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熙寧七年（1074）的奏狀中，司馬光對王安石的新法進行了措辭尖銳的激烈批評，他說：
方今朝之闕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錢，使民復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結保甲、教習兇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
這六項「朝之闕政」，第一是青苗法，第二是免役法，第三是市易法，第四是西北用兵，第五是保甲法，第六是農田水利法。西北用兵帶來的財政壓力，是真真切切存在的。那麼，司馬光對於其他各項新法的批評，究竟是對真實情況負責任的反映，還是帶著有色眼鏡的著意歪曲？
應當說，基本符合事實，但卻未必能夠事事切中肯綮。比如，司馬光對青苗法的評價是兩敗俱傷，既造成了民間的貧困，「使民復負債日重」，又沒給朝廷帶來什麼好處，「而縣官實無所得」，「縣官」指中央政府。這句話，前半是對的，後半則未免「想當然爾」。根據現代學者的研究，「政府得到了不少的好處。單以熙寧六年為例，青苗利息就達到了二百九十二萬貫，為數是頗為可觀的。這對青苗法法令上所標榜的，『皆以為民，而公家無所利其入』來說，不能說不是一個諷刺」。 市易法也讓嚴肅的現代研究者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雖然立法時表現出摧抑兼并的外貌，但是，政策規定只是它陽宣的一面，財政考慮才是其陰伏的本質。」
關於免役法，司馬光認為它免去了富裕地主的勞役，向貧下農民斂錢，來養活所謂「浮浪之人」，也就是城市平民。這個評價反映了傳統農業社會對城市平民的高度不信任，但卻沒有擊中役法實施中的核心問題。宋代役法實施中最核心的問題，可以歸結為兩個「適用性」：一是地區適用性，不同地區有不同的情況，應當因地制宜；二是役種適用性，有的役種適合輪差，有的役種適合雇役，應當因役制宜。王安石實行免役法，用的是一刀切，解決了一些問題，比如「衙前」役造成富裕平民破產的問題；但也造成了一些新問題，比如，貧下農民有力而無錢，也要被迫出錢免役。後來司馬光推翻免役，復用差役，仍然是一刀切，問題叢生。這是後話，且容後文再敘。
淤田辯護強為辭
司馬光的批評是否準確，對於宋朝國家來說，可能並不那麼重要；真正重要的，是王安石對待新法與批評意見的態度。而他為淤田法辯護的方式，簡直可以說是強詞奪理。
淤田法是農田水利法的一種，具體做法是把河道挖開一個口子，讓河水把淤泥衝出來，以達改良土壤、提高單位面積產量的目的。這等於是人造的尼羅河泛濫，不能說不聰明。然而，人去模仿大自然的行為，卻多半難以周全。反對派抱怨說「淤田如餅薄」。神宗於是派人去取了一方土，有一尺多厚，像塊麵餅。取樣的人報告說「還有比這更厚的」。反對派的抱怨有以偏概全的嫌疑，而神宗的對策則是赤裸裸的選擇性抽樣，都不合乎理性。接下來的討論就變成了小孩兒吵嘴，一方說「還是有薄的地方」，另一方說「反正不是都像餅一樣薄」，完全不講道理了。最後，還是王安石發聲，結束了這種無謂的爭論。王安石說：「薄的地方如果水能到，那就讓他們明年再淤好了，又有什麼妨礙？」
關於淤田法，類似的爭論還有，淤田軍人的逃亡問題，告狀的人大約是為了聳動皇帝的耳目，說原本應該有五百人的一個指揮（軍隊單位名稱）最後只回來了五名下級軍官。而王安石直接拿來花名冊追根究底，發現淤田士兵逃走、死亡比例最多的也只達到了三厘，也就是百分之三。
在士兵逃亡和淤田厚度這兩個問題上，王安石的態度可圈可點，比其他人都高明。但是，在接下來一個更關鍵的問題上，我們卻看見了他的真實意圖。
淤田靠的是人造洪水，洪水所淹之地，並不都是不毛之地、無主荒田，還有老百姓的田廬冢墓。因此，衡量淤田是否成功，既要算經濟效益賬，看淤田的投入產出比；也要算社會效益賬，看它對當地老百姓的田地、房屋、墳墓等財產是否構成侵害。真州知州響應朝廷號召，要開鑿新河，大興水利。真州下屬的六合知縣朱定國（1011～1089）認為，此舉「將會大量破壞民田屋舍，耗費人力物力，而最終所能帶來的好處卻不會太多」。朱定國一個小小的知縣，因為算了經濟賬又算了社會效益賬，決心抗命到底，情願調離，最後乾脆提前退休。 那麼，王安石的賬是怎麼算的呢？
宦官程昉（？～1076）在河北淤田，提舉河北路常平等事韓宗師（？～1098）彈劾他「堤壞水溢，廣害民稼」「欺瞞朝廷」等罪狀。「欺瞞朝廷」的主要情節，指的是：程昉向朝廷上奏說「百姓乞淤田」，而韓宗師的調查卻表明「百姓元不曾乞淤田」。程昉的自辯材料承認，他派去實地勘察的官員拿到了「諸縣乞淤田狀，但不曾戶戶取狀」。換句話說，程昉的確沒有拿到老百姓的「乞淤田狀」。因此，他向朝廷聲稱「百姓乞淤田」，的確犯有欺瞞皇帝、誤導朝廷的錯誤。
韓宗師狀告程昉的報告抵達御前，聽到「但不曾戶戶取狀」這句話後，神宗的臉色頓時嚴峻起來，他抬頭望向王安石說：「也就是說，沒有民戶的同意狀？」
程昉未獲民戶同意便行淤田，欺瞞朝廷，又「廣害民稼」，損害了朝廷的形象和新法的聲譽。作為新法的設計者和最高領導人，王安石是否會為自己的失察感到慚愧呢？
王安石絲毫沒有迴避神宗那帶有強烈責備意味的注視，他理直氣壯地答道：
淤田得到朝廷派出官吏和各縣官員的請求狀，這就夠了，哪裡用得著挨家挨戶取得同意？程昉上奏說百姓請求淤田，既然沒有狀子，也就難以分辨虛實。但是，他為朝廷出力，淤田數量達到了四千頃。就算他上奏聲稱「民戶請求淤田」這句話不實，也沒有可以怪罪的道理啊！陛下對那些邪惡奸佞的小人尚且能夠包容涵納，為什麼碰到這些為國出力的人，卻不惦記他們的功勞，反而抓著一句半句的錯話，就要治罪？！
這四句話，一句一個招式，招招凌厲。首先，王安石否定淤田必須取得民戶同意，因此，程昉有沒有取得民戶的「乞淤田狀」就變得無關緊要了。其次，他承認程昉沒有取得民戶的「乞淤田狀」，但認為，沒有狀不等於百姓不同意，「難以分辨虛實」，就這樣虛晃一槍，把韓宗師對程昉的欺罔指責模糊過去了。接下來，他徹底拋開了「乞淤田狀」之有無這樣的細節，正告神宗，程昉淤田四千頃，是對朝廷做出了實實在在貢獻的。最後，王安石對神宗提出指責，指責他對為新法做出貢獻的人不公平，傷害了實幹家的感情。言外之意是，長此以往，還會有誰為陛下儘力？陛下開疆拓土、大展宏圖的理想，又靠誰去支持？
果然，神宗立刻就軟了下來，說：「如果淤田確有實利，縱然有小小差失，又怎麼能加罪呢？只是不知道淤田的效果究竟如何啊？」神宗最關心的，還是淤田能不能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這一點，王安石再清楚不過了。
這話問的，讓王安石既好氣又好笑。然而，皇帝畢竟是皇帝。王安石還是認認真真地答道：「經實地調查檢定，程昉在河北清查出好田一萬頃，又淤水新造好田四千多頃。如果陛下還要說不知道淤田的效果如何，那我就糊塗了，實在不明白陛下說的是什麼！」 說完，王安石望向神宗，眼神中除了一如既往的剛毅果決，還有掩飾不住的傷心失望。
這下，輪到神宗感到尷尬局促了。
就這樣，韓宗師狀告程昉淤田「欺瞞朝廷」一節，在神宗略帶羞愧的笑容中煙消雲散了。至於程昉的淤田，是否「廣害民稼」，是否會侵犯老百姓的田廬冢墓，同那一萬四千頃好田所帶來的收益相比，實在是微不足道。用收得的錢、辟得的田來「沖抵」政府的不義，這樣赤裸裸的言論，在王安石，不是第一次。熙寧三年（1070），京東轉運使王廣淵強制推行青苗貸款，王安石就是用廣淵在京東的斂財實績來為他辯護的。
「謝表」真偽豈不知
為了證明程昉對河北農田水利的貢獻，王安石告訴神宗，漳河流域的老百姓曾經跑到開封來上謝表，感謝朝廷派程昉到河北來，消除了困擾了老百姓二三十年的水患。
這件事情，李燾記在了《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正文里。同時，李燾還附註了另外一件事：鄭州原武縣的老百姓因為淤田浸壞廬舍墳墓，又妨礙秋天播種，相約去開封告狀。淤田使者急忙責令當地縣令去把人追回來。追回之後，「將杖之」。老百姓怕打，謊稱「我們是要到朝廷去上謝表的」。於是，使者就真的替百姓寫了一封《謝淤田表》，派小吏送到開封的登聞鼓院—這是宋朝接待上訪的機構。在謝表上署名的有二百多號人，但到了開封的，只有兩個小吏。收到謝表，「王安石大喜，神宗也不知道其中的虛妄」。李燾最後加了按語說：「今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