎮一樣瀟洒，能夠直接退休。跟那些在第一線工作、直接奉行新法的官員相比，我們不用昧著良心殘害老百姓，也不用欺君罔上，這已經是不幸中之大幸了。在這個混濁的時代，做一個閑官，編修一部偉大的史書，這已經是最好的選擇，這叫做「避世金馬門」。
主動要求解散書局這樣的氣話，三十三歲的范祖禹會衝口而出，五十五歲的司馬光則想都不會想。對於小人的誣衊攻擊，司馬光已經習得了最聰明的對策，「不若靜以待之」，不申辯，不抗爭，絕不以任何方式撩撥對手。那麼，神宗究竟會做出怎樣的裁決？
最終，神宗保留了書局，並且允許書局遷往洛陽，去追隨司馬光。這一切，都要感謝那位擔任書局通訊員的宦官，他奉命暗查，結論是「初雖有此旨而未嘗請也」，也就是說，皇帝答應給書局御用筆墨絹帛和果餌金錢，但是司馬光並沒有領過。皇帝給的這項特殊待遇停留在口頭上。
書局風波，有驚無險，給司馬光猛敲了一記警鐘，政治上不得志，是可能會影響到修史事業的。從此之後，他「嚴課程，省人事，促修成書」，加快了修書的進度。
《資治通鑒》成書
元豐七年（1084）十二月，《資治通鑒》正式完成，進獻給神宗。它的最後定稿，正文294卷，目錄30卷，《考異》30卷，共計354卷。囊括了1,362年盛衰的皇皇巨著終於成書。此時，距離英宗皇帝下詔開設書局，已經過去了十九年。司馬光捫心自問，「臣之精力，盡於此書」。 對於英宗皇帝的眷遇，神宗皇帝的庇佑，他問心無愧。
一部史書為什麼修了這樣久？最簡單的回答，兩個字就夠了—認真！司馬光要求助手儘可能搜集所有的資料，「遍閱舊史，旁采小說」，然後編輯草稿，起草的原則是「寧失於繁，毋失於簡」，不怕繁瑣，就怕漏落。司馬光給自己安排的任務是斟酌刪減，把草稿上無關宏旨的內容刪去，讓歷史敘述呈現出清晰的脈絡。《資治通鑒》的每一卷、每一行、每一個字都經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