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和殿會議
熙寧元年（1068）八月，神宗在延和殿接見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王珪，商量南郊賞賜方案。曾公亮代表二府大臣推辭南郊賞賜之事，學士們此前已經討論多日，論理，應當已經達成一致，此番上殿，只須拿出一個議定的方案來供皇帝拍板即可。可是，討論非但沒有結束，反而越發激烈了。在延和殿上、皇帝御前，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爆發了一場針鋒相對的辯論。這場辯論，說小也小，所針對的具體問題不過是一次南郊大禮幾萬銀絹的去向；說大卻也真大，就是在這場辯論中，司馬光頭一次如此清楚地意識到他與王安石之間的深刻分歧。同樣是在這場辯論之中，王安石說出了「善理財者，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司馬光說出了「天地所生貨財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後來的歷史學者常常引用這兩句話，來論證司馬光與王安石的理財觀念差異。
任何話語都是具體環境的產物，而當時話語能夠抵達今天，被我們讀到，必然經過多重記錄傳播，中間難免好惡偏頗。那麼，這兩句話究竟是在怎樣的背景中說出來的？它們又是如何被記錄下來的？應當怎樣理解這兩句話的含義？
延和殿會議的結果簡直是個謎。神宗的態度似乎是在司馬光這邊的—在之前的單獨交談中，他對司馬光說過「朕意亦與卿同」；在延和殿上，當著眾位翰林學士的面，他又說過「朕亦與司馬光同」。可是，在最後成文的皇帝批示中所表達的，卻是王安石的意見。為什麼？最直接的解釋是王安石湊巧是那天的值班學士，皇帝批示由他親筆起草，所以他表達了自己的想法。但是，王安石膽敢篡改聖意嗎？
還是讓我們回到延和殿，且看當時場景：司馬光與王安石對面站立，言語往還，思想交鋒，有時呼吸急促，態度激烈；神宗端坐御榻，身體前傾，聚精會神聽講，認真快速思考，目光中時有火花迸出；旁邊還有一個王珪，始終面對皇帝站著，半躬著上身，保持著謙卑和順的表情。
會議一開始，司馬光首先發言，重申自己的觀點：「如今國家用度不足，災害又接連而至，財政狀況雪上加霜，因此，必須裁減不必要的支出；而裁減不必要的支出，就應當從高官近臣做起。二府大臣主動辭讓南郊賞賜，陛下自當接受，成全他們的忠君愛國之心。」
翰林學士之中，司馬光是唯一支持二府大臣辭免南郊賞賜的，「獨臣有此意見，外人皆不以為然」。兩天之前，他曾經單獨上札，以書面形式向神宗陳述自己的理由。而神宗也在二人的單獨談話中表示過：「朕的意思也跟你一樣，接受二府大臣辭讓賞賜，絕不是輕視他們，而是成就他們的美德。」 所以，在上殿之前，司馬光認為，他有充足理由相信，神宗將會力排眾議，接受自己的建議，大幅裁減高級官員南郊賞賜額度。
司馬光話音剛落，王安石隨即反駁道：「我大宋國家富有四海之地，大臣的南郊賞賜，明明花不了幾個錢，卻吝惜不給，省下這幾個小錢，不足以讓國家富裕，只會白白地損傷我大宋體面。唐朝宰相常袞嫌宰相食堂待遇優厚，請求辭讓，當時的人都說那是因為常袞知道自己配不上宰相的高位，既然如此，就該直接辭職，而不是辭待遇。如今二府辭南郊賞賜，道理是一樣的。」
常袞的故事
常袞（729～783）的故事盡人皆知，之前的討論，各位同僚也都是在拿常袞說事兒。司馬光究心史學，比旁人更了解這個故事。常袞是唐代宗的宰相。唐朝各衙門都有食堂，單位提供工作午餐，宰相食堂的飲食更是格外豐盛。代宗時，皇帝為示籠絡，又給宰相們每天額外賞賜「內廚御饌」，份量之大，足夠十人飽餐，根本就是浪費。這份「加菜」，常袞上台之後，主動推辭，從此徹底取消。常袞又認為宰相食堂的待遇本身也過於豐厚了，於是提出縮減，結果卻遭到了一片譏諷之聲，最終未能實現。與同時代的宰相相比，常袞所得的評價不高， 這件事顯然「減分」不少。
反駁常袞的話，說得最響亮的他的前輩張文瓘（606～678）：「宰相食料豐厚，這是天子對中樞的重視，給賢才的待遇，咱們要是擔不起這責任，就該主動引退辭職，不應該省下這點小錢來給自己博取名聲。」 也就是說，宰相食堂的優厚待遇，既是國家對宰相超大責任與超高能力的回報，又是宰相地位與國家體面的象徵，職位、責任與待遇三位一體，不可分割—位可辭，飲食待遇不可辭。張文瓘的話博得了當時與後世的一片喝彩。王安石引用常袞故事的用意也正在這裡。那麼，司馬光是怎樣看常袞故事的呢？
後來，在《資治通鑒》的正文中，司馬光如實記錄了當時人對常袞的譏評，又在後面以「臣光曰」評論道：
君子以無功受祿為羞恥，常袞辭讓厚祿的行為，是有禮義廉恥的。跟那些一味貪戀權位俸祿的人比起來，不還是強很多的嗎？！《詩經》有雲「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像常袞這樣的行為，「亦未可以深譏也」（也不能過分非議）。
「亦未可以深譏也」，便是司馬光對常袞此舉的態度。司馬光所追求的是一種合乎禮義秩序的中和之道。具體到二府大臣辭免南郊賞賜這件事，他的態度正是如此。在之前與司馬光的單獨談話中，神宗曾說：「不如乾脆（全盤接受曾公亮的請求），取消二府大臣的南郊賞賜！」司馬光當即表示反對，理由是：「南郊賞賜，連普通士兵這麼卑微的群體都能沾潤，公卿大臣反而沒有，恐怕『於禮未順』。」在司馬光看來，一切選擇都應當以禮義為歸依。公卿大臣的待遇、特權是禮義秩序的一部分，皇帝無權剝奪；而公卿大臣的待遇無論何時都應當超過普通士兵，這也是禮義秩序的應有內容；當然，公卿大臣也應當負擔更大的社會責任，主動為皇帝分憂。因此，關於南郊賞賜，司馬光主張包括二府大臣在內的全體高級官員減半賞賜，既可保全國家體面，維護禮義秩序，又可節約財政開支。
小錢當不當省
二府大臣的南郊賞賜總額，司馬光算過賬，按往年的慣例估計，大約在二萬銀絹左右。的確不是個大數目，省下這一筆來，也「未足以救今日之災」，不能徹底改變財政狀況。那麼，是否就可以像王安石說的，「我大宋富有四海」，區區「小錢」就不必儉省了呢？
司馬光認為，這絕對不可以。第一，這不單純是個經濟問題，只算經濟賬是不對的。二府大臣辭讓南郊賞賜，是君子忠君愛民的義舉，（有限度地）接受它，既可以面向全社會宣示高層厲行節約、共濟時艱的決心；又可以為整個官僚集團做出表率，為接下來的財政節流改革開路，「希望國家能藉由此事籌劃削減其他不必要的開支」。既然如此，又何樂而不為呢？第二，這一筆小錢不必省，那一筆小錢不必省，那麼，還有什麼是能省的？「你要削減皇帝的供奉之物，就會有人說『改變制度，削弱排場，不是榮耀國家的做法』；要削減大臣的無功之賞，就會有人說『省下來的也沒多少，反而損害了體面，不是優待賢人的做法』；要削減官僚集團的多餘開銷，就會有人說『人們心理上難以接受，恐怕滋生事端，不是安定團結的做法』。照這樣說來，國家就永遠也不可能削減財政支出，小老百姓也就永遠也不會有休養生息的那一天了，只能是竭澤而漁、水乾魚盡而後已！」第三，司馬光相信，「凡宣布惠澤，則宜以在下為先；撙節用度，則宜以在上為始」。 凡是發布恩惠好處，應當優先考慮地位低下的人；而厲行節約，則應當從地位崇高的人做起。地位與社會責任掛鉤，這才是儒家精義。
驚人之語非故作
王安石侃侃而談，司馬光仔細傾聽。王安石的說法，司馬光並不感到驚訝，他相信神宗會做出正確的判斷。然而，王安石接下來的一句話卻讓司馬光悚然心驚，他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王安石說了什麼？
王安石說：「且用度不足，非方今之急務也。」國家用度不足，財政困難，不是當今的緊急事務。
這是什麼話呢？宋朝的國家財政早已是捉襟見肘，舉步維艱，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實。司馬光還記得，仁宗晚年在三司共事的時候，王安石對當時形勢的判斷與眾人並無兩樣，他上給仁宗皇帝的萬言書，不也說「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 嗎？如今八年過去，經過仁宗、英宗兩次國喪，耗費巨大，又遭地震水災，雪上加霜，「內外公私財費不贍」。王安石憑什麼說「用度不足非急務」呢？他究竟想要表達什麼呢？
司馬光奮起反擊：「國用不足的狀況，從真宗末年就已經開始。近年以來，愈演愈烈，你憑什麼說這不是急務呢？」
司馬光的反應，似乎早已在王安石預料之中，他回答說：「國用不足，是因為沒有得到善於理財的人。」
「善於理財的人？」司馬光提高了聲調，「不過是以苛刻繁重的賦稅來榨乾老百姓的財富罷了！可是那樣一來，百姓窮困流離，淪為盜賊，對國家又有什麼好處呢？！」在司馬光看來，再高明的理財者也不過是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