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算不如天算
人算不如天算，神宗用張方平來解決財政困境的想法還是落了空。
就在司馬光妥協就任翰林學士兩天之後，治平四年（1067）十月初四，張方平丁憂離職—他的父親去世了。神宗是極其不舍的，可是人子為父母服喪天經地義，便是皇帝也無法阻攔。張方平去後，神宗下令為他保留「參知政事」一職，虛位以待。大臣遭喪丁憂，若國事所需，是可以奉皇帝詔令提前結束哀悼，移孝為忠的，這叫做「奪情起複」。三個月之後，熙寧元年（1068）正月，神宗下詔張方平起複，遭到了拒絕。神宗又下令張方平在守孝期間可以享受較高的工資待遇，張方平也沒有接受。
司馬光說張方平貪婪猥瑣，朱熹也說張方平人品「不好」，一個人品不好、貪婪猥瑣的人會拒絕高官厚祿、甘心守孝，遊離於政治中心之外二十七個月嗎？我表示懷疑。在劉保衡的案子上，張方平的確有以權謀私的問題，這是事實；他為父親服滿了三年的喪期，這也是事實。而且，就像司馬光所說的，張方平的這些問題都發生在大赦以前。一個犯過錯誤的人，也是可以悔改的，對嗎？出於「道德潔癖」，司馬光抓住八年以前的錯誤不放，對張方平的能力視而不見，自己也因此損失了神宗的信任，實在得不償失。然而，司馬光的脾性卻恰恰是不計得失的，他所關心的只是是非—他所認定的是非。
熙寧三年（1070）正月，張方平服喪期滿恢複工作，出任陳州知州，此後直至元豐二年（1079）退休為止，始終未能再度回到中央工作。張方平於元祐六年（1091）去世，享年八十五歲。關於張方平服滿之後未能重回中央的原因，張方平的女婿王鞏、得意門生蘇軾都認為是王安石從中作梗。
毫無疑問，張方平才是神宗最初選定的政府首腦，神宗對張方平寄予了厚望。若論財政管理的經驗和能力，張方平堪稱首屈一指、獨步天下。如果張方平能繼續執政，還會有王安石變法以及後來的故事嗎？張方平會給神宗和宋朝國家帶來什麼呢？歷史沒有「如果」，可是對於這個問題，我還是充滿了好奇。
王安石的進與退
一身喪服的張方平悄然離去，王安石閃亮登場。
治平四年（1067）九月二十三日，神宗發出了徵召王安石入京擔任翰林學士的詔書，王安石此時尚在江寧府（今南京），要到第二年（熙寧元年，1068）四月才正式到京履職。儘管人還未到，王安石卻已經成了開封政壇的話題焦點。
司馬光調任翰林學士之後，御史中丞出缺，王安石曾經是熱門人選，終因張方平反對作罷。 張方平對王安石的「差評」源自他們早年間的一次共事經歷。慶曆六年（1046），張方平擔任科舉考官，有人向他推薦說王安石文學出眾，張方平於是請王安石參與閱卷。可是，王安石進入貢院之後，看見什麼都覺得不順眼，都想改，一副橫衝直撞的架勢，讓張方平很不痛快。到最後，張方平實在忍無可忍，乾脆「檄以出」，把王安石趕出了貢院。 這一年王安石二十六歲，進士及第四年，剛剛做滿一任地方小官，正在京里閑著，等候下一個任命。這是張方平和王安石第一次打交道，二人從此再無私交。
王安石與上司、前輩的關係似乎是不好的居多。前任宰相韓琦也不喜歡他。王安石第一次做官就是做韓琦的下屬。韓琦當時是以卸任樞密副使的身份知揚州，地位崇重，非尋常知州可比。跟著這樣的長官，一般人都會努力搞好關係，力圖留下好印象，以便獲得提攜。可是王安石的腦子裡卻似乎沒有這根弦。他忙於讀書寫作，天天熬通宵，熬到天快亮的時候才有時間打個盹兒，等他睜開眼睛，太陽都老高了，只好匆匆忙忙趕去上班，常常來不及洗漱，樣子煞是狼狽。韓琦疑心這下屬昨夜喝酒鬼混，好心提醒「年輕人別荒廢了讀書，千萬不要自暴自棄」。王安石當面並不解釋，只在背後感嘆「韓公不是我的知己」。
在韓琦、張方平的眼裡，王安石不是好下屬，他不善於主動跟上級溝通，不夠聽話，喜歡生事。然而，即使是不喜歡他的人也不能否認王安石的工作能力。跟司馬光正相反，王安石官僚生涯早年的大部分時間都在地方工作，他做過鄞縣（今寧波）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和江東路的提點刑獄，所到之處，敢想敢幹、頗有政績。
當然，真正讓王安石蜚聲政壇的，卻是他做官的態度。傳統中國衡量個人道德水準的重要標準，是對待權力和地位的態度—「君子難進而易退，小人反是」。 用這個標準衡量，王安石一直都是高水準的君子。
宋朝官場有兩樁美事，第一是入館閣，第二是進京做官。對這兩樁美事，人人趨之若鶩，王安石只作尋常，看得極淡。館閣是宋朝中央的文官高級人才庫，得入館閣為館職，就等於上了升遷高速路。士大夫們哪個不嚮往？慶曆八年（1048）司馬光初入館閣，便激動得「涕泗橫集」。 王安石是慶曆二年（1042）的進士第四名，屬於高科及第，按照制度，做滿一任地方官回來就可以申請參加館職考試，可是王安石既不主動申請，也不接受別人的推薦。帝制時代，中央集權，皇帝和中央之所在聚集著權力和財富，是功名利祿的源泉，人潮洶湧奔向首都、奔向中央，王安石卻是逆潮流而動。他熱衷於在地方工作，以近乎排斥的態度對待進京入中央。1042年中進士之後，王安石在地方上工作了十二年才不情不願地奉召入京，在首都工作兩年之後又主動要求外任，1059年，他再度入京工作，直到1063年因母親去世才離開。不愛館職、樂做地方官，單憑這兩點，就足以使王安石成為道德標兵、時代楷模。
至和元年（1054），群牧判官出缺，想做的人很多，而朝廷把這個職位給了王安石。當時王安石還沒有帶上館職。有人不服，跑去跟宰相陳執中（990～1059）當面抗議說：「我帶上館職已經很久了，多次請求擔任群牧判官都沒能得償所願。王安石不帶館職，資歷又比我淺，憑什麼用他？！」陳執中回答說：「王安石之所以不帶館職，不是因為他不行，而是因為他多次拒絕了朝廷的招考。正因如此，朝廷才要在職位上給他特別優待，哪裡還需要斤斤計較什麼資格級別呢？朝廷設置館職，本來就是用來收攏天下人才的，從來論的也不是資歷官位。您好歹是學問之士，竟然好意思來爭權奪位，您的臉皮，實在比王安石厚太多。」 聽到這話，來人只好灰溜溜地走了。旁人哭著喊著都搶不到的職位，竟然會自動落到王安石的頭上。為什麼？物以稀為貴！宰相文彥博就覺得這個年輕人「恬退」，淡泊名利，應當破格提拔，來刺激那些一天到晚想陞官的傢伙，端正官場風氣。
王安石本人對於自己甘心做地方官的解釋很簡單也很直白：於私，他有一大家子人要照顧，需要用錢的地方多，而地方官工資較高；於公，他希望「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學」， 用轄區做試驗田，將自己治國安邦的想法付諸實施。這種念頭，放在高官成群的開封城，是想都不要想的。
這兩條，哪一條跟「恬退」都沒有關係。「恬退」只是別人眼中的王安石，或者說是時代有意在王安石身上凸顯的品質。不管怎麼說，「恬退」成了王安石的標誌性作風。因此，當王安石不「恬退」的時候，圍觀的人們便淡定不起來了。而王安石在神宗即位之後的表現卻是一而再地不「恬退」。
王安石的第一次不「恬退」發生在治平四年（1067）閏三月。嘉祐八年（1063）八月，王安石護送母親的靈柩歸葬江寧（今南京），丁憂守孝。治平二年十月，王安石喪服期剛滿，英宗就曾召他回京復職。詔書屢下而王安石屢拒。就這樣，在英宗統治的四年里，王安石一直都在江寧，收徒講學、從事著述，過著恬淡的隱居生活。治平四年正月，神宗即位。閏三月間，神宗下詔，命王安石出知江寧府，「人人都說王安石一定會推辭」。這一任命，出自韓維的大力推薦。就連韓維本人都預計王安石一定不會接受，因此，他在得知任命發出之後即向神宗上疏表示：「我今天聽說任命王安石知江寧府……私心以為這不是招置王安石應有的安排。為什麼？……王安石長期抱病，不能回朝，如今若才得了大州長官，就起來辦公，那就是王安石傲視皇帝命令，以圖自己方便。我就知道安石絕不肯這樣做。」照韓維的想法，神宗應當拿出更重要的職位、更大的誠意來招徠王安石。可是誰都沒有想到，詔書一到江寧，王安石就到府衙里辦公去了。王安石的表現，簡直看傻了開封政壇。韓維再去看自己那封奏札的草稿，覺得簡直就是自打嘴巴。南宋歷史學家李燾發現了韓維的奏札，鄭重其事地抄錄在《續資治通鑒長編》里，並且發表議論說，韓維這麼說，足以表明王安石「進退失據」。 我們可以在這後面再補上一句，李燾之所以留下這筆記載，足以表明以他為代表的宋朝的人們是多麼在乎王安石的不推辭。王安石辭都不辭就知了江寧府，這條「新聞」讓開封城裡的觀察家們熱熱鬧鬧地過足了嚼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