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八月，開封遭遇了罕見的水災。大雨從八月三日開始下，四日早朝，連宰相在內才來了十幾個人。宮裡邊積滿了水，只好打開西華門放水，大水奔涌而出，瞬間吞沒了西華門前的殿前侍衛營房。根據官方統計，水災導致萬餘間軍營和民房倒塌，「死而可知者，凡千五百八十八人」。 而這場水災只是離皇帝最近的，卻不是最慘的。去年夏秋，開封東南的十幾個州已經被大水淹了一次，「妻兒之價，賤於犬豕」，冬季氣溫異常偏高，又颳起了黑風。到得今夏，瘟疫大起，數千里之間，家家有垂死之人，送葬的隊伍在道路上哭得有氣無力。幸好地里的莊稼長勢還不錯，人人都以為秋天應當來一場大豐收，以補償人們所受到的折磨。卻沒想到，八月的這一場大雨最終衝垮了房屋，淹沒了田地，也破滅了人們的希望。
按照當時流行的政治思想，災害是上天示警，其根源是人間統治不當。英宗慌忙下詔，罪己求言。「皇伯派」以此為契機，指責英宗過度尊崇生父、背棄禮義，喪失民心人望；宰相專權惑主，堵塞言路。大災當前，皇帝和宰相只好偃旗息鼓，將濮王的尊崇議題暫時押後。
在所有的應詔上疏之中，司馬光最是直言不諱，他批評英宗在萬眾歡呼中登上帝位，即位之後的所作所為卻不斷地喪失人心，「不意數月之後，道途之議，稍異於前，頗有謗言，不專稱美。逮乎周歲之外，則頌者益寡，謗者益多」。司馬光說，英宗有三件事令天下人大失所望：第一，身為過繼之子，對先帝留下的皇太后和幾位長公主失於照顧，「疏母棄妹，使之愁憤怨嘆」，「此陛下所以失人心之始也」。第二，置國家大事於不顧，凡事不肯拿主意，「凡百奏請，不肯與奪」，導致「大臣專權」，「此天下所以重失望也」。第三，聽不進不同意見，把台諫官的批評意見完全交給大臣去處置，使天下忠誠之士喪氣結舌，失去了批評的動力，「此天下所以又失望也」。 司馬光還建議取消原定於十一月舉行的南郊典禮，改為皇帝在宮內恭謝天地，以節約開支，昭示畏天之志，安撫大災之後動蕩的人心。
這樣的建議，英宗當然不會聽從。十一月初四，英宗舉行了即位以來的第一次南郊大典。 南郊祭天，每三年舉行一次，是最高規格的常規祭祀。南郊之後，例行大赦，普天同慶，官民人等，雨露均沾。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南郊赦書長長的恩賜名單上，唯獨漏了英宗的生父濮王。難道說英宗已經幡然悔悟，決心謙抑自持，要以仁宗的皇統為重，放棄過度尊崇濮王了嗎？聽到這樣的猜測，司馬光只是苦笑。如果英宗決定謙抑，那就應該遵從禮義，接受侍從禮官的提議，大大方方地給濮王「皇伯」的稱呼和大國的封號。如今南郊赦典竟然避濮王而不談，顯然英宗還是要打破禮義，過度尊崇濮王。「皇伯派」和「皇考派」必將有一場決戰。
問題是，誰來打破僵局？
「皇伯派」與「皇考派」的較量
「皇伯派」決定主動出擊。南郊大典之後，御史台的副長官知雜侍御史呂誨上疏，「乞早正濮安懿王崇奉之禮」。也就是說，按照侍從禮官議定、司馬光起草的意見：第一，尊濮王為皇伯，以明確英宗作為仁宗過繼之子與濮王之間的宗法關係；第二，給濮王贈高官封大國，以表達英宗對濮王生育之恩的感激之情。相同訴求的奏疏，呂誨前前後後一共上了七道，而這七道奏章，全如泥牛入海。英宗方面，毫無反應。沒奈何，呂誨祭出了言官的殺手鐧—辭職，然而他的四道辭職奏章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
呂誨的滿腔怒火燒向了宰相，他把矛頭對準了首相韓琦，彈劾他專權擅政，「在重要崗位上安插自己的黨羽，破壞、紊亂朝廷法度」。呂誨說：「朝廷每提拔一個官員，人們都說這人必是韓琦的親朋故舊，朝廷每罷免一個官員，人們都說這人肯定是韓琦的冤家仇敵。」長此以往，「天下只知琦之恩仇，而不知陛下之威福也。」陛下如此信任韓琦，殊不知韓琦卻在偷偷盜竊、轉移陛下的權柄！至於濮王尊崇事件，呂誨認為，是韓琦把皇帝引導上了一條越禮非法的路，「仁宗永昭陵土未乾，玉幾遺音猶在，而韓琦的忠心已改，以為上天是可以欺騙的，搞得皇帝、皇太后兩宮嫌隙日生，引惹天下人怨怒，讓皇帝遭受不仁不義的指責……我們還能說韓琦忠誠嗎？」 結黨營私、專權不忠，這是對一個宰相最致命的攻擊。呂誨在啟發、誘導英宗對韓琦的憤怒。
從這個角度攻擊韓琦，的確是非常有力的。韓琦於嘉祐六年（1061）接替富弼擔任首相，至今已經五年。仁宗晚年中風，不能親理朝政。一應朝廷大事，皆由韓琦主張。英宗的即位本就得益於韓琦力挺，即位之後旋即發病，諸事不理，其皇位又曾遭遇質疑和危機，若非韓琦掌舵，英宗只怕自身都未必能夠保全。逼迫皇太后撤簾，扶植英宗重掌大寶，韓琦的功勞是第一位的。然而，正因如此，韓琦的權勢和作風也越來越遭到質疑。韓琦逼迫太后撤簾的霸道做法，讓司馬光齒冷。他曾經上疏提醒英宗，要防止大臣專權，要保護本朝以台諫監督朝政的優良傳統。 儘管如此，對於呂誨的做法，司馬光還是感到了一絲擔憂。
果然，呂誨的重炮不僅沒有擊落韓琦，反而傷到了同屬「皇伯派」的翰林學士范鎮。范鎮被免去了翰林學士之職，外放陳州知州。皇伯派又少了一員大將。為什麼會這樣呢？
遭到呂誨的彈劾後，韓琦立即上表，請求罷相離京。英宗當然不答應，於是命令翰林學士范鎮代筆批示。范鎮寫了一句話：「周公不之魯，欲天下之一乎周。」據說，這句話讓英宗很不高興。周公的封地在魯，可是周公沒有到魯地去，而是留在王都輔佐成王，維護大周天下的一統。把韓琦比作周公是什麼意思？難道說，他老人家走了，天下人的讚美謳歌、國家的司法行政也要跟著走嗎？你的眼裡還有沒有朕？！英宗一時著惱，范鎮因此罷職。也有人說英宗本來沒那麼敏銳，是歐陽修挑撥離間，過度闡釋，撥動了英宗敏感的神經。歐陽修說：「范鎮用周公來比擬韓琦，那麼就是用小孩子成王來比擬陛下呀！」
不管觸因如何，司馬光的好朋友、老同年，「皇伯派」的一員大將范鎮被趕出了開封。皇伯派出師不利。這是治平三年（1066）正月初的事情。
數日之後，呂誨集結了在京的所有台諫官員，再度上疏，言辭犀利，對中書全體宰相、副宰相提出彈劾。彈章的措辭可以說是刀光劍影、殺氣騰騰，對於宰相府的總體狀況，用了「豺狼當路」「姦邪在朝」八個字。四名宰相、副宰相，每一個都罪責難逃：參知政事歐陽修，「首開邪議」，「欲累濮王以不正之號，將陷陛下於過舉之譏」，罪在「不赦」，人神共棄。首相韓琦，明知故犯，文過飾非。次相曾公亮、參政趙概，苟且依違，不負責任。彈章的最後放出了狠話：「議論既然不能統一，照理難以同朝並立。我們和歐陽修，怎麼可以都留在朝堂之上呢？！」
這篇氣勢洶洶的彈章，背後的力量其實很弱小。所謂的全體台諫官員，一共多少人？只有三個：知雜侍御史呂誨、侍御史范純仁（1027～1101）、監察御史里行呂大防（1027～1097）。這就是當時在京的台諫官員總數。宋朝諫院定額六員，御史台官的人數最高曾達到二十人，一般情況下也要維持在十人以上。而當時的諫院實任諫官二員，「司馬光遷領他職，傅堯俞出使敵廷」，只剩了一間空房子。御史台長官御史中丞出缺數月，空置不補；連同副長官知雜侍御史呂誨在內，在任御史共計六員，三員奉旨外出公幹，在台供職的只有三員。不由得呂誨不感嘆：「言論官只差沒有徹底取消了，自古以來，言路的壅塞，沒有像今天這樣嚴重的！」 而這種情況，正是皇帝和宰相喜聞樂見，一手造成的。他們想要的是幫助皇帝實現尊崇生父的意願，至於言路是否堵塞，在他們眼裡，都是不重要的，或者說是可以暫時放下的。
宰相府當然是毫不相讓。台諫與宰相，「皇伯派」與「皇考派」劍拔弩張，雙方已經擺出了勢不兩立的態勢，雙方都等待著英宗的最後決定。
皇太后成了棋子
以司馬光對英宗的認識，他絲毫不懷疑英宗會站在宰相府一邊。但問題是，皇帝將怎樣突破禮義的束縛、破解眼前的僵局？
這天上午，剛剛散朝，一個消息就傳到了司馬光的耳朵里。據說，宰相們要請皇太后親自出面來化解僵局。首先，皇太后會親筆寫一封信來表達善意，提出尊濮王為皇，濮王夫人為後，建議皇帝稱呼濮王為父親。然後，皇帝會表示謙讓，拒絕給濮王及其夫人皇、後的尊號，但接受稱濮王為父親的建議。如此一來，英宗稱生父濮王為父親，則是奉了皇太后的慈命，不但不是越禮非法，反而是孝道行為了！真真的兩全其美！
這樣的「好主意」，究竟是誰想出來呢？韓琦，還是歐陽修？曹太后會配合嗎？不配合又能怎樣？英宗的皇位已經穩固，大權在握的宰相們支持他。而曹太后，撤簾之後，退居深宮，無權無勢，真就成了「無夫孤孀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