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談話
熙寧元年春天，開封人念了又念的話題人物王安石「真身」終於抵達開封。四月初四，也就是1068年5月7日，神宗下詔翰林學士王安石「越次入對」，君臣二人第一次對面長談。之後，王安石奏上《本朝百年無事札子》，鼓勵神宗振作精神，「挺身做一個大有為之君」。神宗讀罷此札，激賞有加，再度約談王安石。在四月的這兩場談話之後，神宗與王安石二人「心志遂完全得到契合」。
按照李燾的記述，在四月第二場談話即將進入尾聲之際，神宗明確表示「朕須以政事煩卿」，而王安石答曰「固願助陛下有所為」。 這段文字，現代人讀來，很容易「腦補」成一幅戲劇衝突強烈的電影畫面—激動人心的音樂響起，神宗與王安石激動地對視甚至四手交握。接下來是空鏡頭，雄鷹在風雨中翱翔，大海上波濤起伏。再接下來，便是轟轟烈烈的變法場面了。北宋歷史後半程的走向由此定調，而司馬光也便作為王安石的對立面被定格在後代的歷史記憶當中。自後觀之，事勢的確如此。然而，為什麼會如此？為什麼事情是朝著這一個，而不是另外的方向發展的？關於四月這兩場歷史性的談話，以及王安石的《百年無事札子》，都還有著太多的問題尚待釐清，甚至這些問題都還沒有人問過。
比如說，王安石的《百年無事札子》其實是個「命題作文」，神宗是出題人。就在第一場談話接近尾聲的時候，神宗問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由於時間已經來不及，王安石決定以書面形式回答這個問題，這才有了這道札子。那麼，神宗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他的題中之意究竟是什麼？
王安石的這道札子，神宗是欣賞備至的。他就像當初把玩王陶的文章一樣，反覆誦讀「至數遍」，並且當面稱讚這篇文章「精畫計治，道無以出此」。後來的學者也把這篇札子當作變法綱領看待。可是，這篇《百年無事札子》與慶曆新政初期范仲淹所作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是完全不同性質的東西。范仲淹的《答手詔條陳十事疏》只用了很短的一段概括性地指陳國家存在的問題，其主體部分是相當具體的改革方案，慶曆新政的改革措施大半都來自這篇「十事疏」。而王安石這篇《百年無事札子》所做的工作只是概括性地指出問題。並且，恕我眼拙，就本人的閱讀經驗所及，王安石在《百年無事札子》里指出來的問題，很多都不是首次揭露，司馬光和其他很多人都有類似的論述。縱然王安石筆力雄勁，有他人不可及之處，但神宗讚賞的不是文字，而是「精畫計治」之道，為什麼？
《百年無事札子》里沒有具體的改革方案，神宗當然知道，所以，他在第二場談話中滿懷渴望對王安石說：「你肯定已經考慮過問題的解決之道了，請為朕詳細地談談你的『施設之方（實施方案）』吧！」王安石就簡單地談了談。神宗聞言大喜，說：「這都是朕從未聽到過的，別人的學問實在到不了這個水平。您能一條一條地為朕寫出來嗎？」王安石不應。神宗又退而求其次，請求王安石把當天談話的內容記錄下來交給自己。王安石「唯唯而退，訖不復錄所對以進」，嗯嗯啊啊地答應著退下去了，可是最終也沒有把當天的談話記錄交上來。 王安石的「施設之方」究竟是什麼，其實從後來的變法措施不難逆推。從1042年進士及第到此時（1068），王安石在職服務國家二十年，兼具中央與地方的工作經驗，對於國家弊病，有著深刻的了解；他復出之前，在金陵沉潛六年，思考著述，對於「施設之方」，也早已思考成熟，胸有成竹。而要想把想法變成現實，就必須獲得皇帝的支持。皇帝如此迫切想知道，這不正是大好機會？王安石卻不肯細說，甚至最終也不願意寫下來，他的打算是什麼？究竟在下怎樣的一盤棋？
提問是思考的開始。綜上所述，關於四月談話，我們的問題有三個：一、「神宗之問」的含義；二、王安石《百年無事札子》的價值；三、王安石處理與神宗關係的策略是什麼。問題已經提出，該從哪裡入手作答？通常而言，歷史學要求「白紙黑字」直言其事的證據。然而，並非所有信息都能夠通過文字記錄、流傳下來。文字缺席的地方，是留給想像的空間。只是想像如何展開，才合乎情理？而合乎情理的，是否就等同於真實？……還是讓我們回到熙寧元年四月，且從文字出發來看神宗與王安石的歷史性談話。
神宗之問
神宗之問，李燾的記載是「祖宗守天下，能百年無大變，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王安石《百年無事札子》的開頭也這樣說：「臣前蒙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自建隆元年（960）正月太祖建國至神宗熙寧元年（1068）四月，享國一百零八年，中間沒有出現大的變故，天下基本保持安定—「本朝百年無事」就等於是說「我們的朝代是一個偉大的朝代」。這個判斷的基礎是對過往歷史的認識。而最初提出這個論斷的正是最終以史學家名世的司馬光。
司馬光曾經曆數東周以來的天下大勢，指出自從平王東遷「王政不行」以來直至本朝，「上下一千七百年間，天下一統者，五百餘年而已」。而這五百餘年間，又有著數不清的小禍亂，並不太平。只有本朝，自從979年太宗平定北漢，完成統一大業之後，基本上做到了「內外無事」。把本朝的「內外無事」，放到一千七百年的歷史長河中去看，是非常了不起的，「三代以來，治平之世，未有若今之盛也」。 換句話說，本朝的和平安定簡直可與「王政」流行的黃金時代相媲美！司馬光的「本朝無事說」，最早是在仁宗末年提出的，也正是在那個時候，他開始了《資治通鑒》的寫作。
「本朝百年無事」，是三代以來空前的太平盛世，這種說法是很能激發宋朝人的朝代自豪感的。而神宗問的是「為什麼」—為什麼我們能夠取得如此輝煌的成就？本朝在思想、文化、制度諸層面都有哪些具體成就？列祖列宗的說法、做法當中有哪些值得珍惜、效法、保守的東西？
司馬光提出「本朝無事說」的目的，只是提醒皇帝珍惜難得的大好局面，不要破壞，所以，他並沒有論證過「本朝無事」的成因。而王安石在《百年無事札子》中則對此做了簡潔而準確的論證：太祖愛民，一切政令「以安利元元為事」，太宗「承之」，真宗「守之」。仁宗統治時間最長，距離當時最近，王安石又親歷其中，有著最為真切的觀察，所以，他對仁宗朝政治的概括也最具體。按照王安石的敘述，仁宗政治的成功之道是：皇帝保持了對天道人心的敬畏，剋制了一己之私慾。對百姓，他不濫用民力，珍惜人的生命，上行下效，因而整個國家的統治都比較寬鬆。對周邊政權—遼和西夏，他堅持和平第一原則，寧可屈己棄財，以經濟利益換取和平。在統治集團內部，他維護言路暢通，不偏聽偏信，保持了諫官、御史制度的有效性。王安石的回答，相當準確地揭示了宋朝百年無事的奧秘。那麼，在王安石主持政局之後，他又是否能夠輔助神宗堅持固守這些原則呢？我們拭目以待。
王安石的價值與手腕
本朝百年無事，成績驕人，何道以致之？這是神宗的問題，但又顯然不是神宗問題的全部。神宗之問，在字面問題之下，還有一個隱含問題，而這個問題才是真正困擾他的。這個問題就隱藏在王安石的答案之中。《百年無事札子》的前半部分重在論述「本朝百年無事」的成因，調子是高昂的、正面的；而後半部分的調子則完全是批評性的，重在論述本朝百年以來的積弊及其成因。逆推回去，神宗的隱含問題應當是：如此偉大的本朝，能夠取得百年無事的成就，卻為何又產生了如此多的問題。即位以來，甚至即位以前、還是繼承人的時候，神宗聽到、看到的有關本朝政治的議論，大半是負面的，比如說財政困難，官僚隊伍和軍隊的冗濫低效。這個有理想的年輕人一直在思考探究解決之道。他向王安石提出這個問題，與其說是希望得到答案，倒不如說是渴望驗證自己的思考是否正確。
王安石給出的答案是：第一，皇帝的主觀努力不夠，對當世智慧的吸收不夠，「未嘗如古大有為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天下也」。第二，朝廷思想不統一，「君子非不見貴，然小人亦得廁其間；正論非不見容，然邪說亦有時而用」。第三，文官選拔制度，有科舉無學校，只管考試，不管培養，考試主要考吟詩作賦、死記硬背，導致所選非所用。第四，官僚人事管理太講究出身資歷，對政績反而無所考評，導致整體的不作為。第五，農民飽受差役之苦，政府失職，農田水利不修。 第六，軍隊無戰鬥力。第七，宗室規模太大，享受著優厚待遇，而又對國家毫無用處。第八，理財無法，所以才會「（皇帝）雖儉約而民不富，雖憂勤而國不強」。
這八點，中間第三至七點指向具體的問題，可能並不新鮮。對於神宗來說，王安石《百年無事札子》最有價值的應當是以下三點：第一點，王安石說「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的皇帝才是「大有為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