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諫官逃跑了？
司馬光離開諫官崗位的起因，是一道提級命令。
治平二年（1065）十月初四，朝廷發布任命，把司馬光的級別從天章閣待制升到龍圖閣直學士， 他的職位則仍然是知諫院—專門負責批評的官。
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都是榮譽頭銜，沒有實際職權，但是無比榮耀，帶上這類頭銜就意味著成為皇帝的文學侍從，進入了高級文官的行列。這類頭銜只要帶上，除非犯嚴重錯誤，終身不摘，而大宋朝廷的很多重要職位，不帶這類頭銜，是沒有資格染指的。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生前就是天章閣待制。嘉祐七年（1062），司馬光初除天章閣待制， 進入皇帝侍從的行列，獲得了與父親同樣的職名，「名參侍從，身踐世職」，悲欣交集。而他當時的職務已經是諫官，不能請假還鄉，所以只得在開封寓所的小院里灑淚遙祭，面向涑水故園的方向，告慰父親的在天之靈：「甘旨之養，已無所展。忠直之風，庶幾不墜！」
如今，司馬光自天章閣待制遷龍圖閣直學士，在文學侍從的行列中排行更前了。他的天章閣待制是先帝給的，而龍圖閣直學士則是當今皇帝的恩典。既蒙先帝恩寵，又得今上眷顧，端的是前途無量！然而，司馬光對這個龍圖閣直學士的反應卻是相當冷淡，他上奏給英宗說：
我在諫官的崗位上已經幹了五年，是本朝任職時間最長的諫官。一直以來，我只知道竭忠報國，從不為自己考慮，所以立敵太多，常常擔心自己和子孫他日會沒有容身之地。現在朝廷又給我加官晉級，我怕受了這番恩寵待遇之後，更加無法離開諫官的崗位，而只要我在這個位置上，就免不了要得罪皇帝，招致殺身之禍。
在這封奏狀的最後，司馬光請求皇帝收回成命，讓自己離開首都，到老家附近去做一個地方官。英宗接到奏狀之後，並沒有收回龍圖閣直學士的頭銜，而是免去了司馬光的諫官職務。所以，我們最後看到的結果就是，在濮王的父親名義爭奪戰決戰之前的關鍵時刻，「皇伯派」的主筆、議論最有力、聲音最響亮的司馬光離開了諫官職位，退出了爭論！而且，辭諫官是司馬光的主動行為，他主動放棄了言職，放棄了高舉「皇伯派」旗幟，沖在最前面引領輿論的位置。若事實果真如此，那麼，司馬光就背棄了和他一起對抗皇帝私慾、宰相權勢的禮官侍從群體，這是中道變節、背信棄義！司馬光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這不像是司馬光的作風。但不是嗎？他自己說的，做諫官已經得罪了太多的人，再做下去只怕會招致殺身之禍，所以他寧願到外地去做一個知州！這難道不是在主動請辭嗎？司馬光卸任諫官，真相究竟如何？
離職真相
常言說，「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其實眼睛所見的，也未必都是事實。真實往往蘊含在細節之中，歷史必須細讀。與司馬光離開諫官崗位相關的，有三通文書，也就是他拒絕接受龍圖閣直學士恩寵的三通奏狀。 反覆誦讀這三通奏狀，仔細玩味司馬光的文中真意，司馬光離開諫官職位的全過程豁然展現。
十月四日，朝廷發布了給司馬光龍圖閣直學士的任命，同時得到龍圖閣直學士頭銜的還有同為天章閣待制的判太常寺（禮官）呂公著。這兩位都是皇伯派的核心人物。呂公著的態度和司馬光一樣強硬，有人想在濮王的「皇伯」後面加個「考」，把「皇伯」變成「皇伯父」，呂公著一句話就給徹底否決了。恩典突如其來，卻非毫無鋪墊，肯定有人私底下找司馬光和呂公著吹過風—當然，這類秘密遊說在文字上不會留下任何痕迹。英宗和宰相的意圖實在不難猜，他們想要用更高級的侍從頭銜來收買司馬光和呂公著。如果這兩位最強硬的皇伯派改變了態度，那麼，剩下的人就好辦了。
接到龍圖閣直學士的敕告（任命文書）之後，司馬光於十月六日上了第一狀，表示不能接受，請求皇帝收回成命，「所有除龍圖閣學士敕告，不敢祗受」。在這封奏狀之中，司馬光表示，自己不是一個合格的諫官，「曾無絲毫裨益聖德」，他為自己的失職表示不安，並請求外任。這是什麼意思？我做諫官，就要盡職，裨益聖德，勸說皇帝克己復禮；陛下可以把我調走，我不怕外任。換句話說，只要我在這裡，在諫官的位置上，濮王就只能是「皇伯」，沒商量。
這封奏狀，讓英宗領教了司馬光的強硬。然而，他仍然不死心。對於司馬光不接受任命文書的做法，英宗乾脆採取了不予理睬的態度。於是，司馬光又上了第二狀，這一狀引用了真宗時候一則有關諫官職責的詔書，詔書規定：「諫官任職滿三年，如果公認不能稱職，則要予以降級處分，調任地方基層小官。」司馬光說：「我從嘉祐六年七月進入諫院供職，到現在已進入第五個年頭……（我幹得極不好）現在給我處分都算晚的了，沒想到陛下竟然還要提拔我，讓我帶著更崇高的侍從頭銜繼續做諫官。我自己想想都慚愧，更不要說別人怎麼看了。所以，如果朝廷寬大，不肯依據真宗年間的規定處罰我，那麼，就請讓我去外地當個知州吧。」這第二狀的結尾，仍然是那句「所有除龍圖閣學士敕告，不敢祗受」。
連著兩狀上去，再不理睬，未免說不過去。英宗只好授意中書，讓宰相出面，下了一道札子（文書）通知司馬光，「聖上有旨，龍圖閣直學士任命不許辭免，相關文書，即命接收」。皇帝都說了「不許」，司馬光還能怎樣？照辭不誤！司馬光又上了第三狀。這第三狀同樣以「所有除龍圖閣學士敕告，不敢祗受」結尾。第三狀最核心的內容，前面已經引過，讓我們把它回放到司馬光當時的心境當中，再看一遍，細心體味其中真意。司馬光寫道：
我在諫官的崗位上已經幹了五年，是本朝任職時間最長的諫官。一直以來，我只知道竭忠報國，從不為自己考慮，所以立敵太多，常常擔心自己和子孫他日會沒有容身之地。現在朝廷又給我加官晉級，我怕受了這番恩寵待遇之後，更加無法離開諫官的崗位，而只要我在這個位置上，就免不了要得罪皇帝，招致殺身之禍。
這是什麼意思？司馬光想要傳達給皇帝的，究竟是怎樣的信息？「只要我在諫官的位置上，就一定不會退縮，即使陛下要治我的罪、砍我的頭，我的立場絕不改變，濮王只能是『皇伯』！」
話說到這個份上，司馬光堅持不退，英宗就只能自己退了，不能讓諫官司馬光改變立場為自己代言，那就只能把司馬光調離諫官的崗位！這才是司馬光離開諫官崗位的真相。司馬諫官沒有逃跑，是他的皇帝把他推開了。
「臣有事業，君不信任之，則不能成。」 這是司馬光十七歲時寫下的文字。沒有皇帝的支持，臣下想做什麼都不可能。關於君臣關係，司馬光早已勘破。當然，作為臣子，卻還可以有最後一招—轉身離去。只是，英宗皇帝畢竟還沒到昏庸暴虐的地步，合作是可行的，也是必須的。除此之外，作為諫官，司馬光還有一個秘密武器—豁出去在朝堂上公開叫板，跟皇帝和宰相當面理論。這樣的諫官，宋朝不是沒有先例的。祖宗家法，不殺大臣不殺言事官，提意見再尖銳也不犯死罪，而那些敢於當面頂撞皇帝、公開跟宰相叫板的言官，往往會贏得不畏強權、勇于堅持真理的美名，為自己積攢下豐厚的政治資本，縱然當時遭到貶黜，後來卻往往官至高位。只是這樣的公開叫板卻並不真正解決問題，一個或者一群言官站出來高調挑戰皇帝、宰相的權威，老鼠要跟大象比賽拳擊，這場面本身就極富刺激性，它會轉移人們的注意力，讓人們忘記言官是為了什麼站起來的，忘記真正的問題，轉而看起熱鬧來。然而熱鬧和看熱鬧都於事無補。這樣的做法不符合司馬光的理想。所以，他寧可冒著被誤解的危險，默默接受升任龍圖閣直學士的命令，離開了諫院。
把名字刻入石頭
聲震朝野的諫院，其實規模很小，小小的院子，樸素的辦公室，當時只有兩名諫官—司馬光、傅堯俞，以及一塊石頭。這塊石頭就是「諫院題名碑」。碑是四年多之前司馬光初任諫官時親自主持樹立的。碑文的最前面是司馬光親手寫下的一段文字：
……居是官者，當志其大，舍其細，先其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
做諫官的人，應當抓大事，先急務，一切行為以國家利益為指歸，不計個人得失。汲汲於求名，與汲汲於求利，二者看似不同，其實並無本質區別。這就是司馬光對諫官職責的理解。諫官肩負著發現問題的責任，所以，一個諫官必須時刻保持清醒和敏銳，堅持國家利益至上，諫官應當審慎地對待名聲，「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於利也」。這段話，司馬光絕對是有感而發的。在進入諫院以前，他耳聞目睹了某些台諫官員為了自己出名、專攻宰相大臣隱私的做法，他的恩師龐籍（988～1063）就是因為此類攻訐跌下宰相高位的。對於受過良好儒家教育、有著崇高理想的士大夫而言，安貧樂道、拒絕金錢的誘惑也許並不難，難的是拒絕名聲的誘惑。好名聲，本身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