難產的報告
治平二年（1065）四月九日，一場討論在太常禮院舉行。主持討論的是翰林學士王珪，參與討論的二十幾位，除了太常禮院的禮官，就是皇帝的文學侍從官，都是飽學之士。 討論進行得很順利，一番引經據典的論證之後，很快便就中心議題達成一致。按照事先約定，討論結果將會形成報告，以文字形式呈送給皇帝，以供決策參考。照理，起草報告的責任屬於翰林學士，輪不到旁人。書吏磨好了墨，鋪開了紙。寬敞的大廳里漸漸安靜下來，眾人的目光集中到幾位翰林學士的身上。然而，翰林學士王珪、范鎮等人卻是面面相覷，無人開口，更無人動筆。大廳里的氣氛迅速降到冰點，跟討論時的熱火朝天形成了鮮明對照。就在這個時候，司馬光奮然起立，穩步急行，走向桌前，拿起了那桿無人敢動的千鈞之筆。他走過的時候，在旁的人分明感到了一陣凜然之氣。
他們討論的究竟是什麼問題，又達成了怎樣的一致？既然意見一致，卻又為何無人敢執筆立議？
討論的中心議題是，應當給皇帝的生父濮王怎樣的名分和禮遇。問題是宰相韓琦提出來的，韓琦說：「禮不忘本，濮安懿王德盛位隆，所宜尊禮。」 根據韓琦的提議，英宗下令，禮官、文學侍從集體討論，以便達成共識，為濮王尋求合乎禮義與感情的名分待遇。
司馬光一直懸著的擔心終於重重地落到了實處，他不幸言中了。作為一個過繼子，英宗有兩重父母，生父母濮王和他的夫人們，過繼父母仁宗和曹太后。按照禮制，旁支既已入繼大統，就是嫡系長房的兒子，應當用侍奉父母的禮儀侍奉過繼父母，對於親生父母，就要降低崇奉規格—這是大義、公道，是儒家所主張的倫理秩序。然而，誰不愛自己的親生父母？旁支之子，一旦登上帝位，大權在握，則難免想要尊崇親生父母—這是私心。人人都有私心，唯有克制私心，服從大義，秩序才能得到維護。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然而克己復禮，談何容易？！想當年，仁宗無子，克己復禮，為天下安危計，選立宗室是唯一的出路。可是，在私心與公義之間，仁宗硬是掙扎了七年多，到死都不肯給英宗皇太子的名義。如今英宗歷盡委屈，「備胎皇子」終於獲得了最高權力，原本極度壓抑的私心獲得了舒展、伸張、膨脹的機會，克己復禮，只怕是更大的難題。
自從英宗即位以來，司馬光就把防止皇帝以私害公作為自己的責任，時刻盯防，一毫也不肯放鬆。
兩年以前，嘉祐八年（1063）四月二十七日，英宗第一次病休剛剛結束，司馬光就曾經上疏討論此事。他為皇帝列舉了歷史上從旁支入繼大統的兩種做法：一種，比如在漢昭帝之後即位的漢宣帝，是漢武帝的曾孫，但是，他的祖父衛太子、父親史皇孫都沒有當過皇帝，宣帝雖然愛自己的祖父和父親，卻始終不敢為他們加上任何過分的尊號。另一種，比如兩漢的哀、安、桓、靈四帝，也是自旁支入繼大統的，卻都給自己明明沒有當過皇帝的父親加上了「某某皇」的頭銜。這兩種做法，司馬光說，前一種符合大義和公道，「當時歸美，後世頌聖」，後一種侵禮犯義，「取譏當時，見非後世」。他希望英宗以後者為鑒，杜絕過度追尊親生父母的想法。在那封奏疏的最後，司馬光表達了深切的擔憂：
（臣）誠懼不幸有諂諛之臣，不識大體，妄有關說，自求容媚。陛下萬一誤加聽從，聖言一出，布聞於外，則足以傷陛下之義，虧海內之望。
司馬光的擔心，就當時的形勢而言，為時尚早，其時，太后尚在垂簾，皇帝立足未穩，縱有其心，亦無其力。然而，此後英宗的表現卻讓司馬光的心始終無法放鬆。
不管有過怎樣的前情往事，對於皇太后和仁宗，英宗實在是孝道有缺的。
英宗不虞司馬怒
讓司馬光最感痛心的一件事，是英宗拒絕親自主持仁宗的虞祭典禮。
什麼叫虞祭？就是對死者木主也就是牌位的祭祀儀式。「虞，安也」，通過對木主的祭祀來安慰死者的靈魂。《禮記》說：「送形而往，迎精而反。」 按照華夏族的葬禮，將死者遺體送到墓地安葬之後，還要將死者的靈魂迎回家中。承載著死者靈魂的木主在墓地製作，運回家中供奉。一路之上，「孝子為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需要每天祭祀，以安其神。宋朝皇室的墓地在河南府永安縣（鞏縣），從鞏縣到開封，路途遙遠，再加上皇家禮儀以繁複為高貴，所以，從木主離開墓地到進入太廟，一共要舉行九次虞祭。
仁宗是十月二十七日在鞏縣的永昭陵下葬的，五天之後，也就是十一月初二，他的木主抵達開封。在此之前的五次虞祭，因為是在路上，所以都是由官員代行其禮。十一月初三，「木主已達京師，近在內殿」，明明就已經跟皇帝的居所近在咫尺了，可是，英宗竟然還是沒有親行其禮，仍然派宗正卿代勞！
聞知此事，司馬光震驚之餘，當即上疏，提醒英宗「虞者孝子之事」，是不能找別人代替的。從初四到初六，還有三虞，「慾望自來日以後，陛下親行其禮」。 英宗收到奏疏，立即下令禮官準備皇帝親虞的儀仗。這讓司馬光感到十分安慰。
可是，結果又怎樣呢？
第二天早晨，按照儀式要求，文武百官都穿著祭服，在殿庭里列隊肅立，準備侍奉皇帝親虞。然而，時辰已過，英宗卻仍然不見蹤影。最終，宮中還是傳來了令人沮喪的消息：「皇帝病情突然加劇，出不來了。今日虞祭，仍命宗正卿代行！」
消息傳開，所有人都呆住了，很多人在搖頭，發出無聲的嘆息。司馬光則簡直要怒髮上沖冠。皇帝究竟意欲何為？！勉強跟隨宗正卿行了虞祭之禮，司馬光回到諫院，憤然上疏，質問英宗：「如果說之前有關部門沒有為陛下設置親祭之禮，那還可以說是有關部門的錯。可是今天的事情，您已經答應親祭了，有關部門也按照親祭準備儀仗了，那又該誰來承擔責任呢？這都是因為我愚蠢，非要建議陛下親祭，結果反而彰顯了陛下的過失，我的罪過太大了，請陛下裁處！」
這樣激烈的言辭，在以溫和理性著稱的司馬氏奏疏中，實屬罕見。司馬光心中的憤怒，可以想見。
只可惜，司馬光的憤怒對於英宗並不奏效。英宗「竟以疾故，迄九虞不能出也」。
奮筆立議，當仁不讓
英宗不虞的本質，就是拒絕履行一個孝子應盡的義務。明眼人都看得出，正如從前仁宗在內心深處拒絕承認英宗這個兒子一樣，英宗在內心深處也拒絕承認仁宗這個父親。這一對幽冥永隔的過繼父子，積怨太深了。
不願意承認過繼父親，則必然過度尊崇生父。思前想後，司馬光憂心殷殷。他擔心，一旦皇太后撤簾，英宗完全掌握最高權力之後，會越過禮法的束縛，做出違背禮法的事情。他更擔心，朝中會有諂媚之臣拿此事做文章，慫恿英宗。果真如此，權勢壓倒禮義，必然人心大壞，實非江山社稷之福。所以，一有機會，司馬光就勸說英宗、提醒英宗。他提醒英宗「治身莫先於孝，治國莫先於公」。 對於英宗而言，做仁宗和曹太后的孝子，既是修身之道，也是治國之要，是公義；而過度尊崇親生父母則是私愛，有悖公義。
讓司馬光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尊崇英宗生父的提議竟然來自他素來尊敬的老一輩政治家韓琦；更讓他想不到的是，韓琦首建此議的時間竟然是在治平元年（1064）五月太后撤簾之後。這便等於是前腳用詐計逼迫曹太后撤簾，後腳便教唆皇帝倚仗權勢敗壞禮義，對先帝的皇后步步緊逼，對在位的皇帝阿諛諂媚，韓琦是何居心？！司馬光當時的憤怒是難以言表的。幸好，英宗不算太糊塗，把韓琦的提議壓了下來，批示說：「等過了仁宗的大祥再討論。」 大祥，也就是兩周年祭典。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九日，仁宗大祥。第二天，司馬光就和諫院同事傅堯俞（1024～1091）一起前往中書，面見韓琦、曾公亮、歐陽修、趙概等四位宰相，申明「為人後者不得顧私親之意」（過繼子不得過度尊崇親生父母）。 四位宰相當時不置可否。一個月之後，韓琦還是再度拋出了這個問題，而英宗也順水推舟，隨即下令侍從、禮官集議，討論濮王的尊崇問題，於是，就有了本章開頭所描述那一場討論。
英宗與諸位宰相的意圖，是不言自明的。他們當然希望這場討論能達成對英宗的生父濮王更為有利的結論。可是，在司馬光等人的主導下，二十幾位侍從、禮官幾乎沒費什麼周折，就達成了一致：維護仁宗的宗法地位，反對過度尊崇濮王。這種意見合乎禮制的精神，有利於秩序的穩定，然而，它不符合英宗的私心，也悖逆了宰相的意思。如何措辭，煞是為難。臨到落筆，眾人面面相覷，無人敢動。這中間甚至包括了司馬光最為尊重的老同年、當時主管禮院的翰林學士范鎮。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關鍵時刻，司馬光毅然提筆，略加思索，便成就了一篇辭明理暢、言簡意賅的奏議。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