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的挫敗
熙寧四年（1071）的春夏，對於司馬光和宋神宗來說，都是一段艱難時光。
熙寧四年的正月初一， 身在長安的司馬光無心過年，他奮筆疾書，為民請命，「昧死」請求神宗愛惜民力，切勿輕啟戰端。按照宋朝禮制，大年初一應當是正旦大朝會的好日子。一元復始，萬象更新，神宗會在文德殿上接受百官朝賀。在司馬光的想像之中，這一刻，在開封，巍峨的文德殿上，必定是香煙繚繞，章服燦燦，歡呼陣陣，「萬歲」之聲響徹雲端。
司馬光斷然不會想到，開封的新年同樣寂靜凄寒，這一年的正旦慶典並未如期舉行。《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一九載：「熙寧四年春正月丁亥朔，上不視朝。」《宋史·神宗本紀》的記載基本相同。正旦大朝會取消，是極不尋常的事情，通常只有在皇帝「不豫」時才會發生。神宗為什麼會取消這一年一度的新年慶典？《續資治通鑒長編》和《宋史》都沒有說明。根據此前此後的情況推測，神宗做出這項決定，可能有兩個原因：第一，陝西、河北的旱情繼續惡化，神宗要用行動對上天表示敬畏；第二，神宗的西北拓邊計畫遇挫，他心中忐忑。
神宗撇開王安石、親自主導的西北拓邊行動遭遇了嚴重挫敗。熙寧三年夏，宋和西夏在邊境地區互相試探，軍事摩擦不斷，互有勝負。宋軍曾經連破西夏五個邊寨，讓神宗很是興奮，下詔褒獎了指揮這場軍事行動的慶州知州李復圭。但是沒過多久，西夏國主李秉常便親帥大軍，包圍了宋軍的橋頭堡大順城，夏軍前鋒進犯榆林，距離慶州城只有四十里，震驚了整個陝西。九天之後，夏軍退去。李復圭受到了降級降職的處分。 這小小的挫敗並未讓神宗灰心，他把希望寄托在了韓絳的身上—熙寧三年八月，韓絳以副宰相的身份受命出征，擔任陝西宣撫使；十一月，神宗改命韓絳為陝西、河東宣撫使，乾脆將與西夏接壤的兩個路的邊防大權全數賦予韓絳； 熙寧四年正月，神宗又派人把誥敕送到陝西前線，「即軍中」拜韓絳為宰相，排名且在王安石之上。
然而即便如此，神宗的心中還是不安的。二月十六日，他發布詔書，調低了陝西邊防策略的基調：
詔河東、陝西諸路經略安撫、轉運、鈐轄司：近來守邊將吏，有人貪功生事，妄起釁端，以開邊隙。（相關人等）雖已經審查，降職責罰，恐怕還不能充分展現朝廷鎮撫四夷的意思，因此必須特行戒諭。夏國有錯，已不許其朝貢。命令逐路帥臣，自今日起，遵守約束，務求安靜，監察約束緣邊將吏，切勿主動挑釁，引發邊境衝突。如稍有違，當行誅責。
事實證明，神宗的不安是有道理的。二月十六日詔書尚未抵達前線，十八日，西夏人便組織反擊，攻陷了撫寧堡。宋朝新近從西夏奪取的土地、修築的堡寨盡數丟失，更白白損失了一千多大好兒郎。三月，西北戰區主帥韓絳「坐興師敗衂罷」，遭到貶官處分，調任鄧州知州。 皇帝總是正確的，韓絳承擔了貿然「興師」的罪名。
危辱時代
好抖機靈的開封政治觀察家在私底下不厚道地笑了：「韓絳吃了敗仗，皇帝的心氣兒短了，這下王安石更得意了！」聽的人先是一愣，定神想想，恍然大悟，不住地點頭。這話應當怎麼講？
跟司馬光一樣，王安石反對貿然出兵攻打西夏；跟司馬光不一樣的是，王安石並不反對出兵本身，他所反對的是缺乏戰略眼光、沒有準備的貿然出兵。同神宗相比，王安石在領土方面的心胸更遠大，想法更紮實穩妥，他主張步步為營，穩紮穩打，第一步籠絡征服西夏周邊的小部族，第二步對付西夏，第三步對付契丹，最終恢複漢唐舊疆。而實現這樣一個大戰略，必須建設強大的軍隊，建立雄厚的財政基礎。如何建立雄厚的財政基礎？那便是行青苗、免役、市易諸項新法。新法行而國家富，國家富而後可強兵，富國強兵而後可以對外。王安石的藍圖，神宗基本接受，可是他又按捺不住建功立業的急迫，所以才會拋開王安石，派出韓絳宣撫陝西，自己坐鎮開封，主導開邊。神宗的這點兒小心思，王安石了如指掌，知道拂逆不得，所以事先並未著力反對用兵—他甚至還表示願意親自上前線，以示姿態。如今韓絳開邊受挫，正好讓神宗吃一塹長一智，自己老老實實地回到王安石的路線上來。
這番推演，聽起來有欠厚道，可是仔細咂摸，也確實有幾分道理。
開邊受挫之後的宋神宗開始接受王安石的主張，把內政暫時放到了第一位，加大了排斥、打擊異己分子的力度，力圖掃清新法推行路上的所有障礙。二月，朝廷下旨處分阻撓青苗法的官員；三月，又派出使者巡行各地，糾察奉行新法不力的情況。 凡遭遇調查的，多難逃處分。比司馬光資格更老的前任宰相富弼，就因為拒不推行青苗法遭到了貶官處分，而在此之前，富弼已經獲得神宗恩准，回洛陽家中養病。 王安石的醉翁之意顯然不在富弼，而在於一切反對派。第二年（1072）正月，京城開始設置「邏卒」，「察謗議時政者收罪之」。 後來，王安禮做開封知府的時候，「邏者連得匿名書，告人不軌，所涉百餘家」。神宗下令開封府「亟治之」。王安禮頂住壓力找到了誣告之人，「即梟其首於市，不逮一人」。 王安禮之所以敢如此、能如此，顯然因為他是王安石的弟弟，擁有神宗毋庸置疑的信任—換一個人做開封知府，可能就血流成河了。開封變成了一個不能隨便說話的城市。那些自以為置身事外、洞若觀火的政治觀察家，也都閉緊了嘴巴，哪怕在自己家裡—隔牆有耳，言者獲罪。
一個「危辱」時代已經降臨，大宋政壇，寒意漸深。「危辱」二字，出自司馬光的詩《初到洛中書懷》：
三十餘年西復東，勞生薄宦等飛蓬。所存舊業惟清白，不負明君有朴忠。早避喧煩真得策，未逢危辱好收功。太平觸處農桑滿，贏取閭閻鶴髮翁。
「未逢危辱」，是隱晦的說法。「危辱」在司馬光身後已經影隨多時。離開永興之前，二月份，陝西轉運司接到中央命令，調查司馬光治下的永興軍官吏執行農田水利法不利的問題，一經核實，嚴加懲處。 司馬光走後，八月間，中央調查組空降陝西，「體量陝西差役新法及民間利害」。 矛頭所向，仍然是司馬光。司馬光雖然遭受調查，卻並未受到進一步處分，所以，如果跟富弼相比，也可以說是「未逢危辱」。
勇敢者的墓志銘
洛陽，這個距離開封並不遙遠的地方，正在成為一個危辱孑余聚集的城市，「士大夫位卿監，以清德早退者十餘人，好學樂善有行義者幾二十人」。 司馬光的前輩富弼、同輩呂誨都已經先期回到洛陽。這裡還有著名的處士邵雍（1011～1077）。想要找人談談學問，再沒有比洛陽更好的地方。如果你忘記開封，忘記天下國家，那麼，洛陽就是天堂。可是這世上哪有天堂？天下、國家又豈是說放下就能放下的？
司馬光去世之後，蘇軾為司馬光作行狀，說他退歸洛陽，「自是絕口不論事」，「事」者，國家事，天下事，事關神宗的朝廷、王安石的政府。是的，他不再給皇帝上疏，也不再給王安石寫信。然而，在某些私人性質的文字里，國家事、天下事還是會忍不住跳出來，讓我們看見司馬光的真心。
這些私人性質的文字，便是墓志銘。墓志銘為死者而作，記錄死者生平，表彰死者德業，同時承載著生者的思想與情感。墓志銘的作者，通常是死者的親人朋友。因此，於作者而言，寫作墓志銘本身就是一場悲傷的告別。熙寧四年一年之中，司馬光竟然不得不接連作了兩篇墓志銘！
一篇是給他的岳父張存。老人家已經八十八歲了，退休之後在老家冀州頤養天年。皇帝恩寵，把張存的獨子保孫安排在冀州做官。保孫孝順，把老人家的生活照顧得妥妥帖帖，三個女兒女婿又時常派人送信來問寒問暖，張存這一輩子，真可以說是沒什麼可遺憾的。司馬光對岳父的感情是超出一般翁婿的，想當初，司馬光才十六歲，張存一見之下，就主動提出把女兒嫁給他，那份知遇之恩，司馬光沒齒難忘。他恨只恨自己還掛著西京御史台的閑職，不能親往河北為岳父送葬。這篇墓志銘，司馬光寫得情真意切，他敘述張存早年的功業、晚年的幸福、為人之忠孝篤厚、看人的眼光之準確，字字句句，皆見真情。從表面上看，這只是一篇私人文字、感情之作，可是細讀之下，還是會發現家國情懷的流露。司馬光記述了這樣一個細節：
（張存）臨終前一日，呼門生問西邊用兵今何如，朝廷法令無復變更否。
張存過世前一日，距離開封得到撫寧堡陷落的消息已經過去了五天，而張存尚未得知。 在司馬光的筆下，張存至死都在憂心國家，不放心西北用兵與新法，而這也是司馬光所擔心的。
如果說《張存墓志銘》中的憂國之情還只是不經意間的流露，那麼，《呂誨墓志銘》則簡直就是一篇檄文，一篇討伐王安石的檄文！
呂誨是誰？最早站出來預言王安石終將誤國，「以之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