式微式微不得歸
治平二年（1065）三月，司馬光終於再次踏上了涑水故園的土地。此番重來，距離上次還鄉，中間隔了整整十五年！
上一次探家，是在皇祐二年（1050）。那一年，司馬光三十二歲，初入「館職」，剛剛進入大宋王朝的高級人才儲備庫，身體充滿活力，內心充滿希望。在贈給同鄉後輩的詩里，他寫道：「況今有道世，谷祿正可干。勖哉二三子，及時張羽翰。力學致顯位，拖玉簪華冠。」 司馬光認為他所處的是一個有道之世，是值得大幹一場的時代，他是樂觀的，向上的。那個假期很長，時間寬裕，司馬光優哉游哉，從春天一直住到夏天，甚至有時間親自督造了一座新宅。在新居寬敞的書齋里，他讀經閱史，神交古人，養精蓄銳，憧憬著新的出發。
如今，十五年過去，一切都發生了改變—「青松弊廬在，白首故人稀。外飾服章改，流光顏貌非。」 院子里親手栽下的松樹已經亭亭如蓋，當年寬敞明亮的書房卻透著老舊寒磣。身上的官服更加高級，鏡中的容顏卻日漸衰老。故友凋零，黑髮斑白，牙齒脫落，身體不再結實，生命的活力就像是岸邊的沙，被歲月的流水悄悄帶走—除了遠處巫咸山的輪廓，一切都不復從前。
變化最大的，是司馬光的心境。
此番還鄉，司馬光請的是「事假」，事由是「焚黃」。由於司馬光的地位，皇帝給他父母追贈了更高級別的榮譽頭銜，發放了告身，焚黃就是把用黃紙抄好的告身副本，到墳前去燒送給先人。焚黃假期很短，只有十幾天，所以，此番還鄉，他是匆匆而來，匆匆而去，一路奔波，備極辛苦。
在司馬池墓前，司馬光親手擦拭著父親的墓碣，泣不成聲—他已經有十年沒能為父親掃墓了。嘉祐元年（1056），司馬光做并州通判的時候，曾經有一次因公出差到夏縣附近。涑水故園近在咫尺，可是按照制度規定，因公出差者不得私自還鄉。所以，司馬光並未還家，也沒有通知涑水父老，只抽空拜祭了父母的墳墓。 如今將近十年過去，他這才又得著機會再次為父親斟一杯水酒，坐下來跟母親說說心裡話；下一次再來，又會是什麼時候呢？自己也已經四十七歲了，還有下一次嗎？這樣的念頭，想起來真是讓人感傷。
此番重回，司馬光的心情只能用「沉重」來形容。「十六載重歸，順途歌式微」， 在司馬光的心中回蕩著的，是「式微」的歌。
「式微」，語出《詩經·邶風·式微》：「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為乎中露！」 說的是臣子為國事奔忙，不得與妻子團聚。「式微」歌中隱藏的，是一個歸隱田園的夢。陶淵明《歸去來兮辭》說：「田園將蕪，胡不歸！」儒家講究「學而優則仕」，以修身、齊家為立身根本，以治國、平天下為至高理想，歸根結底，是要出來服務社會的。然而，又有哪一個讀書人的心底不藏著歸隱田園的夢？哪怕是春風得意之時，聽到漁歌互答，也不免有「式微」之嘆。十五年前返鄉，到硤石山中拜會隱士魏閑，看到老大哥那麼悠閑自在的山居生活，司馬光也羨慕過，讚歎過，腦海里閃過「式微」的歌。 只是，這一次，司馬光歌「式微」的心情顯然不同。他歌「式微」，更多的不是要歸去，而是嘆凋敝。
首都開封以外的大宋王朝，狀況遠比他想像的更為嚴重。中央官出京，不管公差還是私事，地方上迎來送往是免不了的。司馬光是皇帝侍從、諫官，又是中生代政治家中的代表人物，儼然未來宰輔，想要結交他的人多如過江之鯽，各種遊山玩水、宴會雅集的邀請紛至沓來，對此，司馬光一概謝絕，毫無商量。可是，不接受招待不等於自命清高、閉門自鎖，相反，司馬光抓住一切可能的機會密集走訪、密切接觸沿途官民，因為他深知，開封不等於大宋王朝，各種文書報告里的地方也不可能是真實的地方，只有親身探訪才能深入了解地方政情、民情，了解宋朝的實情。這一路探訪下來，司馬光「式微」歌的調子越發沉重而嚴峻了。
讓司馬光歌「式微」、嘆凋敝的是三件事。
財力屈竭國堪憂
第一樁讓司馬光感到不安的，是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
真實情況的了解是從面對面的交流開始的。本州的光榮—司馬諫官賞光屈臨官舍共進晚餐，讓陝州知州感到既榮幸又局促。按照司馬光的要求，知州大人為司馬諫官準備的是一葷三素，最簡單的面飯，酒還是有的，是當地官府酒務里自釀的酒，味道雖然不壞，可是籍籍無名，哪裡比得上開封府的瑤泉佳釀、羊羔美酒！聞道司馬諫官為人樸素，可是拿這樣的席面來招待尊客，知州大人還是心中不安。
見過了毫無架子、一言一行透著真誠的司馬諫官本人，三五杯入肚，寒暄的套話說過，知州的狀態鬆弛下來。說到本州財政，他的臉色頓時從恭敬客氣轉成了焦慮愁苦：「倉庫都是空的，沒錢，也沒有糧食。官員工資怎麼發？軍人的糧餉怎麼發？只能臨時現湊。一個月一個月地湊。軍糧是不敢拖欠的，湊足了先發軍人的，再發官員的。實在湊不出，就只好欠著……」
對於國家的財政狀況，司馬光早有擔憂。三年以前，他上疏仁宗皇帝，就說：「我擔心國家未來最大的災患，不是別的，而是財力屈竭。」 可是，地方的實際狀況竟然如此糟糕，卻是他始料不及的。那麼，陝州的情況究竟是個別，還是一般？一路看來，州州如此！
錢都到哪兒去了呢？被中央拿去了。中央的錢又都到哪兒去了呢？養兵，養官，還有賞賜。大宋朝什麼多？官多，兵多。真宗皇帝的時候，在冊官員總數是9,785，現在是多少？ 24,000多， 五十多年凈增14,215人。太祖的時候全國總兵力20萬，現在是116.2萬，八十年凈增96.2萬人。 官多不辦事，兵多要吃飯。再加上1038～1044年間，宋和西夏開了一戰，耗費巨大，契丹又趁機勒索，到仁宗晚年，國家財政已經是不堪重負。而英宗上台之後，在仁宗的喪事上大肆鋪張，更是把家底兒都折了進去。
仁宗的陵墓規格，完全是比照著真宗的定陵來做的，而定陵的豪華程度遠超太祖的昌陵和太宗的熙陵。可是，修定陵那時候宋朝什麼家底兒？「帑藏充積，財力有餘」。如今又是什麼家底兒？「國用空乏，財賦不給，近者賞軍，已見橫斂，富室嗟怨，流聞京師」。 很多官員上疏反對，禮院編修蘇洵（1009～1066）給韓琦寫信，甚至引用了「華元不臣」的典故來責備宰相。春秋時候，宋國大臣華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韓琦的臉都氣白了，但是卻固執地堅持厚葬仁宗。
為了修築仁宗的陵墓，一共動用了46,780名軍人，調動錢、糧50萬貫、石。雖然英宗下詔說：「山陵所用錢物，並從官給，毋以擾民。」可實際情況卻是，「詔雖下，然調役未嘗捐也」。三司使蔡襄親自充當定陵工程的財物主管，按照他的預算，整個工程需要耗費錢、糧50萬。可是，國庫里明明是不夠的。怎麼辦？有人給出聰明主意，挪用陝西緣邊的入中鹽—那是軍需物資，這樣的歪腦筋竟然也有人敢動！陝西的財政主管—轉運副使薛向極力反對挪用，但他同時保證獻出同樣數額的錢和糧。薛向的錢糧哪裡來？當然還是陝西的戰備物資！ 蔡襄要求，定陵的石材、木料都要用最好的。在蔡襄的調度下，運抵工地的物料，超出實際需要量的幾倍。而這些耗費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千難萬險運抵鞏縣的物料，後來很多都沒有用上，又得耗費人力、物力、財力把它們運走。 「累歲備邊，一日費之」， 為了埋葬一個死去皇帝的屍體，整個國家多年積累的戰備物資，一時間消耗殆盡！
高層辦理仁宗喪事的揮霍態度，讓司馬光感到憂心忡忡。事實上，仁宗剛剛去世，定陵工程還沒有動工，高層大手大腳的作風就已經開始暴露。按照傳統，新皇帝上台之後，會以分享先帝「遺愛」的名義賞賜高官近臣。遺愛賞賜的內容應當以先帝遺物為主，重要的不是財物，而是感情。可是，仁宗的遺愛賞賜顯然偏離了這一主旨，「所賜群臣之物，比舊例過多幾倍」。司馬光一個諫官，所得賞賜絕非最高，可是所得黃金、珍珠加起來也值一千貫。司馬光是個窮官兒，一生清貧，這些錢足夠他置個宅子、買上一個小花園的了。然而，這些錢卻讓司馬光感到恐懼：遺愛賞賜，首都是直接從宮裡、庫里拿，外地卻是只有政策沒有撥款的，有的地方，倉庫里根本沒錢，沒錢也要賞，怎麼辦？向有錢人借！拿不出怎麼辦？你有錢財，我有權力！官府借錢，誰敢不借，誰敢拖延？！司馬光擔心，遺愛厚賜，再加上後續的定陵工程，以及向契丹報喪的禮儀往來費用，最終會導致財政狀況極度惡化。到那個時候，國庫里沒錢，必然要從重搜刮老百姓。老百姓的日子已經夠苦的了，拿什麼來應付？萬一再遭遇水旱災害，那就只有鋌而走險，去當強盜了！
「因公家之禍，為私室之利」，這樣的事，司馬光斷不肯為。他上疏請求朝廷允許侍從之臣自願捐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