殊途是否同歸
熙寧三年（1070）三月十八日，從未上任就已經解職的樞密副使司馬光恢複翰林學士工作，到崇政殿拜見神宗。這是二月十一日以來君臣二人第一次對談，之前都是文字往還或者由宦官在中間傳話。
神宗先嘆了一口氣，說：「你的樞密副使任命還沒有撤銷，朕特頒此命，你為什麼要抗命不受？」
司馬光答道：「我自知對朝廷之事無能為力，故而不敢承受，因為抗命之罪小，尸祿之罪大。」在其位而不謀其政，尸位素餐，是為「尸祿」。
神宗表示不解了：「你接受任命，做一個稱職的樞密副使，就不是『尸祿』了呀！」
司馬光搖頭，「如今朝廷所推行的政策，和我的想法都是相反的，我怎麼可能免為尸祿之人？！」
神宗問：「你說的『相反的』都是些什麼事呢？」
這分明就是明知故問了。司馬光的六道辭官報告，有三道都是在講他反對什麼。但是皇帝既然有問，正好當面重申：「我說不應當設置條例司，不該派那麼多工作組去干擾地方工作，又說發放青苗錢是害民之政，這哪一條不是跟政策相反的呢？」說出這些話來，司馬光心裡頭敞亮多了，他願意跟皇帝深入討論。可是神宗接下來的話卻讓司馬光感到了錯愕。
神宗說：「現在士大夫議論洶洶，說的都是這些。你是朕的侍從之臣，聽到這些話，是不得不告訴朕的呀！」這是什麼話呢？神宗為什麼要這樣說？他難道還在希望司馬光緩和立場？如果司馬光接下來回答「是，我也只是轉達群眾的議論」；或者如果司馬光只是沉默，什麼都不說。那麼，神宗就可以把它解釋成司馬光立場緩和了。
當此之時，司馬光究竟如何作答？
司馬光穩穩地站著，清清楚楚、一字一句地回答說：「不是這樣的。青苗法還在醞釀之中的時候，我就和呂惠卿在經筵爭論過，我當時就說如果真的推行了青苗法，必然會導致天下洶洶，一片反對之聲。在那個時候，一般官員還基本上都不知道青苗法，老百姓就更不用提了。我反對青苗法，不是迫於輿論壓力才說的。」
司馬光如此執拗。神宗卻始終放不下，說了一會兒別的之後，又問道：「你的樞密副使誥敕還在宮裡呢，朕打算再公布一次，你就接受，別再推辭了，行嗎？」
皇帝已經矮下了身段兒，司馬光受也不受？
「陛下果能行臣之言，臣不敢不受；不能行臣之言，臣以死守之，必不敢受。」如果陛下能推行我的主張，我不敢不接受你的任命；如果不能，我願意用生命來守護我的主張，絕不敢接受陛下的高官厚祿！
神宗頓時就惱了：「卿何必如此，專徇虛名？！」徇者，謀求也。看起來，在神宗的眼裡，接受不接受樞密副使的位子，只是一個虛名與實利之間的差別而已！不接受，就是圖一個反對派的虛名兒；接受，就是高官厚祿的實際好處。換句話說，神宗給司馬光樞密副使，也不過是要收買他，要用高官厚祿堵他的嘴。他以為司馬光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圖的是反對派領袖的虛名！這實在是輕看了司馬光。
司馬光坦然對答：「大凡群臣能升任宰相、樞密使，簡直就是從地上升到了天堂！我與其圖虛名，哪兒比得上享受實實在在的高官厚祿？我只是不敢無功而受祿罷了！」
不肯死心的神宗皇帝「敦諭再三」，而司馬光「再拜固辭」，直到司馬光告退，神宗仍然勸他「當更思之」。 崇政殿對談不歡而散，司馬光出任樞密副使的事情到此徹底結束。跟看得見、摸得著、可以光宗耀祖的高官厚祿相比，司馬光所圖的確是太虛，那是他的政治理念，是他認為正確的、利國利民的政策主張。這一點，神宗恐怕是永遠都無法理解的。能夠理解司馬光的，反倒是王安石。為了理念，可以犧牲高官厚祿。這一點，司馬光做得到，王安石也做到了，只不過，他們想法不同、道路各異。就像司馬光在給王安石的信里寫的：「光與介甫趣向雖殊，大歸則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澤天下之民；光方欲辭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謂和而不同者也。」 殊途可以同歸，問題是，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殊途真的可以通向同一目標嗎？
神宗親錄《韓非子》
對於神宗，司馬光沒有辦法不感到失望。這個年輕人有膽識，也有手腕，可是太過急功近利了。這一點，跟王安石如出一轍。關於神宗，有一個小故事，在開封的士大夫中流傳甚廣。
英宗皇帝的時候，有一天，神宗忽然拿出來一本自己新抄錄的《韓非子》，讓王府僚屬去校對。諸王府侍讀官孫永（1019～1086）知道了，很不以為然，說：「《韓非》險薄刻核，違背儒家經典中的帝王之旨，願大王不要在這上頭花心思。」聽了孫永的話，神宗辯解說：「我抄這個，只是為了充實王府的藏書啊，我不喜歡它。」
神宗喜歡《韓非子》，孫永為什麼如此緊張，神宗又為何矢口否認？因為那是法家的書。一個儒家的皇帝喜歡法家的書，是錯誤的也是危險的。法家和儒家區別在哪裡？法家是皇帝朝廷至上的，以政府利益囊括甚至取代百姓利益，為了富國強兵，與鄰國爭勝，不惜犧牲人民福祉。儒家則試圖在朝廷利益與百姓福祉之間尋求平衡，反對擴張性戰爭，反對橫徵暴斂。法家是霸道的，為了達到光明盛大的目的，不惜動用無恥下作的手段。儒家追求王道，認為只有通過正義的手段才能達到正義的目的。法家講究法制，講究像軍隊一樣整齊劃一，不承認老百姓的能動性，主張以嚴刑峻法壓迫老百姓服從。儒家主張每個人通過學習成為賢人，改造社會。法家便捷實用，在短時間內就能產生高效率。儒家迂遠，從人心到社會，那得是一條多麼漫長的路！
而那樣漫長的路，神宗是不耐煩去走的！
司馬光獨坐書齋，想想皇上跟他說的虛名與實利的話，想想這段有關韓非子的軼事，忍不住又是一聲長嘆。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司馬光和神宗的直接接觸還是很多的，他因此了解神宗，並因了解而嘆息。
「祖宗之法不可變」
自從治平四年（1067）卸下御史中丞的重任之後，司馬光的工作重心就轉向了編修《資治通鑒》，同時在經筵給神宗充當歷史老師。《資治通鑒》是神宗為這部正在編纂的大書欽賜的書名，「《詩》云：『商鑒不遠，在夏後之世。』故賜其書名曰《資治通鑒》，以著朕之志焉耳。」神宗的「朕之志」，就是這篇《御制資治通鑒序》的開頭所說的：「朕惟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故能剛健篤實，輝光日新。」 通過對歷史經驗教訓的學習，積累德行，提高認識，成為一個偉大的皇帝。
治平四年十月初四，神宗「初開經筵」，即命司馬光講《資治通鑒》。九日，司馬光正式開講，神宗隨即當面賜下御制親書的序文。 這讓司馬光一度以為，可以通過歷史教育潛移默化地轉移皇帝的心思。唐太宗說「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 把歷史這面鏡子磨亮，也許它就能照亮皇帝的心。所以他越來越重視《資治通鑒》的編纂，一些在別人看來極有實權的差使，比如「看詳裁減國用」，也就是「財政減支調研員」，司馬光都推掉了，理由就是「更何況我所編纂的《資治通鑒》，委實文字浩大，日夜忙碌，很少得閑」。
初登帝位的神宗皇帝是把經筵當作「智庫」甚至「影子內閣」來使用的。他年富力強，雄心勃勃，想要大幹一場。而宰相府還沒有完成新舊交替，仍然是「老人」掌舵。這種局面，隨著治平四年九月韓琦罷相開始改變，並在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參政之後基本扭轉。 「老人」穩如磐石，可以依靠，卻也讓年輕的皇帝有所忌憚，不能隨心所欲，舒展拳腳。所以，在一段時間之內，神宗把他有意大用的新人安排在經筵之中，以便經常見面，交流信息，探討國策。比如擔任副宰相之前的王安石、差一點當上樞密副使的司馬光，都當過經筵講讀官。
經筵也因此成為大宋思想交鋒的重要陣地。司馬光被後世批得灰頭土臉的「祖宗之法不可變」就來自一次經筵講讀。
在那堂課上，司馬光給神宗講的是漢初典故—「蕭規曹隨」。漢朝的開國宰相蕭何定下的規矩制度，繼任宰相曹參全盤接受，不做一點更改。司馬光講完故事，總結說：「曹參不改變蕭何的法度，深得守成的精髓。所以孝惠帝、呂太后的時候，天下太平，百姓衣食充足。」
神宗問：「倘若漢朝一直固守蕭何的法度不變，行得通嗎？」
司馬光回答說：「何止是漢朝啊，假定夏朝能遵守大禹的法度，商朝能遵守商湯的法度，周朝能遵守周文王、周武王的法度，恐怕會一直延續到今天。周武王征服了商朝之後，說『乃反商政，政由舊』，所以說，即使是周用的也是商代的法度。《尚書》有雲『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採用了張湯的建議，對高祖的法度進行了大肆改造，結果盜賊半天下。漢元帝改變了宣帝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