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皇帝瘋了
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1063年4月30日）的半夜，仁宗皇帝突然駕崩。第二天，四月初一，宰相韓琦（1008～1075）宣讀大行皇帝《遺制》，命皇子趙曙（1032～1067）即位，尊皇后曹氏（1016～1079）為皇太后。
《遺制》就是皇帝的遺囑，它的主要功能和核心內容當然是交代後事。儘管如此，仁宗《遺制》的一頭一尾還是流露出強烈的個人情感。《遺制》的開頭簡單地回顧了仁宗的帝業：「我繼承大統四十二年來，一度擔心自己資質淺薄，不足以擔當祖宗留下的宏圖大業。幸而戰亂平息，百姓安居樂業，我何德何能，得以致此？！……」在結尾處，仁宗感嘆：「當死亡與生命交界，只有聖人才能參透它的奧秘，幸好我大宋天命不墮，後繼有人，更要仰賴各位文武大臣悉心輔佐，補充新皇帝的不足。我還有什麼可遺憾的呢？」
這篇《遺制》當然不是仁宗的親筆，而是仁宗去世之後翰林學士王珪（1019～1085）的代筆之作。然而，如果仁宗在天有靈，應當也會同意《遺制》中所表達的不捨得與不甘心。作為一個皇帝，仁宗十三歲即位，在位四十二年，撇開劉太后攝政的十年，仁宗親掌大政三十二年，他和宰相大臣們一起，領導宋朝擺脫了西北邊疆的危機，保衛了國家安全，重建了宋—遼—西夏間的國家關係平衡；對於宋朝建國以來在官僚特權、行政體制等方面積累下來的弊端，仁宗有著清醒的認識和強烈的改革意願，經過慶曆新政的演練磨合，仁宗與改革派之間最終達成了更深刻的信任與默契，在仁宗晚年，改革派重返朝廷，各項改革措施穩健推行；對於列祖列宗以來所形成的寬容的政治風氣，仁宗身體力行，他尊重士大夫，容忍並鼓勵批評，在仁宗的朝堂上，始終存在著不同的政見和爭論的聲音，對於國家的各項政策措施，官員們各抒己見，激烈討論，最終得到更加符合國家利益的決定。仁宗不是一個英明果斷、雄才大略的君主，但是，在他的治下，宋朝也稱得上國泰民安、百姓富足。嘉祐（1056～1063）作為仁宗最後一個年號，在宋朝人的歷史記憶中，將會散發出越來越迷人的光彩。
如今，新皇帝上台，開封的宮闕換了主人，大宋王朝的歷史即將翻開新的一頁。
新皇帝趙曙，史稱英宗。新皇帝的作風如何？開封政壇翹首以待。開封人都聽說，這位皇帝陛下，從小喜歡讀書，受過良好的儒學教育，衣著簡樸，為人謙和有禮，看上去就像是個讀書人。況且，他即位的時候已經三十二歲，有足夠的社會經驗了。所謂「國賴長君」，看起來，大宋王朝也算是所託得人。
最初的四天，一切安好。
英宗是四月初一即的大位。初二日，他頒布詔令，大赦天下，百官普加一級，厚賞三軍。初四日，他任命首相韓琦擔任仁宗的山陵使，負責先皇的喪葬事務。一應政務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新皇帝顯得謙虛老到，他尊重先帝留下來的各位宰相大臣，從不直呼其名，宰相報告任何事情，他都要詳細詢問來龍去脈，然後再做決定，而對於他所做的決定，大臣們私底下都表示讚賞。其間發生的一件事情甚至讓宰相們感到了一絲惶恐。按照慣例，那些在最後關頭為先皇治療的倒霉的御醫要受到處分。其中的兩位，是在三月初二才從外地調過來的，奉御日淺，有人便為他們求情說：「先帝最初服用這兩位的葯，還是有療效的。不幸到了這個地步，這是天命，不是醫官能決定的。」沒想到年輕的皇帝頓時變了臉色，問道：「聽說這兩位是各位大臣推薦的，對嗎？」宰相們說「是」。新皇帝又說：「那我就不敢說什麼了，還是請諸公親自裁決吧。」最終，在十二名受到處分的御醫中，只有這兩位被貶到了偏遠地區。 這件小事讓宰相們心下悚然，再不敢小瞧剛剛上任的皇帝—他知道他的權力是什麼、有多大、在哪裡。皇帝雖然是新的，但是並不嫩，所作所為符合他的年齡。
權力交接平穩，新皇帝政務實習及格，一切平順，諸事大吉。然而，誰都沒有想到，這種狀態只持續了四天。到了四月五日，事情忽然發生了大逆轉—新皇帝瘋了！
這一天，天還沒亮，宰相大臣們正在待漏院等待上朝，忽然接到宮中消息：皇帝突染重病，朝會取消，先皇的治喪活動暫由宰相代理主持。皇帝究竟怎麼了呢？宰相們得到的密報是，皇帝頭天晚上忽然發了狂症，不認識人了，說話顛三倒四，語無倫次。前一日在朝堂上好端端的皇帝，怎麼進宮去睡一覺就變成了這般模樣？這中間究竟發生了什麼？皇帝受到了怎樣的刺激？還有，更重要的是，皇帝的病還要持續多久？
整個外朝都在打探，在猜測。就這樣，從初五挨到了初八。按照禮官選定的日子，初八是仁宗大殮，遺體正式移入棺木的日子， 這是作為兒子的新皇帝必須親自主持的儀式。皇帝病情是否能夠好轉，到時自見分曉。
結果又怎樣呢？更糟了！英宗皇帝病情加劇，當著眾臣的面，「號呼狂走，不能成禮」。情急之下，宰相韓琦丟掉手裡的哭喪棒，拉起帘子，衝上前去，牢牢抱住皇帝，這才穩住了局面。接下來，韓琦叫來宮人，讓她們把皇帝扶進宮去，小心看護。安頓了皇帝，韓琦又率領著兩府大臣覲見太后，經過一番緊張的商量之後，最終商定，以英宗的名義下詔請求太后「權同處分」政事。根據太常禮院擬定的規矩，屆時太后會和皇帝一起出現在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
時隔四十一年，大宋王朝再一次出現了太后垂簾聽政的局面，只不過，上一次皇帝十三歲，而這一次皇帝三十二歲；上一次是奉了先皇的遺制，而這一次卻是皇帝病狂，太后不得已出來主持局面。
活了三十二歲都好端端的趙曙，怎麼做了皇帝反倒發起瘋來？難道是壓力太大，不勝負荷？還是別有隱衷？還是說曹太后對於英宗的即位心存保留，所以她有意逼瘋英宗，以便自己掌權？一時之間，疑雲籠罩宮城，英宗的皇位乃至開封的穩定都成了變數。
仁宗的不甘心
太后的態度的確可疑。新皇帝已經即位九天了，可是告哀使者還沒有出發。
什麼是告哀使者？自從景德二年（1005）宋遼簽訂澶淵之盟、結為兄弟之國以來，每逢老皇帝去世、最高權力易主，雙方都要互派使者通報消息，這就叫「告哀」。仁宗的告哀使者，早在四月初二就已經任命，然而，直到初九，七天過去了，卻還沒有出發。原因卻也簡單—「上面」尚未明確訓示「使者對答繼嗣之辭」，即向契丹方面通報新皇帝的即位消息的外交辭令。難道說，「上面」有意滯留告哀使者，想要改弦易轍，另立新人嗎？而在皇帝「上面」，只有太后。遭此大喪，理當及時遣使告哀。況且契丹在宋朝有的是眼線，如今天下縞素，契丹焉能不知？而政府的告哀使臣卻遲遲不能送去正式的訃告，那麼，契丹方面會怎麼想，怎麼可能不心生猜疑，以為宋朝發生了特別的變故？！「國有大故，正是鄰敵窺伺之時」，萬一處置不當，豈不白白造成兩國猜疑，自找麻煩？！
諫官們坐不住了。四月九日，司馬光（1019～1086）代表諫官上疏，提出兩點主張：第一，告哀使必須立即上路，「晝夜兼數程進發」；第二，至於「使者對答繼嗣之辭」，則應「盡以實對」，坦誠相告。萬萬不能推說「不知道」，更不能編造謊言，自取其辱。
父死子繼，天經地義，這還需要解釋嗎？難道說英宗的即位在合法性上存在爭論？司馬光當然認為沒有，然而，他卻不能不擔心別有用心的人會拿著此事做文章。
奏札最核心的部分，就是解釋英宗即位的合法性以及實話實說的必要性：
自古以來，如果嫡系長房沒有兒子，那麼就從旁支過繼男性後裔作為繼承人，這一原則，儒家禮典里記載得清清楚楚，對於國家怎麼會有損害？！如果契丹人問起，實話實說，又有什麼不對的？倘若契丹人問起，而使者回答說「不知道」，那又有什麼好處呢？！陛下剛剛成為皇子的時候，詔書已經布告天下，契丹人那邊怎麼可能不知道？如果現在編造一套謊話來搪塞契丹人，那麼不但騙不了他們，反而會讓契丹人看了我們的笑話。
英宗不是先帝的親生兒子，儘管先帝過繼了他，可是他跟先帝之間終歸沒有直接的血緣聯繫。這就是一切猶疑的根源！
英宗的生父名叫允讓，封濮王，四年前過世。英宗的祖父名叫元份，封商王。元份和仁宗的父親真宗是親兄弟，都是太宗的兒子，真宗行三，元份行四。也就是說，英宗的父親濮王和仁宗是堂兄弟，英宗是仁宗的再堂侄，他們的共同血緣要向上數四代追溯到太宗—而這已經是仁宗所能找到的血緣關係最近的男性繼承人了。
誠如司馬光所言，「如果嫡系長房沒有兒子，那麼就從旁支過繼男性後裔作為繼承人，這一原則，儒家禮典里記載得清清楚楚，對於國家怎麼會有損害？」宗法制度的核心就是維護大宗的綿延不絕，小宗可以無後，大宗則必須保證傳承，皇