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奈獨樂樂
隨著時間的流逝，司馬光好像真的忘記了天下國家、政壇紛爭，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裡，優哉游哉，自得其樂。他研究古典「投壺」遊戲，親自製定遊戲規則，寫文章論述遊戲與個人修養之間的關係。 他跟老朋友范鎮書信往還，繼續多年以前開始的禮樂討論，你來我往，不亦樂乎。 回到洛陽兩年之後，熙寧六年（1073），司馬光又在尊賢坊北面買下二十畝地，親自設計、督造了一座小巧精緻的花園別墅，取名為「獨樂園」。獨樂園中，既有「讀書堂」以供騁思萬卷，神交千古；又有「弄水軒」「釣魚庵」可供「投竿取魚」；復有「種竹齋」「澆花亭」，可以蒔藥草、灌名花、聽竹賞雨；甚至還有一座高高的「見山台」，可以憑欄縱目、遠眺群山。簡直就是一處自給自足的桃花源。「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柅，耳目肺腸悉為己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何樂可以代此也？」 遠遠望去，獨樂園中的司馬光，清閑自在恍若神仙。
「獨樂」一詞，出自《孟子·梁惠王下》。然而孟子的原意，卻是反對獨樂的：「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迂叟啊，你這迂腐的老頭，為什麼要獨樂呢？」司馬光自問自答說：「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何況我這老頭所樂的，「淺薄簡陋粗野，皆世之所棄也。」即使捧著送去給人，人都不要，我又怎能勉強他們呢？若真的有人肯來與我同享此樂，我必定拜他兩拜，把我的快樂捧著獻給他，又怎敢獨享呢？ 《孟子》又說「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司馬光的獨樂，是「兼濟天下」的理想破滅之後的「退而求其次」，在無奈的窮途里保持著積極的態度，退到最後，還有自己，然而也只剩下自己。
在洛陽，除了《資治通鑒》這部大書，司馬光還編著了一部小書—《書儀》。《書儀》的內容是對各種禮的儀式規定，包括公私文書和家信的格式，冠禮、婚禮以及與喪葬祭祀禮有關的儀式。 《書儀》篇幅不大，內容瑣細，在司馬光的思想體系當中，卻有著重要意義。文書家信是社會交往的書面表達方式，它既是人與人之間社會關係的體現，又是構建和維繫社會關係的工具。冠禮即成年禮，是男性獲得完全社會人身份的開始。婚禮通過一對男女的結合把兩個家族聯結在一起，構成更為廣闊的社會網路。喪葬祭祀之禮連接生者與死者、現在與過去，慎終追遠，讓個人與家族獲得了超越死亡、生生不息的意義。禮的核心是關係、等級和秩序，而儀式則是禮的外在表現形式。離開了儀式，禮就變成了空中樓閣，秩序亦將陷入混沌。而對秩序的尊重，是司馬光思想的核心。司馬光從來都不是一個食古不化的人，他所制定的各類儀式，皆斟酌古今，既力求與儒家經典相合，又能做到因時制宜、實用簡樸。朱熹就認為司馬光的「祭儀」「大概本《儀禮》而參以今之所可行者……是七分好」。
儒家講究「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修身齊家」始，以「治國平天下」終。司馬光二十歲中進士，五十三歲退歸洛陽，這三十三年中，他人生的主要目標是輔助皇帝「治國平天下」。退歸洛陽之後，「治國平天下」之理想已不能伸張，於是便退回來，退回到個人和家族。他所要「修」的，不止自身；所要「齊」的，不止自家；他希望影響社會，為宋王朝做「修身齊家」的建設。進則能治國平天下，退則能傳播文化、發展思想，教化鄉里。蘇軾高度讚揚了司馬光對民間社會的積極影響，他說司馬光「退居洛陽，往來（故鄉）陝州，陝州、洛陽之間的人都被他的道德感化，師法他的學問，效法他的簡樸」。 不能出而「治國平天下」則退而「修身齊家」，廟堂不可居則歸鄉行教化—到南宋，朱熹和他的同道與追隨者又走上了同樣的道路，當然，他們人數更眾，成就也更大。
只是，這哪裡是司馬光真正想要的生活？
忽作獅子吼
熙寧七年（1074）四月，在「以衰疾求閑官，不敢復預國家之議」整整四年之後，司馬光再度上疏神宗，直指朝政缺失，對神宗和王安石的施政進行了激烈的批評。對於王安石當政六年以來的局面，司馬光毫不客氣地這樣總結說：「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士農工商四民失業，人民怨憤之聲，讓人不忍聞聽；自然災害之烈，古今罕有其比。」而造成這一切的罪魁禍首，司馬光認為，正是王安石的獨裁作風：
好人同己，惡人異己。……獨任己意，惡人攻難。只要是跟他意見一致的，破格也要提拔；誰敢發表不同意見，災禍羞辱隨之而來。人之常情，誰願拋棄福祉自取禍患，撇開榮耀甘就屈辱？於是天下急於富貴的官員紛紛來依附他，競相勸說陛下增加對他的信任，聽他的話，用嚴刑峻罰來杜絕異論。像這樣的人，高官美差，唾手立得。幾年下來，中央和地方掌握實權的職位上，就都是這一類人了。……
台諫官是天子耳目，其功能是規正朝政缺失，糾察大臣專權妄為，本應由陛下親自選擇，現在也交給宰相來選人了。而那宰相專門任用他的所親所愛，對他稍有違背，就加以貶斥驅逐，來警告後來人，其目的就是要找出最能阿諛諂媚的人來，為他所用。這樣一來，政事的錯誤差失，群臣的奸詐，下民的疾苦，遠方的冤屈，陛下還能從哪裡聽到看到呢？
派到地方巡視調查新法實施利害的使者，也是他所親所愛的人，都事先秉承了他的意旨，憑藉他的氣勢，來逼迫州縣官員。他們掌握著州縣官員的評價，而這評價可以決定州縣官員的升沉。那些州縣官員，對他們奉迎順承都還來不及，哪還有工夫討論新法實施利害、跟他對著干呢？所以，使者回來報告，一定是說州縣兩級都認為新法利民利國，可以行之久遠。陛下只看見他們交上來的報告粲然可觀，就認為新法已臻至善，眾人交口稱讚，又怎麼可能知道他們在外地的所作所為呢？
……（各級官員）不立即奉行新法，馬上停職、換人。還有因為對新法不熟悉而誤有違犯的，也會遭到停職處分，甚至遇到大赦也不予赦免。……如此一來，州縣官員只好奉行文書，以求免於獲罪遭罰，不再留心民間疾苦。
（為了封住批評者的口）又偷偷派出邏卒，到市場上去，到道路上去，偷聽人們的閑談，遇有謗議新法的，立即抓起來行刑。街頭掛出了榜文，懸立賞格，鼓勵告發誹謗朝政的人。
這就是司馬光看到的，在王安石治下的朝廷國家的景象，重壓之下，官僚群體萬馬齊喑，皇帝被蒙蔽，新政快速有效地推行，而它是否利民，卻變得無關緊要。
司馬光指出，想要走出當前困境，就必須從作風和政策兩方面出發。一方面，必須改變政治作風，開放批評，打通信息渠道，以便了解和掌握真實情況。司馬光給神宗講了一個故事：春秋時期，子產在鄭國執政，鄭人聚集在鄉校里議論紛紛，有人請求拆毀鄉校。子產說：「為什麼呢？……他們贊成的，我就繼續推行；他們反對的，我就加以修改。鄉校是我的老師啊，為什麼要拆毀它呢？我聽說用忠誠善行來減少抱怨，沒聽過利用威權來堵塞抱怨。威權之下，難道不是能立刻終止抱怨嗎？但這就像是防洪，大規模決口，傷人必多，來不及挽救；不如先開小口疏導洪流。對待議論，與其拆毀鄉校，不如把我們聽到的當做藥石。」「子產不毀鄉校」的故事，四年前，司馬光曾經在信里給王安石講過，王安石沒有聽他的。 那麼，這一次，神宗會聽他的嗎？
另一方面，在政策層面，應當廢除一切新法。司馬光認為，王安石所推行的青苗、免役、市易、保甲、水利諸法，皆屬「朝之闕政」，必須予以糾正，全盤廢除。司馬光還鼓勵神宗「收威福之柄，悉從己出」，收回對王安石的信任，親自主持政務，親自選任台諫官，恢複批評糾錯機制。
熙寧七年四月的這道奏疏，如金剛怒目，振聾發聵。閑居四年，已經安享獨樂之樂的司馬光，為什麼會在此時忽然做此獅吼？
神宗的「求言詔」
作為皇帝的忠臣，君臣秩序的忠實擁護者，司馬光早就明白一切榮耀歸於皇帝的道理，如果皇帝不支持，臣子就什麼也做不成。所以，當皇帝倒向王安石，一切皆不可為時，司馬光只能選擇放棄，退出政壇。在司馬光的思想圖景中，沒有第三條路可走。能夠讓司馬光再度奮發、積極進言的，必然是神宗態度的轉變。
熙寧七年（1074）三月二十八日，神宗頒布了一則充滿悔疚的求言詔書：
朕道德修為不足，昧於致治，導致國家治理失衡，干犯陰陽和諧。去冬今春，旱災肆虐，受災區域廣大。朕已下詔減撤日常菜品，避開正殿，希望以此承擔罪責、消除災變。可是時間過去這麼久，還沒有得到老天的正面回應，老百姓嗷嗷待哺，奄奄一息。朕夜半驚醒，恐懼不安，可是這問題究竟出在哪裡呢？
詔書所遵循的邏輯，是早已被現代人所遺棄的「天人感應」學說。持續的旱災代表著陰陽失和，而陰陽失和表明人間統治的失序，皇帝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